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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古人用“太极”、“阴阳”、“四象”、“八卦”的符号系统和数理逻辑组成的“六十四卦”认知世界的观点和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易”。按汉代易学家郑玄的说法“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简易”是《周易》的特征，如《系辞》所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变易”是《周易》的本质，如其所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唯变所适”。“不易”是“变易”的前提，此之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从“三易”之说看《周易》，则“变易”和“不易”是世界观，而“简易”则是方法论，“简易”存在于“不易”与“变易”之中。若从字面解释，《说文》：“易，蜥蜴”，即变色龙喻其“变易”，又“易，日月也”。日为太阳，月为太阴。“易”字从文字解释有两种基本意思，一是取其蜥蜴的变化特征。二是指由日月象征太阳与太阴的字形。其后一种意思描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从日月交替和变化开始的，而且这两种天体的运行与古代人的生活联系得也最为密切。庄子说“易以道阴阳”，《系辞》曰：“阴阳之义配日月”，“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凡此种种释“易”可知，“易”之“简易、变易、不易”的道理，实际上都是通过“易”字所包含的日月、阴阳之道体现出来的。
《周易》的“周”字，凡有四解，就字义来看，意为周密，如《易传》言“几事不密则害成”，“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以密”，如常言所谓“天机不可泄露”，故“君子慎密而不出”；就时间而言，指周代，如《易传》所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就卦象而言，指“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卦体；就《周易》内容而言，指“知周乎万物”的智慧。以上四种解释，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易》作为古人认知世界的观点与方法，在周以前已经存在，如《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上古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于夏之时为《连山》易，于商之时为《归藏》易。若因周之时为《周易》，则何以夏、商不以时代名《易》？
如上所述，《周易》本不是一本书，而是认知世间万物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系辞》曰：“易者，象也。”《周易》的最初的结构和形态体现了古人从日月、阴阳的“形象化”认知转化为以“变化”为本质特征的理性思维。《易传》作者明确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不仅有“一分为二”的方法以分析和演绎事物存在的本质属性，而且还能以“因而重之”逻辑思维去归纳和推理事物变化的规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里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两仪（阴阳，黑色为阴，白色为阳）→四象（太阳
太阴
少阳
少阴
）→八卦（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
太极 两仪 四象 八卦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周易》就是通过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结构与变化方式，象征性地反映世间万物的本质特征与变化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普遍联系的观点与对立统一的方法对事物的发展与变化预先做出吉、凶、悔、吝等判断，其目的是劝善惩恶，避凶趋吉。
