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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经过一天劳累的工作，你拖着疲倦的身体驾车回家。虽然是在驶向回家的路上，但是你的大脑还在飞速旋转，想着今天没完成的工作，尤其是一想到还有很多家务需要做，更是感到头疼。就在这种类似精神挣扎的状态下，你左转进入了另一条路。而就在这时，一个小孩踢着皮球闯到你驾驶的路线上，你是否能够及时刹车？如果你不是在思考问题，而是在接一个电话，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是否还能够及时停车？也许大多人都确信自己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因为人们相信，只要眼睛注意着路面的情况，手里握着方向盘，就都能自如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为什么驾车时不能接听电话？ 尽管在驾车的同时接打电话有时是一件无法拒绝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绝对是危险的事情。广泛的研究已经表明， 在开车的时候使用电话是很危险的事情，它造成事故的影响绝不亚于醉酒驾车。
在开车的同时使用电话使得司机对周围情况信息的掌握减少了，无论是对交通信号灯还是对其他意外情况的反应都会变慢。试想，如果出现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例如，突然出现在马路上的小孩，由于你在使用电话而使刹车慢了一点点，那将是一种什么后果。
一场反对驾驶时使用电话的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兴起，纽约是第一个就此事立法的城市。纽约法律明文禁止在驾驶的时候使用电话，因为纽约立法委员会的智囊团相信，这样做将确保司机的眼睛盯在马路上，手放在方向盘上，避免了让他们分心。同时，纽约立法委员会也以多数票通过，暂时搁置禁止在驾车时使用非手持耳机式电话的讨论。这样的结果无疑触动了电话公司的神经，他们灵敏的嗅觉已经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大力推动这项立法的同时还借助舆论工具。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就宣称“使用非手持耳机式电话能够解放司机的双手，从而提高驾驶的安全性”。诺基亚公司也迅速将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推荐为他们的十大安全产品之一。在这种宣传攻势下，大家迅速认识了非手持耳机式电话，并对它的安全性达成了共识。
在一次调查中，有77%的美国人认为非手持耳机式电话的安全性要远远高于手持电话。无论是立法委员会对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暧昧的态度，还是电话公司不遗余力的推荐，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当司机双手放在方向盘上而目视前方时，无论是多么出人意料的事物，都可以被司机察觉到。鉴于读者对大猩猩实验的了解，想必你已经能够想到我们接下来要说些什么了吧。
为什么用耳机接听也很危险？ 每个人都可以把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很自如地驾车，也可以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使用电话，这件事与手和眼本身无关。实际上，无论在做什么——开车、使用电话，都需要耗费大脑的 认知资源 （cognitive capacity）。
认知资源对于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人们的认知加工过程是并列的还是平行的。例如，对于人们来说，在一条笔直的路上行走的同时和朋友交谈是很容易的，因为行走过程与语言过程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如果突然遇到一片充满水坑的人行道，而要选择一条行走线路时，可能就不得不停止讲话了。现在的行走过程需要额外的资源来计划，使得语言过程即刻被挤了出去。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关键的结论就是： 人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
实际上，注意的功能之一就是如何有效地分配这些资源。认知资源是人类进行各种活动的一个界限，一旦某种复杂活动超过认知容量的最大限度，人们就无法完成原有任务。行动的结果本质上取决于认知资源消耗的多少——耗费的越多，任务完成的质量就越差。
再来重新审视手持电话与那个神奇的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无论是用哪种电话，都是同时进行驾车和讲电话两个活动，耗费认知资源——更确切地说是注意资源——是相同的。从这点上说，两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差异。
在大猩猩实验中，我们为了探讨认知资源的作用，还发展出了一个任务更为复杂的实验。在此实验中，并不是简单地让被试数白色球衣运动员的传球次数，而是要求被试分别记住白色球衣运动员击地传球的次数与空中传球的次数。由于提高了任务的复杂性，使得没有看见大猩猩的人数的比率提高了20%。任务更复杂了，意味着被试需要提取更多的注意资源，使得很多被试都没有足够的注意资源去发现大猩猩。随着任务复杂性的提升，能够看见大猩猩的人也随之减少。
请重新思考驾车时使用电话的问题。 出现问题的原因不是用一只手拿住电话就影响了安全驾驶，而是在于讲话本身——说话是一件耗费认知资源的事情，无论使用的是何种电话机。 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更多的人还不知道认知容量的存在，使得很多地方的法律只禁止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持电话，反倒增强了公众对非手持电话的信心，也使大众对此事的误解越来越深。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大猩猩实验怎么能与真实的驾车场景相提并论？就算将其精准地抽象化，计数任务又怎能与说话相比呢？对于如何比较两种活动的认知难度，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做实验。
肖勒与他的学生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项实验，目的是探索说话到底能够耗费多少认知资源。肖勒仍然采用“红色大猩猩”的实验程序，不同的是他把被试分成了两组：一组仍像以前一样进行计数任务；另一组被试需要在计数的同时打电话与别人聊天。连肖勒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实验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计数任务组有30%的人没有看到红色加号，而另一组居然有90%的人没有看到——是计数任务组的三倍。
此外，实验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组在计数的同时打电话的被试的计数成绩与前一组相差无几。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计数时打电话并没有影响计数成绩，那么开车时使用电话也应该不会对开车本身造成影响。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90%这个数字。也许开车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对预料之外的物体出现的敏感度会严重降低，这就意味着潜在的威胁安全的因素在增加。
与同在车里的人聊天也是危险的事情吗？ 已经有很多证据表明，与开车时打电话聊天相比，仅仅与同车的人说话对安全的影响要小得多。原因在于：首先，与同车的人聊天可以更容易听见他人说话的声音，也更容易理解说话的内容，这要比打电话轻松得多；其次，车里的同行者本身也提供了一双可以观察周围其他情况的眼睛，其提供的安全系数要远远高于电话另一边的那个人；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原因，来自于很多学者所说的“ 社交需求 ”（social demands of conversations）。当你驾驶到一个情况很复杂的路面时，反而没有迫使你继续谈话的“社交需求”的压力，你的同伴很有可能会停止聊天并保持安静，帮助你观察周围的环境。但是，如果你当时在打电话，“社交需求”就会迫使你不能终止谈话。
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就有理由相信，单纯的讲话与用电话聊天对驾车的影响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