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距今九百三十多年的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六韬》从汗牛充栋的历代兵书中脱颖而出，与《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一起被确定为武学经书，从此正式跻身古代兵书的第一方阵，成为兵学著作中最耀眼的七颗明星之一。它们彼此交相辉映，共同彰显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仅就篇幅而言，与其他六部兵家经典相比，《六韬》的字数最多，今本近两万字，共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共计六十篇，规模庞大，论述精辟，思想丰富，被誉为先秦军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美国学者凯德·史密斯在《如何读〈六韬〉》一文中，则认为它“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

那么，这部杰出的“军事百科全书”是何人何时创作的？这是学习与研究《六韬》必须了解的问题。历代学人对此众口不一，歧见迭出，概括而言竟至少有以下八种之多的说法。

其一，认为是殷商之际的军事家吕望所作。《隋书·经籍志》是《六韬》一书目前所见的最早著录者，称有《太公六韬》五卷，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吕望，姜姓，名望，字子牙；又有吕尚、太公之称。若认定姜望是《六韬》一书的作者，则该书的成书年代是商末周初。

其二，认为是由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的官员整理成书。陈青荣在《重新认识〈六韬〉的资料价值》一文中说：“《六韬》一书是齐桓公复修太公之法时，齐官府据周室旧档案整理成书的。”

其三，认为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刘宏章在《<六韬>初探》一文中说：“《六韬》成书应在战国，其下限在战国中期。”

其四，认为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徐勇在《先秦兵书通解》一书中说：“《六韬》是基本成型于战国中后期的兵家著作。”

其五，认为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当代学者多持此论，代表者如孔德骐在《六韬浅说》一书中说：“《六韬》成书于战国后期。”吴如嵩在（《〈六韬浅说〉序》）中断定：“《六韬》是一部托名姜太公撰，实为战国末期无名氏的作品。”

其六，认为是秦代一位在野人士的作品。张烈在《〈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一文中说：“《六韬》一书当是秦始皇统治时期一位在野之士所撰写的一部反暴政的作品。”

其七，认为是楚汉之际好事者的作品。宋人罗泌的《路史发挥·论太公》说：“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也说：“必秦汉间人所伪撰。”

其八，认为是魏晋以后谈兵人士的作品。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以上八种说法中的第一、二、八种，可被确定是不成立的。首先，《六韬》用了很多篇幅论述了骑兵的选拔标准、作战特点及其与步兵、车兵的协同配合，这是骑兵大规模用于战争之后产生的理论成果的反映。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的“变服骑射”，拉开了战国时期各国组建骑兵部队的帷幕，据此可以推定《六韬》成书的上限不应早于公元前307年。其次，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武帝初年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与今本《六韬》前三卷《文韬》、《武韬》、《龙韬》的部分篇章相合的。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死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墓中，也出土了与今本《六韬》的篇题与文字相合的竹简。银雀山《六韬》竹简不避西汉帝王讳，如汉高祖的“邦”字、汉文帝的“恒”字；同样，定县《六韬》竹简也不避帝王讳，如汉文帝的“恒”字。这两次出土的文献，尤其是银雀山汉简，有力证明了《六韬》成书的下限不应晚于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前的楚汉相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所以《六韬》的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307年到公元前202年之间，而上述关于《六韬》成书年代的第一、二、八种说法因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外而不攻自破。

在第三、四、五、六、七种说法中，笔者认为更合理的应是孔德骐、吴如嵩等主张的第五种，即《六韬》成书于战国末期；至于作者的姓名、身份等，则已很难确考。认定此说的主要理由在于《六韬》一书整合了先秦时期不同学派的学说，其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美誉的确不虚。举凡兵、儒、道、法、墨、阴阳等先秦学派的政治理念与兵学思想，均在《六韬》一书当中有所体现，反映了战国后期天下学术趋于综合的时代特征。此外，它与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尉缭子》、《孙膑兵法》、《吕氏春秋》、《庄子》、《荀子》等书，在思想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也有不少相似相合之处，这说明《六韬》与这些著作产生的历史年代是十分接近的。

