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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急诊手术室的最后一周。我拖着身体走向后门，却压根儿没看自己在往哪儿走。艾琳已经听到了汽车的声音，此刻正坐在地板上等我。我踩到了她的脚丫儿，她哭了起来。
“你踩到她了。”帕蒂边说边冲过来抱起艾琳。
“她坐在那到底想干吗？”
“她在等你！她有两天没见到你了。你呢，走进来却踩了可怜的小东西。”她转向艾琳，用手抚摸孩子的头发。“没事儿的，宝贝。没事儿。”艾琳紧紧贴着帕蒂的脖子，啜泣着，双肩一耸一耸的。
我用手覆上了脸颊。我不想这样。昨晚只睡了半个小时的觉，而且从上午 10 点开始就为一个枯燥得要死的腹部手术做第二助手。我本想从后门进入屋子，一个人待着。我要安静、安静！不需要有谁告诉我要做什么、没有传呼、没有指令。我想做的就是关上大脑、闭合感官。
上帝啊，难道我就不能在自己的房子里享受片刻的安宁吗？孩子在哭闹、老婆在埋怨，这些我不需要。整日整夜的工作已经让我够受了。
在急诊手术室的 6 个星期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我见过了数不清的枪伤、截肢、断肠、车祸，还有死亡。我见过了无数的死亡，但是思想却从没有在这上面停留。总是想着死亡并不实用，而我早已经学会了实用主义。两个月前能让我惊骇的事情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已经稀松平常。悲剧每天都在上演，而我又太忙太累，故意漠不关心是我避免身陷不尽悲情的唯一出路。
我已经学会除了对眼前的工作之外的一切都熟视无睹。我变成了一个糟糕的丈夫、糟糕的父亲。我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对所有东西提不起精神、毫无耐心、毫无兴趣。
现在我正站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的头部受到重创的女孩的床尾。我已记不得她是怎么受伤的了。也许是车祸，也许是高处坠落。她的体温一直在上升，可我无能为力。她的高烧不是由于感染引起的，而是因为大脑系统体温调节中枢的严重损伤。
我曾经把她周身塞满冰块，也曾为她洗胃。我尝试了所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可她的体温还是不断攀升。如果再升下去，那她生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即使活下来，也会变成植物人。因为大脑忍受不了那样的高温。
天啊，她才 20 岁。我是见着什么鬼了，为什么救不了她？
我站在那里，手里紧紧捏着病例，眼睁睁地看着她的体温继续上升。
乔·斯崔德莱克走过来，见我将时间浪费在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复活的病人身上有些恼怒，但他看得出来我并不好受。
“迈克！我们做了所有可能做的。她只是……嗯，有时候创伤就是太严重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从我手中将病历表接了过去，扔在床尾的箱子里。“走吧，”他轻声说，“急诊室里需要你。”
乔的这种姿态我没有。他知道什么时候和死亡搏斗、如何搏斗，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止步。他对自己在每个案例上的能力所及很清楚，这是我所不及的。我还停留在想打赢每一场仗的思想层面，所以在急诊手术室的这几个星期让我备受折磨。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一切。我曾因很优秀才争取到梅约的住院医生资格。我的解剖学、生理学成绩很好，在全国医学委员会前表现得很好，我成功地得到了系主任的推荐信，也受到过有关这份工作的知识方面的良好培训。然而，这里没有关于情感方面的培训。推荐信、分数永远都不会使我平静地接受抢救孕妇和婴儿失败以及眼睁睁看着 20 岁的女孩一点点地烧坏大脑。
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但它们正慢慢地将我吞噬。我在想，生命会如何持续下去？我和我的同事们在目睹这些之后，还怎么去微笑、怎么去在休息日修剪草坪、怎么去与孩子嬉戏？
当然了，如果我们毫不在意——甚至装作不在意，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可以努力做好工作，同时不带感情色彩，但我们走入医学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感情在里面的。之所以选择学医正是因为我们在乎，但这份在乎正持续不断地带给我们痛苦、挫折和折磨。