赋予《周易》这样的思想和智慧，主要是因为它的根源与发展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主流生生不息，不仅有“世历三古”和“人更三圣”之说，而且从根本上深切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学术方向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周易·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到了汉朝时，这种猜测式的说法被《汉书》总结成“人更三圣”与“世历三古”。这里的“三圣”，应该有两种说法，一是指伏羲、文王、孔子。二是指伏羲、文王、周公，后来，加上孔子，就应该是“人更四圣”了。但是，如果我们将三个“圣人”与“世历三古”对应起来，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近古。如果我们接受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作《易》的近古圣人是孔子，《易传》是孔子创作的，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孔子在《系辞传》中也带着疑问语气词“其”、“乎”、“邪”来说明《周易》的发明时代，而且孔子也没有理由将自己称作“圣”，更没有理由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古”。由此可知，“人更三圣”和“世历三古”应另有所指，但无论怎样，伏羲作为上古的圣人是符合情理的。伏羲“观物取象”，“一画天地开”，使人类从混沌中走出来，走进了文明觉悟的时代。孔子说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故称“文皇”。《系辞》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系辞传》里所说的“包牺氏”就是伏羲氏，伏羲“观物取象”画出了八卦。八卦的符号是蕴涵着数理的“象”，而数的演绎性与“象”的包容性既能使《易》根源于“自然”生成的本原，又能旁通于万物。伏羲画出的八卦经数理式的演绎变化和逻辑思维变为六十四卦。据《周礼·春官》记载，“六十四卦”在夏朝已经就有了。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六十四卦的符号也是伏羲发明的，这种说法在时代上来看，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呢？文王在羑里演的什么样的《易》呢？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文王之前，已经有了六十四卦，他不是六十四卦的发明人。其次，让我们一起来分析“演”字意义，在中国古代“演”既可以解释为“演绎”，也可以理解为“演算”。如果是前一种，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文王“演”的《易》，可能是在推演六十四卦的变化形式。如果是后一种意思，那么，文王拘在羑里时，可能只是演算着六十四卦的意义。总之，基于司马迁在《史记》记载的史事，结合《系辞》里有关“《易》之所兴”的推断而看，文王很可能是《周易》的卦爻辞的作者之一。汉代以后的学者，基本认为卦辞是文王通过推演后系属在六十四卦的卦象上的。
既然文王做了卦辞，“人更三圣”的最后一位，可能指的是周公。汉以后的儒生们就认为，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六爻，每个爻画后系属的爻辞就是周公创作的。至此，当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六爻后系属了卦辞和爻辞后，《周易》的卦画就有了文字解释，即我们现在很难读懂的卦爻辞，于是，《周易》就成为一本书。
孔子与《周易》又有哪些联系呢？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讲：“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从《论语》有关孔子论《易》的言行中，我们仿佛感到孔子只是一个《周易》的读者而已。并不能确定他为《周易》做了哪些工作。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汉书·艺文志》也记载：
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之属十篇。
《史记》《汉书》里所列举的情况说明，我们现在看到的《易传》就是孔子创作的。但是，现代研究《周易》的学者，大都相信欧阳修《易童子问》所提出来的《易传》“非圣人之作”和“非一人之言”的说法。因此，自欧阳修之后，质疑孔子作《易传》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是，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的传文部分让我们看到孔子与《易传》有着更深、更近的联系。帛书的《易传》有《系辞》两篇、《二三子问》两篇，又有《要》《缪和》《昭力》各一篇。经李学勤先生考证后发现，其中的《要》：