当然，《六韬》一书绝非属于平庸的“杂家”，不是由各家思想简单拼凑而成的，而是借鉴中有发挥，整合中有创造，显示了作者卓越不凡的政治眼光与军事素养。

军事是流血的政治，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不能将军事与政治割裂开来，而应充分地站在政治的高度观照军事，这一观念在《六韬》当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大致说来，《六韬》全书的思想内容可以分为政治学与军事学两大部分，其中第一卷《文韬》与第二卷《武韬》的主要篇幅，探讨的是君王治国之道，后四卷探讨的是打仗用兵之术。

《六韬》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撰述方式，全书基本上是由一段一段的对话连缀而成的。对话者仅三人—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在《六韬》作者的笔下，周文王、周武王虽贵为君王，但在姜太公面前却十分谦逊，的确像是勤学好问的学生；而姜太公则有问必答，释疑解惑，见识卓绝，不愧其“师尚父”的身份。出现在《六韬》前两卷的姜太公，非常重视君主的行为规范建设，认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文韬·盈虚第二》），不厌其详地从各种角度探讨为君之道，使得为君之道构成了《六韬》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作者兼收并蓄了儒家的仁民爱物、墨家的尚贤节用、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家的赏罚严明等，同时又多有发展与创造。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发展了“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慎子·慎德》）的思想，反复倡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文韬·文师第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武韬·顺启第十六》）的理念，并立足于此大力构建其利民主张。

类似的表述，亦见于《吕氏春秋·贵公》与《逸周书·殷祝》。《吕氏春秋·贵公》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逸周书·殷祝》作：“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仔细辨析两者的语境与意蕴，可知《吕氏春秋·贵公》强调的是：身为“万民之主”的君王不应将天下视为某一个人的天下，不应只偏私一人而罔顾他人。君王应效仿天地自然的公正无私，普施恩泽，关爱天下每一个臣民。再看《逸周书·殷祝》，它着力传达的是君位无常的思想，以此显示推翻夏桀统治的商汤政权的“合法性”；认为天子之位只应属于品行高尚的“有道者”，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拥有天下，治理天下。

与《吕氏春秋·贵公》、《逸周书·殷祝》有所不同的是，《六韬》既无意营建与天道相通的“贵公”境界，也无意论证既得政权的“合法性”，而是站在维护君权的角度，放眼争名逐利、计较得失的凡俗人世，盘算着怎样才能帮助君主守住得之不易的王位。作者洞察人性的幽暗，认定“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文韬·文师第一》），“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武韬·发启第十三》），因此君王不能独享天下之利，而应与天下人共同分享好处。在《六韬》作者看来，能够给天下臣民分利，关乎政权的安稳、天下的得失，所谓“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韬·文师第一》），“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武韬·发启第十三》）。只有以“利而无害”的方式“爱民”，才能“主尊人安”（《文韬·国务第三》）;国君要懂得创造财富的重要，并肯把财富分给宗亲，因为“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文韬·守土第七》）。不同于孟子“何必曰利”的理论姿态，《六韬》作者高度重视“利”，甚至声称：“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韬·文师第一》）这里的“道”，虽然没有道家“道论”的宇宙哲学的深邃，也没有儒家“道论”的政治伦理的高标，却能贴近现实民生，深切地体恤天下百姓的贫苦，认为君主应使人人获利，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坐稳王位，否则就会丢掉江山，失去天下。历史证明此论并非危言耸听，秦王朝不正因为实践了李斯只满足君欲的所谓“独擅天下之利”（《史记·李斯列传》）的主张，竭泽而渔，剥削过度，最终导致民怨沸腾，快速灭亡了吗？《六韬》的利民主张，提醒历代君主关心民生，惠利百姓，如若不然，灾难与悲剧就会接踵而至。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深化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天下苍生的生计改善与利益维护。