为了成为外科医生，我们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学习。在大学中，我们曾名列前茅；在医学院中，也曾崭露头角。我们的生命在以前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成功，直到有一天——也就是现在，我们成了世界闻名的梅约医疗中心的外科住院医生。一切都太完美了。但就在我们额手相庆之前，在我们找到更衣室之前，才发现这个职业与其他的职业一样——迅速、粗暴、无情地宣布我们并不完美。头部重伤的病人找到我们，我们帮不了；带着枪伤的病人到了这里，我们也治愈不了；动脉破裂的病人被送了进来，我们同样无能为力。
我们就这样不断地面对各种难题，不断地失败。这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成功的我们，一直都知道怎么做的我们，一直都极度自信的我们。过去的我们从来没有尝试做过如此重要的事，也从来没有失败得如此彻底。
我们曾试图告诉自己：“她死了并不能说是我的错。”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却不能接受。医疗不是简单地遵照教科书的引导，我们要做的是治病救人。然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并不是在救人。
“想听真话？”我们会发疯一般地问自己，“这就是真话。一个尚还喘气的年轻女人到了你这，眼中带着恐惧，渴望你能救救她。而此刻呢，她正躺在太平间的金属轮车上，盖着白布。这就是你所要听的真话。”
然后，我们还要硬把自己拖向急诊候诊室，面对那一双双等候了几个小时的恐惧又焦急的眼睛。这一双双眼睛曾经在我们推着他们的女儿跑向手术室时满含热望与恳求地望着我们。现在，我们开口之前，他们已经明白了，可以从我们挣扎着开口的神态中看得出来。
“我……我非常抱歉地告诉您……”
随后，我们就会坐在医生更衣室的长凳上，深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吐出来——但我们并没有吐出并且摆脱所有的事。我们会坐在那里，紧握双手、低着头，提不起精神去清洗沾满的鲜血、累得不想睡觉、没有心思去管护士两个小时前要进行的静脉注射。我们的意识会逐渐失去焦点、慢慢地从过去的几小时的恐怖中退出来。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有时可能会在早上八九点钟查完房后就下班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早晨的阳光穿过树叶在我们周身闪耀、一跳一跳地射进我们的眼睛，仿佛救护车灯一般。我们回到家中，回到需要我们的妻子身边，咕哝地打个招呼、匆匆从妻儿身边走过，然后陷入无梦之眠。
然而更多时候我们还不能下班，眼前还有一整天的工作在招手，因此我们没有时间去想昨夜发生了什么。如果病人死里逃生，那前面还有别的新的挑战在等待我们：电解质紊乱、心脏输出流量减少、刀口渗血，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们去处理。于是我们就欣慰地忙碌着，忘却了昨夜的恐怖幽灵，忘却了那些断肢、枪伤、翻开的腹部、玉米收割机割伤的手指以及沾满泥与沥青的张开的脚踝骨。
我们逐渐了解那些培训、了解那些在乎并不能解决每个问题。这不是在医学院，我们也不会场场考试都得优，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不会拍拍我们的头，赞叹我们的聪明。我们不会赢得每一次战斗的胜利。
“有时候创伤就是太严重了。”乔说。
是的，对我来说，确是如此。
这是一个多风的早晨，地面覆着约 10 厘米厚的新雪。我坐在梅约医疗中心的急诊室里，参加最后一次晨报会。此时，杰瑞还在楼上的手术室里，为一个肠裂病人做手术。马克瘫在角落里的椅子上。罗利和我则由于昨夜休息而相对清醒一些。乔·斯崔德莱克感谢了我们，说我们干得很好，之后就开始例行指导新来的住院医生了。
晨报会结束的时候，我与罗利、马克握手告别。他们说对于我这个骨科笨蛋来说，干得还不错。我则感谢了他俩，也开玩笑地祝两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好好照看那些直肠囊肿病人和肥胖病人的胆囊。
我让他们替我向杰瑞道别之后就向医生休息室走去，开始新的任务——在儿童骨科工作 6 个星期。杰克·博格是我的新高级住院医生。听说我刚刚从急诊手术室那边过来，他一定是很同情我，因为在完成了例行的查房之后，他就让我这周末休息。
杰克·曼宁也刚刚开始在黑尔博士手下“服役”。早上他用车载我到卫理会医院参加周六早上的会议。在急诊手术室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去开这个会，因此自从 9 月起，我就没在这里露过面。这次的会议是关于手腕舟形骨骨折术后并发症的内容。我正要坐下，伯克博士叫住了我。
“柯林斯博士，看到你过来可真好。请解释一下与舟形骨骨折相关的不愈合以及骨坏死高发的原因。”
我解释说，这是因为在舟形骨骨折的同时，部分骨头的供血血管也会断裂。
“哪部分骨头？”
“末端部分。”
“断裂的血管叫什么？”
“我认为那是……”