记载有孔子同子贡的问答，也说到“夫子老而好《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这句话口吻和《孟子》所载孔子所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是很类似的。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因为他对《春秋》作了笔削，所以他与《易》的关系也一定不限于是个读者，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他所作的，只能是解释经文的《易》。
根据帛书的记载并联系《史记》《汉书》有关文献资料来看，李学勤先生关于孔子“不是一个读者”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里，作为一本占卜算卦的书，《周易》本身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基本笼罩在宗教仪式和神秘奇异的迷雾之中。后来，因为《易传》的出现，使得《周易》具备了义理富赡、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同时，也赋予《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学术地位和思想智慧。于是，《易》就有了两种精神：一是用《易》占卜解疑的数术学，一是用《易》教化人心、安邦治国的经学。根据这种情况，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内容属于前者的书归类于“数术”类，将内容属于后者的书归类为《六艺》。其实，《易》从占卜的书上升到经学的书，反映着古人对《易》学思想的认识从天道、神道向着人道的转变过程。总的来看，从卦画→卦爻辞→易经→易传的过程，也就是天道→神道→人道→义理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的重要意义在于，本来作为古人卜筮方法的书，至汉代被奉为“经”并在此后的长期演变中被誉为“六经之首”、“群经之首”，主导着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方向。在儒家思想的体系之中，《周易》是阐述“性与天道”的学问，是儒家的根基，也是孔门的看家本事。其“世历三古，人更三圣”后，后世几乎所有的儒学、经学大师，都对它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因此，它也可以说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极深研几”、“探赜索隐”中用心血凝结成的智慧结晶。
《周易》既能以概括性包罗万象，又能以象征性触类旁通，并且使所有被解释的事物都能够找到数理的依据和道理的根源。随着易学不断深入而又广泛地拓展着《周易》的内容和认知思维，人们在解读和认知《周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认知《周易》的卦象与卦爻辞的门径和方法，概言之读《易》“通例”，简言之，易例。
以阴（
）阳（
）两种符号三叠而成的八种三画卦形，称为“八卦”。又称“经卦”，它是相对于八卦之外的五十六个“别卦”而言，是六十四卦爻辞的基础，也是《周易》的基本单位。八卦有一定的卦形、卦名、象征物，其基本的对应关系如下：
卦象对应简示图
先天八卦，据文献记载，魏晋时失传至宋朝邵雍再揭示于世。《周易本义》的卷首说：“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宋人以为此图的方位为伏羲所创，所以称“先天八卦”，又称“伏羲八卦方位”。先天八卦还配以数字的排列方式：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天八卦所蕴涵的数理，一方面说明八卦的符号实际上是与古人的数理观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揭示着《易经》作为认识世界的观点与方法迥异于其他的哲学体系，即它本身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说教，而是有着具体的数理演变逻辑。先天的方位以一阴一阳相偶相对，象征着天地自然的法象。往顺而来逆，从乾至震，逆向而数，则数为：一、二、三、四。从巽至坤，顺行而数为：五、六、七、八。这在方向上符合《系辞》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天地自然现象。对于我们今天研习《易经》的人而言，“先天”不仅为我们认识世界开拓了视野，而且，有利于我们以多重思维、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世界。就实用方法而言，其标示在八卦上的数字，是传说或托名邵雍发明的“梅花易数”起卦占验事情的数理依据。