作为兵学经典，《六韬》在军事领域的建树更为可观，多方发展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兵学的理论成果，探讨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战略、战术、选将、练兵、编制、武器、通讯等，论述细密，创见颇多，至少有以下四点精华特别值得介绍。

一是服务于“全胜”战略的“文伐”主张。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六韬》作者积极响应了孙武的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在《龙韬·军势第二十六》中指出：“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认为将领要清楚最高级的作战是“无与战”，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取得胜利。在《龙韬·立将第二十一》中，则对“兵不接刃，而敌降服”的胜利景象充满期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武韬·发启第十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以精辟的语言揭示了无需战斗、没有伤亡，是抵达“全胜”境界的两个必要条件。

实现“全胜”既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也需要“伐谋”、“伐交”的有效手段。《六韬》有效改变了孙武对于“伐谋”、“伐交”论述寥寥的缺憾，在《武韬·文伐第十五》中提出了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的十二种“文伐”之法。针对敌方掌握政治、军事大权的关键人物，如国君及其身边的近臣、忠臣、乱臣等，该篇设计了十二种诡诈之术以收买、迷惑、离间敌人，从而达到“不战”而削弱、瓦解敌人力量与意志的目的，极大拓展了《孙子兵法》以非军事手段挫败敌人的理论思路。

二是丰富多样的作战形式与深入细致的战术思想。

吴如嵩曾指出《六韬》在军事学术上的一大贡献，“就是它广泛地论述了多种作战形式的战术问题，其篇幅之大，范围之大，分析之细，在先秦的兵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六韬浅说〉序》）。针对不同战场境遇所应采用的具体战法，《六韬》作了十分详细的探讨。书中谈到的地形，有森林、深草灌木、平原、山地、池沼、江河、险隘地、开阔地等；探讨的战法，有围城、渡河、袭扰、偷袭、突围、迂回、追击、伏击、防火攻、防夜袭、防突袭，以及山地防御战法、江河防御战法、“猝遇敌人”的遭遇战法、“阵皆坚固”的阵地战法等。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战场情境以及战胜敌人的具体战术，《六韬》都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与恰切的分析，反映了《六韬》作者对战国时期复杂多样的战争形态的精深研究。《六韬》提炼出的一些作战指导原则，如“必出之道，器械为宝，勇斗为首”（《虎韬·必出第三十四》）、“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虎韬·金鼓第三十八》）等，已成用兵者的座右铭。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六韬》一书还深入研究了三大兵种—车兵、步兵、骑兵的不同特性与作战方法。《吴子》、《孙膑兵法》虽也有对三大兵种的战术理论的探析，但其详细程度是无法与《六韬》相比的。书中总结出了车兵的“十害”、“八胜”，骑兵的“十胜”、“九败”，以及各自作战性能的不同，即“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犬韬·均兵五十五》），“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犬韬·战车第五十八》）等。对于车兵、骑兵的选拔标准，《六韬》作者也设有两篇专文—《豹韬·武车士第五十六》与《豹韬·武骑士第五十七》，分别说明入选车兵、骑兵需具备的身体素质与专业技能，显示了对这两大兵种建设的高度重视。

三是思虑缜密的参谋总部人员编制理论。

《六韬》记录了较为丰富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内容。比如《犬韬·练士第五十三》记述了根据士兵的品质、性格、才艺、出身、经历等挑选出十一种类型—冒刃之士、陷阵之士、勇锐之士、勇力之士、冠兵之士、死斗之士、死愤之士、必死之士、励钝之士、幸用之士、待命之士，并把特质相近的士卒编成一队，共组建了十一种新型部队。《犬韬·均兵第五十五》记录了车兵与骑兵的编制—“置车之吏数，五车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一率，百车一将。……置骑之吏数，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这些都是研究战国军制的重要资料。

