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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急诊手术室的最后一周。我拖着身体走向后门，却压根儿没看自己在往哪儿走。艾琳已经听到了汽车的声音，此刻正坐在地板上等我。我踩到了她的脚丫儿，她哭了起来。
“你踩到她了。”帕蒂边说边冲过来抱起艾琳。
“她坐在那到底想干吗？”
“她在等你！她有两天没见到你了。你呢，走进来却踩了可怜的小东西。”她转向艾琳，用手抚摸孩子的头发。“没事儿的，宝贝。没事儿。”艾琳紧紧贴着帕蒂的脖子，啜泣着，双肩一耸一耸的。
我用手覆上了脸颊。我不想这样。昨晚只睡了半个小时的觉，而且从上午 10 点开始就为一个枯燥得要死的腹部手术做第二助手。我本想从后门进入屋子，一个人待着。我要安静、安静！不需要有谁告诉我要做什么、没有传呼、没有指令。我想做的就是关上大脑、闭合感官。
上帝啊，难道我就不能在自己的房子里享受片刻的安宁吗？孩子在哭闹、老婆在埋怨，这些我不需要。整日整夜的工作已经让我够受了。
在急诊手术室的 6 个星期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我见过了数不清的枪伤、截肢、断肠、车祸，还有死亡。我见过了无数的死亡，但是思想却从没有在这上面停留。总是想着死亡并不实用，而我早已经学会了实用主义。两个月前能让我惊骇的事情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已经稀松平常。悲剧每天都在上演，而我又太忙太累，故意漠不关心是我避免身陷不尽悲情的唯一出路。
我已经学会除了对眼前的工作之外的一切都熟视无睹。我变成了一个糟糕的丈夫、糟糕的父亲。我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对所有东西提不起精神、毫无耐心、毫无兴趣。
现在我正站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的头部受到重创的女孩的床尾。我已记不得她是怎么受伤的了。也许是车祸，也许是高处坠落。她的体温一直在上升，可我无能为力。她的高烧不是由于感染引起的，而是因为大脑系统体温调节中枢的严重损伤。
我曾经把她周身塞满冰块，也曾为她洗胃。我尝试了所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可她的体温还是不断攀升。如果再升下去，那她生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即使活下来，也会变成植物人。因为大脑忍受不了那样的高温。
天啊，她才 20 岁。我是见着什么鬼了，为什么救不了她？
我站在那里，手里紧紧捏着病例，眼睁睁地看着她的体温继续上升。
乔·斯崔德莱克走过来，见我将时间浪费在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复活的病人身上有些恼怒，但他看得出来我并不好受。
“迈克！我们做了所有可能做的。她只是……嗯，有时候创伤就是太严重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从我手中将病历表接了过去，扔在床尾的箱子里。“走吧，”他轻声说，“急诊室里需要你。”
乔的这种姿态我没有。他知道什么时候和死亡搏斗、如何搏斗，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止步。他对自己在每个案例上的能力所及很清楚，这是我所不及的。我还停留在想打赢每一场仗的思想层面，所以在急诊手术室的这几个星期让我备受折磨。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一切。我曾因很优秀才争取到梅约的住院医生资格。我的解剖学、生理学成绩很好，在全国医学委员会前表现得很好，我成功地得到了系主任的推荐信，也受到过有关这份工作的知识方面的良好培训。然而，这里没有关于情感方面的培训。推荐信、分数永远都不会使我平静地接受抢救孕妇和婴儿失败以及眼睁睁看着 20 岁的女孩一点点地烧坏大脑。
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但它们正慢慢地将我吞噬。我在想，生命会如何持续下去？我和我的同事们在目睹这些之后，还怎么去微笑、怎么去在休息日修剪草坪、怎么去与孩子嬉戏？
当然了，如果我们毫不在意——甚至装作不在意，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可以努力做好工作，同时不带感情色彩，但我们走入医学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感情在里面的。之所以选择学医正是因为我们在乎，但这份在乎正持续不断地带给我们痛苦、挫折和折磨。
为了成为外科医生，我们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学习。在大学中，我们曾名列前茅；在医学院中，也曾崭露头角。我们的生命在以前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成功，直到有一天——也就是现在，我们成了世界闻名的梅约医疗中心的外科住院医生。一切都太完美了。但就在我们额手相庆之前，在我们找到更衣室之前，才发现这个职业与其他的职业一样——迅速、粗暴、无情地宣布我们并不完美。头部重伤的病人找到我们，我们帮不了；带着枪伤的病人到了这里，我们也治愈不了；动脉破裂的病人被送了进来，我们同样无能为力。
我们就这样不断地面对各种难题，不断地失败。这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成功的我们，一直都知道怎么做的我们，一直都极度自信的我们。过去的我们从来没有尝试做过如此重要的事，也从来没有失败得如此彻底。
我们曾试图告诉自己：“她死了并不能说是我的错。”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却不能接受。医疗不是简单地遵照教科书的引导，我们要做的是治病救人。然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并不是在救人。
“想听真话？”我们会发疯一般地问自己，“这就是真话。一个尚还喘气的年轻女人到了你这，眼中带着恐惧，渴望你能救救她。而此刻呢，她正躺在太平间的金属轮车上，盖着白布。这就是你所要听的真话。”
然后，我们还要硬把自己拖向急诊候诊室，面对那一双双等候了几个小时的恐惧又焦急的眼睛。这一双双眼睛曾经在我们推着他们的女儿跑向手术室时满含热望与恳求地望着我们。现在，我们开口之前，他们已经明白了，可以从我们挣扎着开口的神态中看得出来。
“我……我非常抱歉地告诉您……”
随后，我们就会坐在医生更衣室的长凳上，深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吐出来——但我们并没有吐出并且摆脱所有的事。我们会坐在那里，紧握双手、低着头，提不起精神去清洗沾满的鲜血、累得不想睡觉、没有心思去管护士两个小时前要进行的静脉注射。我们的意识会逐渐失去焦点、慢慢地从过去的几小时的恐怖中退出来。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有时可能会在早上八九点钟查完房后就下班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早晨的阳光穿过树叶在我们周身闪耀、一跳一跳地射进我们的眼睛，仿佛救护车灯一般。我们回到家中，回到需要我们的妻子身边，咕哝地打个招呼、匆匆从妻儿身边走过，然后陷入无梦之眠。
然而更多时候我们还不能下班，眼前还有一整天的工作在招手，因此我们没有时间去想昨夜发生了什么。如果病人死里逃生，那前面还有别的新的挑战在等待我们：电解质紊乱、心脏输出流量减少、刀口渗血，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们去处理。于是我们就欣慰地忙碌着，忘却了昨夜的恐怖幽灵，忘却了那些断肢、枪伤、翻开的腹部、玉米收割机割伤的手指以及沾满泥与沥青的张开的脚踝骨。
我们逐渐了解那些培训、了解那些在乎并不能解决每个问题。这不是在医学院，我们也不会场场考试都得优，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不会拍拍我们的头，赞叹我们的聪明。我们不会赢得每一次战斗的胜利。
“有时候创伤就是太严重了。”乔说。
是的，对我来说，确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