后天八卦，又称作文王八卦，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云：“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人用之位，后天之学也。”此图为宋代著名易学家邵雍所传，意在解析《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的事物发展观。这一卦图的排列方式是易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创制，它不仅是第一个圆形卦图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排列顺序能应和五行相生的思想，如震为木、巽为木；离为火；坤为土；兑为金，乾为金；坎为水。帝者，根蒂，生物之主。帝出震位后，按顺时针转依次为：震、巽（木）→离（火）→坤（土）→兑、乾（金）→坎（水）。余一艮，艮为土。按孔颖达说，则可归类于坤中。依《说卦传》，则说“成言乎艮”。在方向上，艮属于标志东北方向的卦，也属于“万物终始”的生成之地。因此，当我们将八卦的图形当做一次革命性创制时，其五行对应八卦的解析就正好为这种图示的结构找到了双重的理论依据：一则五行按八卦图顺序相生；二则《说卦》中的论述正好符合五行相生的顺序。这两种理论相辅相成，由此，《易经》也从阴阳的认知扩大到五行的范畴。
卦德是古人从八卦卦象所对应的物象中揭示出的行为特点和内容特征，在某种程度上， 它揭示了八卦象征事物的最基本的情况。在《周易》这本书中，卦德是通过八经卦的《彖传》，以极其简约的言辞加以说明的。如乾为健，坤为顺，震为动，巽为入，坎为陷，离为丽（附着），艮为止，兑为悦。因六十四卦皆为两卦相重而成，所以，卦德不仅对理解八卦的意义极为重要，对理解八经卦以外的其他五十六卦也同样重要。卦德是从物的属性推及人的性情，这就使得《周易》本身的义理得到发挥，形成了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和信念智慧。如《乾》的卦德是“刚健”，推及于人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的卦德是“柔顺”，推及于人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读《易》必先从认识卦德着手，因为它不仅是卦的核心内容，而且对人生也有着深刻切实的指导意义。
卦德图示
“八宫卦”为汉代象数派易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京房创制，它以类似于“排列组合”的方式展示了从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的完整形式，其演绎方法以八经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为纲，每卦依初爻至五爻为次序，逐次展开变化，变至第五爻则不能再往上变，回头再变第四爻，称谓“游魂卦”。最后一变将已变的上卦不变，下卦尽变，形成“归魂卦”。这样，再加上“经卦”就形成了八个卦，由经卦为纲，变出七个卦，统属于“纲”。八个卦共为一宫， 所以就叫做“八宫卦”。
八宫卦象次序
“《易》本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朱子语类》）古人卜筮时，按通例，须先定一卦之动爻的位置，然后再看它与其他各爻产生的关系，这成为古人判断吉凶得失的标准，即通用的“中正比应”分析方法。其二、五为中，当位则正，故谓之“中正”。相邻之间的爻称之为“比”。按八宫卦的变化规则找出一卦的世爻，与之隔两位而对应的爻谓之“应”，合称“世应”。《系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又曰“六爻之义易以贡”。蕴涵在卦爻辞中的意义，有时是隐晦难明的，有时是捉摸不定的，有时是委婉曲折的，但是，只要读《易》者在分析卦象时运用“中正比应”之法，就可以找到使“六爻之义易以贡”的方法，也可以达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的理解效果（《易·系辞》）。因为《彖传》对一卦大义所做的判断就是运用“中正比应”的结果。《周易》卦爻辞指的“中”有两种体现，一是指居于下卦的二爻和居于上卦的五爻，故如《系辞传》所言“二多誉”，“五多功”。爻辞的意义多为吉利。二是位于下卦与上卦之间的三、四爻。如其《系辞传》所言“三多凶”，“四多惧”，爻辞的意义多为不利。
“正”则指阳爻居阳位（初一、三、五），阴爻居阴位（二、四、上）。二、五两爻因有中正之德，多不拘泥于此例。
在一卦之六爻中，相邻之爻谓之“比”。“比”有承、乘之区别，如二爻往下与初爻比，就叫做“乘”；二爻往上与三爻相比谓之“承”。“比”以阳上而阴下为宜，“应”则往往以阴在上、阳在下为宜。
上下两卦各有三对爻位以“世应”形成相互感应和联系的关系。“世应”本存在卦体的爻位之中，后又通过京房创立的“八宫卦”体系加以明确。具体而言，世爻：八个经卦（又叫纯卦）各自以上爻为世，其他各爻自初爻变起，依次为初、二、三、四、五，各以其所变之爻为世爻，游魂卦（八宫之第七卦）以第四爻为世爻，归魂卦（八宫之最后一卦）以第三爻为世爻。应爻：就是与世爻相对应的爻，即初与四应，二与五应，三与上应。其规则为世爻相隔二位之爻则为“应爻”。
世爻为一卦之主，古人在占筮时以世爻代表占问者本人，以应爻象征占问者所问的事、人、时、地、物等。根据古法，相应的两爻必须是一阴一阳才能相互感应，俱阴或俱阳皆不能感应。“世应”是占筮者推理并判断吉凶悔吝、进退得失的主要根据，也是我们理解卦爻辞的主要方法。