“你认为？”
“桡骨动脉。它进入舟形骨的……”
“我没问你它在哪儿进入，我问你它的名称。”
“哈哈，告诉他是肛门动脉。”弗兰克·威尔士在背后小声嘀咕。
“对不起，博士。我想不起来。”
“别向我道歉，”他回答说，“你该向你那倒霉的病人道歉。”
“是，博士。”我嗫嚅着准备坐下。
“你上次参加会议是在什么时候，柯林斯博士？”
我又站了起来：“有几个星期没来了，但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
“我不管你在哪里，参加会议是必须的。”
“但是我当时是在……”
“必须。”
这个时候，我知道应该闭嘴，于是我说：“是，博士。”
“‘必须’是对那些还想继续做住院医生的人说的。”
“是，博士。”
当伯克透过眼镜的上方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的时候，我就在沉默中静立着。“坐下，柯林斯博士。”他终于发话了，“曼宁博士，你知不知道这个血管的名称？”
当我如释重负地坐回椅子里时，弗兰克从后面拍拍我肩膀，小声说：“我想他对你有好感。”
* * * *
11 点半，我回到了家。虽然杰克住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却还是用车送我回了家。
太阳升起来了，昨夜的雪已经开始消融。帕蒂站在侧石上，旁边是我们的车—— 一辆绿色的老道奇车，已经有 4 天没有发动了。帕蒂身穿着一件奶油色的爱尔兰羊毛开衫，毛衫在她隆起的小腹两旁耷拉下来。艾琳站在旁边，双手搂着帕蒂的右腿。从维修站过来的詹森先生也在这儿。他抬眼冲我点了下头，然后又在发动机罩前埋头苦干去了。
杰克说帕蒂看起来气色不错。“我喜欢这个沙滩球的造型。”他说。
“哈哈，真搞笑。”帕蒂冲他吐吐舌头。
杰克把车倒出车道，挥手与我们告别。他开车走后，我亲了亲帕蒂，她看起来忧心忡忡。
詹森先生直起身来，“啪”的一声扣上发动机罩。
“你好，詹森先生。你看，怎么样了？”我手指着车问道。
他倒是很痛快：“发动机坏了。修它得花 2 000 块，可能还要多一点。”
2 000 ？买它才花了 700 ！
詹森看出来了：“得了吧，不值得修了。”
帕蒂和我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
“对不起。”詹森说。他往自己的卡车里走的时候，转过身对我说：“我给了夫人一个我认识的垃圾收购场伙计的号码。他也许能出价三四十块。”
我勉强笑了一下，心想他是不是装滑稽。等他走了，帕蒂和我大眼瞪小眼。
“现在怎么办？”她问。
“你有多少钱？”我说。
她伸手往兜里一摸：“ 6 块。”
我伸手搂住了她：“我们在银行里有 300 块，再加上从垃圾收购场的……”
她看着我：“你还真相信他只会给我们 30 块吗？”
10 分钟以后，我给曼托维尔垃圾收购场场主厄尼·豪斯菲尔德打电话。
“柯林斯？啊，知道了。老詹森说你可能会打过来。他说你是梅约的医生？”
“嗯，我是。”
“那你怎么还开一辆破家伙？”
啊，是啊，我给忘了。医生们总是开保时捷、宝马之类的。“我那辆兰博基尼在店里，”我告诉他说，“我开管家的车呢，我想应该给他买辆新的。”
“可真逗，大夫。好吧，这样：你要是能把车开这里来，我给你 35 ；要是派拖车过去，那就 25 。”
就 25 吗？我叹了口气：“发动机坏了，厄尼。你得过来拖走。”
“行。把产权证准备好。一个小时之内有人会去的。”
3 个小时之后，一辆拖车停在了我家门口。一个戴着脏蓝色鸭舌帽的年轻人跳下车，看我们的地址。我走了出去。他扫了一眼右手里的纸条问：“柯林斯大夫？”
“柯林斯。”我伸出手去。
他把纸条塞回口袋，和我握了手。“我是吉米，给厄尼开车，”他看了看道奇，“这就是您的车？”
我点点头：“是，就是它。我还真舍不得它。以前挺棒的，就是最近完了。”
“是都弄走还是留点备件？”
“好，留点儿吧。”备胎虽然磨平了但还有气儿。于是我把它滚进了车库，也许能在将来买“新”车的时候派上用场。
吉米倒过拖车，将保险杠钩在纹车上。他按了卡车的一个按钮，我的车子就离开了地面。我把车本给他后，他给了我 5 张脏兮兮的 5 元钱。
帕蒂走出来，看着吉米把车拖走。“迈克，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她问我。
我告诉帕蒂，我还没有想好如何才能有钱买辆新车，我说还是等下次的工资发了的吧，还有两个星期。加上银行的存款，差不多够了。我转头向屋子走去，但是帕蒂却还留在原地。“你没忘什么东西吗？她问。
“比如？”
“比如买食物的钱。”
“我值班的时候会从医院带回来吃的。”
“我可不要再吃一个月的苹果和西梅甜卷了。”她说。
“如果你对我好点，那我也许带回来点鳕鱼砂锅。”
帕蒂拉起艾琳的手，气冲冲地朝我走来。
“我不要鳕鱼砂锅，”她说，“我要肉。还有蔬菜。还有土豆。”
我叫道：“我应该娶个可以吃上一个月根茎和梅子的女人。”
“我应该嫁个律师。至少桌子上还有吃的。”
帕蒂一定是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否则她不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