此外，《龙韬·王翼第十八》对参谋总部组织架构与人员编制的记述，更是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这个参谋总部机构由72人组成，分工细致，周密完备，分别负责作战、宣传、间谍、天文、通信、工程、医务、军需等，其人员构成是：腹心1人，谋士5人，天文3人，地利3人，兵法9人，通粮4人，奋威4人，伏旗鼓3人，股肱4人，通才3人，权士3人，耳目7人，爪牙5人，羽翼4人，游士8人，术士2人，方士2人，法算2人。这与西方十七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参谋部的功能与作用十分接近，表明在《六韬》成书时期我国军队建设与军事学术的早熟状况。

四是严格周详的选拔与考核将帅的方法。

《六韬》非常重视将帅对于军队乃至国家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龙韬·奇兵第二十七》）将帅的选用合适与否，直接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如何才能选拔出众望所归的“贤将”？《龙韬》中的《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等篇对此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套严格周详的选拔标准与考核方法。《论将第十九》提出“五材”，即选拔将帅的五条标准—“勇、智、仁、信、忠”。“五材”与孙子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略有不同，多了一条—“忠”，显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君主与将帅关系的特点。君主对军权要绝对掌握，对将帅要绝对控制，将帅对君主必须忠诚不贰。《选将第二十》一篇则告诫君主选拔将领时一定不能只看表象，并列出了外在表现与内在品质不相符合的十五种情况，提醒君主不要被一个人外在的优秀品质与良好素质所迷惑。篇中还给出了“问之以言”、“穷之以辞”、“与之间谍”、“明白显问”、“使之以财”、“试之以色”、“告之以难”、“醉之以酒”等八种深入考察将领的具体方法。上述选拔将帅的标准与方法，是先秦将帅论的重要收获，为历代治军者所高度重视。

《六韬》既有“军事百科全书”的称谓，那么笔者以上四方面的介绍，自然无法涵盖此书丰富多彩的内容，但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六韬》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现存三个系统的版本。一是今本，亦即《武经七书》系统各本，重要的有何去非校定《武经七书》本、朱服校刊《武经七书》本、施子美《六韬讲义》、刘寅《六韬直解》、李清《重镌六韬集注》、沈津《太公六韬类纂》、张居正《增订六韬直解》、黄献臣《武经开宗六韬》、朱墉《六韬汇解》、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等二十多种。这一系统的《六韬》实际上是何去非对古本整理精减并重新调整后的改定本，后世刊本皆祖于此。二是引文系统本，它来源于宋代《武经七书》成书以前引用《六韬》文字的各种古书，如《北堂书钞》、《群书治要》、《意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该系统不如今本完整，但保留了不见于今本的内容。三是竹简帛书系统，它包括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河北定县所出土的《六韬》竹简，以及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写本《六韬》残卷。当代研究者一般采用今本为研究底本，而以引文系统本与竹简帛书系统本为重要参考。

属于今本系统的宋代施子美的《六韬讲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六韬》的注解本，本书的整理、注译即以此为底本，以刘寅《六韬直解》、朱墉《六韬汇解》、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参校，也参考了今人的一些校勘成果。在注译、整理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六韬》的浅见之外，还较为重视借鉴、吸纳古往今来尤其是今人的研究成果。本书引用的书籍主要有：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第八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版）、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共两册，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四十三两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版）、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岳麓书社，1992年版）、《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写的《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孔德骐的《六韬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徐树梓主编的《姜太公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盛冬铃的《六韬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文儒的《中国兵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吴如嵩等的《中国军事通史·战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徐勇主编的《先秦兵书通解》（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钮先钟的《战略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写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黄朴民的《黄朴民解读三略·六韬》（岳麓书社，2011年版）等，在此笔者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陈曦
2016年2月写于军艺南楼翕然斋 qwxNz3xjiteUa5r+KxCWrAcBBn8YSpn7JYsRNsHFPOgedZH2Z5dYyQeU2x7awk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