六十四卦是《周易》用来象征、解释宇宙、人生的六十四种符号，是《周易》的主体。八卦两两相重，就形成了六十四卦，如下卦乾（
）与上卦坤（
）相重就形成《泰》（
）卦；下卦坎（
）与上卦坤（
）相重就形成了《师》（
）。在六十四卦中，除《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八经卦自成其名外，其他的五十六卦皆别有其名。从八卦到六十四卦，既是内容扩张的过程，也是用数理来解释宇宙的原理趋于完整系统的过程。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反映了人们思维能力的发展，而这个发展本身也就奠定了《周易》的主体，因此，当六十四卦形成后，易学的发展都是在围绕这个主体来开展。
六十四卦的排列方式《序卦传》予以了解释。这种卦序发映了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转化的整体规律，对人们认识自然、世事、人生多有哲理性的启示。卦序始于《乾》《坤》，终于《既济》《未济》。朱熹的《周易本义》将其编为《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讼师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
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 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 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 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 是为下经三十四
此歌将六十四卦分以上下经的篇目来编定，便于熟记。因易类书籍是以此歌诀顺序为目次的，所以记着这个歌诀则不仅记住了六十四卦的卦名，而且也记住卦名的顺序，这是读易的必要步骤，应在读经时掌握或先行掌握。
《杂卦传》则根据六十四卦本身固有的“旁通”与“反对”关系，将其组成两两相对、相反相成的分组形式。这在《杂卦传》的“题解”中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言。
六爻在卦中的位次有奇偶之分，阴数对应于偶，阳数对应于奇，初、三、五为奇，以阳爻（以“九”标注）对应；二、四、六为偶数，以阴爻（以“六”标注）对应。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皆以阴居阴位，阳居阳位谓之“当位”。反之，以阴居阳，以阳居阴则谓之“不当位”，或称“失位”。当位之爻象征着遵循“正道”，符合规律，所以在爻辞中多以“吉”或“无咎”论。而“不当位”（失位）则悖逆正道，违背规律，多以“凶”或“贞吝”言。但是，当位与不当位在具体的一卦中，其吉凶的判断也并非必然如此的结果。一方面要看它与上下周围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要看它能不能因“变”得“正”，故《集解》中引虞翻、荀爽等人的注解时往往有“之正”之说，即本有其“悔”，变“正”则“无悔”；本有其“咎”，变正则“无咎”。
互卦又叫做“互体”。在相重的两卦之中，还能互连出一个卦，其方法是：除初、上爻外，下互卦以二与四为“同功”，互出一下卦；上互卦以三与五为“同功”，互出一上卦，这种从互相关联中找出的卦，就叫“互卦”。如图所示，《谦》卦中的二至四互为一个坎，三至五互为一个震，下坎上震，于是，《谦》卦中又互出一个《解》卦。
反对是以上下卦象的变化来显示卦与卦之间的关系，即上下卦象具以相反的卦象上下易位，如《渐》（
）反对成《归妹》（
），《明夷》（
）的反对成《晋》（
），《观》（
）的反对成《临》（
）等。旁通是本卦的六爻尽变，即阴爻变为阳爻，阳爻变为阴爻，则本卦就变为与之对应的另一卦，如《比》（
）与《大有》（
）旁通。通过“反对”与“旁通”的对应关系，就使得六十四卦的卦与卦之间形成相生相存、相辅相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同时，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使得《周易》象征的世间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对于今天学习和研究《周易》的人而言，理解“反对”与“旁通”，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自宋朝以后，很多《周易》的图画都以“反对”与“旁通”的关系来陈列。二是汉人注解《周易》时，多以“旁通”与“反对”的关系来说明爻辞的深义，如唐朝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中所引用的荀爽、虞翻等人的注解，往往是运用“反对”与“旁通”来曲尽其解，解析卦爻辞的意义的。
十二辟卦是从六十四卦中取出十二个能说明时令节气变化的特殊卦形，用以配合十二个月的气候变化，指示自然、天气“阴阳消息”的情况，故又称“十二消息卦”、“十二月卦”。“辟”字之义，犹言“君”、言“主”，也就是说十二辟卦为十二月之“主”。唐一行之《大衍历议》：“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孟氏”即汉朝易学家孟喜。他以阴阳爻位的进退来表明一年十二个月的天气变化、寒暑周流。其理论依据不仅相通于自然规律，而且也符合《周易》的基本原理。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图中阳盈为“息”，阴虚为“消”。自《复》至《乾》为息卦，如《复》一阳生为十一月卦，《临》二阳生为十二月卦，《泰》三阳生为正月卦，《大壮》四阳生为二月卦，《夬》五阳生为三月卦，《乾》六阳生为四月卦；自《姤》至《坤》为消卦，如《姤》一阴消为五月卦，《遁》二阴消为六月卦，《否》三阴消为七月卦，《观》四阴消为八月卦，《剥》五阴消为九月卦，《坤》卦六阴消为十月卦。 “十二辟卦”的理念，自汉孟喜、京房、马融、郑玄、荀爽、虞翻等，以迄清代经学家，通以释《易》，实际上，就是以阴阳之气的变化之道来解释卦象蕴含的意义，印证着易学的根本道理。
朱子曰：“《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故今之读《易》者，不熟悉“卜筮”，也难通“义理”。古人筮仪讲究甚多，总之，就是要干净，此所谓“洁净精微，易之教也”。当然，这里的洁净，不仅仅是指处所的洁净，更多的是指心灵上的洁净。如《易·系辞》所言“圣人以此洗心”。《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衍”就是演绎、演算。“揲”，即为“数”。据此，当备五十五策（或用五十策）“揲蓍占卦”。占筮之法不仅是理解《易》道的前提，而且其本身就是《易》学的基本内容。但是，须要指出的是，对于今天研习《易经》者而言，占筮只是我们深入理解《易经》卦爻辞的方法而已，绝不应该成为目的。
基于《周易·系辞》有关筮法的论述，并结合《左传》、《国语》记载的有关筮法，在此，简要说明“筮仪”如下：
【一变】第一步，双手合握五十根筮草，并从中取出一根不用，以象太极。第二步，将四十九策用左右手随意分为两部分，此一步为《易传》所谓“一营”，即“分而为二以象两”（象征阴阳）。第三步，左手执左边之策，右手置右边之策于案之右侧，右手即从右边之策中取其一策悬挂（夹持）于左手的小指与无名指之间，以形成天地人“三才”（左手所持象征天，挂一象征人，置于案之右侧之策象征地）之象。此为“二营”，即“挂一象三”。第四步，用右手四揲（按每四策为一组数之）左手所执之策，此为“三营”，即《易传》之所谓“揲之以四以象四时”。第五步，将“四揲”之余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扐之于左手无名指与中指之间，此为“四营”，即“归奇于扐以象闰”。用右手将揲过之策归于案之左侧。第六步，用右手持起案之“右边之策”，以左手四策为一组数之，此为“三营之半”，归其揲余之策而扐之左手中指与食指之间。此为“四营之半”，即所谓“再扐以象再闰”。之后，用右手归揲过之策于案之右侧，合左手“一挂二扐”之策于案上（第二变时置之不用）。此为第一变，即《易传》所谓“四营而成易”。
注：一变所余之策，左一则右必三，左三则右必一，左二则右也二，左四则右也四。合之前“挂一”之策，不五则九。或以为，既如此，则右不必再揲，古人以为不可，一则“失阴阳交错之义”，二则失“来而不往”之礼，心不能诚。
【二变】再以两手取左右两部分之策合之，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复“四营”如“一变”之法，置其左手之“挂一扐二”策于案上（第三变时置之不用）。此为“第二变”。
注：二变所余之策，左一则右必二，左二则右必一，左三则右必四，左四则右必三。合前之“挂一”，其数不四则八。
【三变】又取左右两部分之策合之，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再“四营”如“二变”之法。置其左手之“挂一扐二”策于案上。此为“第三变”。
三变形成一爻，合三变挂扐之策，画爻象于纸上。若三变挂扐之数共十三策，则揲过之策有三十六（49—13），而为“老阳”，其画为○，名为“重”，画阳爻（
）；若挂扐之策合为十七，则揲过之策为三十二（49－17），其画为少阴，名为“拆”，画阴爻（
）；若挂扐之策合为二十一，则揲过之策为二十八，其画为少阳，名为“单”，画阳爻（
）；若挂扐之策为二十五，则揲过之策为二十四，其为老阴，其画为×，名为“交”，画阴爻（
）。
由上述筮法可知，“三变”而成爻，“九变”成三爻，谓之内卦。“十八变”成一卦。然后考其所变，占其吉凶。观揲过之策有36为“老阳”、32“少阴”、28为“少阳”、24为“老阴”，因皆以“四揲”，故诸数当以四除，依次为九、八、七、六。按筮占之例，筮成之卦为“本卦”，凡遇“老阳”、“老阴”，均当使阳变阴，阴为阳，余则不变，再形成一卦，谓之“变卦”，推断吉凶以变动之爻辞辨其爻象与义理。若六爻皆变，则取卦辞为占；若六爻皆以老阳、老阴变之，则取《乾》、《坤》之“用九”、“用六”为占；若六爻逢少阳、少阴而均为变，则以本卦的卦辞为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