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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大概成书于战国中前期。西汉时期，《左传》曾立为学官，后几经废立，成为“十三经”中的一部。作为儒家经典中的一部，过去常把它看成是经书。它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又是一部重要的史书。经书也好，史书也好，《左传》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期，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许多先进思想和价值观，在《左传》里面得以体现。民本思想，《左传》中最为鲜明。《尚书》已有“敬天保民”的思想，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全盛于殷商、西周时代的天道观已经动摇，人们对“天”“人”关系作出新的解释，从重视天道转而重视人事，以民为本的思想越来越突出。桓公六年随国大夫季梁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就是突出的代表。 虽然还有一个“神”在，但季梁提出“敬神保民”，实质是借“敬神”来表达他的“保民”理论。敬神告神，都离不开民力、民和、民心；只有民力普存、民和年丰、民心无违，才能取信于神，也才能取得神的福祐。民心向背、得民与否也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曹刿论战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春秋中期以后，有关“保民”、“爱民”、“得民”、“恤民”、“成民”、“抚民”、“利民”的论述越来越多，哀公元年认为“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都说明民本思想越来越为统治者和进步思想家所重视，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正是对以民为本传统思想极好的弘扬。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晏子论“和同”的一段话。晏子所论之“和”“同”，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一对范畴。晏子认为，“和”与“同”异。“和”是指众多相异事物的相成相济，即集合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而成的统一，譬如调羹：“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汲，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同”是指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简单的同一。所以“和”是对立统一，“同”则是单一。“和”就是要适中，要和谐。各种相异的对立的东西相成相济，达到适中，才能和谐统一。晏子论“和”“同”，体现了对事物一与多、单纯性与丰富性多样性的统一认识。 “和”“同”思想的提出，对于建构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左传》还记载了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即所谓的“三不朽”说（襄公二十四年）。此说首先是崇尚道德，把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其次倡导建功立业，为国家做出贡献。再次是建言立说。“立言”之不朽，应该在“立德”、“立功”的基础之上，“立言”与其时代价值和社会功利是紧密相连的。“立言”之不朽，显示了人们对于言论和思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此外，还有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多行不义必自毙”（隐公元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十一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骄奢淫逸，所自邪也”（隐公三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二十四年）、“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昭公五年）、“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僖公二十四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昭公四年）等等，无不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与崇高的精神原动力。
朱自清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史学的权威”，在于《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
首先，《左传》是一部“言事相兼”（刘知几语）的史著。《汉书·艺文志》说，古代“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尚书》重在记言，《春秋》专于记事，单一的记言或记事，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而《左传》却摈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古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记事于一身，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留下的轨迹。人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左传》有意识地集中写出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上至天子诸侯、王公卿相，下至行人商贾、皂隶仆役，共有三千多个，写得特别出色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春秋五霸、吴王阖闾、楚灵王等诸侯君王，赵盾、子产、晏婴、伍员等臣子，还有许多妇女人物和下层人物。《左传》作者不但详细地写出这些人物的活动，而且揭示他们在春秋时期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赋予人物鲜明的历史意义。《左传》全方位的写人，它相对于“言事分纪”的《尚书》和《春秋》，在史学方法论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梁启超称赞说“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识论上，它还可以给人们一个启示，即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
我们说《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还在于它全方位的展现了历史。它把春秋时期从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到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直至家臣篡夺的整个过程都详细描述出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小霸，敢与周王争锋，宣告周天子王权下落、王纲解纽的开始。其后齐桓公尊王攘夷，晋文公一战而霸，秦穆公独霸西戎，显示出诸侯霸权的迭兴。而后“三桓”擅权鲁国，四分公室，却不料阳虎崛起，一个下人家臣击碎了季孙氏篡权的美梦。从西周沿续下来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冲击和挑战，意识形态里传统的宗法思想和君臣观念遭到了普遍的冲击。《左传》揭示了春秋时期权力下移思想观念急剧变化的详细过程。
春秋时期是诸侯争霸的时代，因此战争不断。《左传》全书中共记录了四百九十二起战争，写得较详细的大战有十四次，如韩原之战、泓之战、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柏举之战等，详细叙写了战争中的奇计与谋略，这些奇计与谋略，可以成为孙子兵法的实践注脚，有的在今天也有启发意义。
《左传》还展现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从《左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周王室到诸侯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宫闱斗争，甚至夫妻密谈、床笫之语。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外交频繁，《左传》对盟会制度，包括礼乐制度，外交中的赋诗用诗，都记载得详细而生动有趣。此外，像妇女生活，宗法制度，典章文物制度，皂隶制度，坐贾行商，无不应有尽有。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左传》是一部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中，《左传》开创了以史实解经的先河。《春秋》三传，指的是《左传》、《公羊传》与《穀梁传》。《公》《穀》二传，通篇设为问答体，着重开发《春秋》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不注重叙述史实。《左传》解释《春秋》，以叙事为主，通过历史事实的记述，让人们理解《春秋》的内涵。这种以史实说话的解经方式，对于理解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更有说服力。对后世的经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如南宋的吕祖谦，其研读《左传》，虽还恪守先经后史的原则，却是更重视《左传》中的史学价值。
说《左传》是文学的权威，是说它同时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左传》的文学价值，得到了多少后人的击节赞赏。严复、夏曾佑曾说：“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就此而言，文学和史学找到了它们的契合点。
《左传》是以人物、情节与细节来解释历史的。《左传》作者记载历史，非常注重情节。一个情节常常是一则有趣生动的小故事，众多的情节构成了历史事件，犹如花团锦簇，琳琅满目，读之趣味盎然。如晋文公重耳流亡这一春秋中前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由奔狄、季隗待子、乞食野人、醉遣、观裸、过郑、答楚、谢罪怀嬴、河边誓舅、寺人披进见、介之推不言禄等一系列的情节构成。（《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尽管许多情节的叙述非常简略，但是情节的链条却非常清晰。这一连串的情节，还为日后晋文公的称霸诸侯以及所采取的内政外交政策埋下伏笔。这些情节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少的一环。于是情节成为解释历史运动过程的工具。
《左传》写战争，也是以情节取胜的，由众多的情节组成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并且写出人在战争中的活动。这就使战争描写更具有小说意味。托尔斯泰在谈他写《战争与和平》时说：艺术家要写战争，就应“描写千万个人的动作”。《左传》作者正是这样的艺术家。
《左传》叙事写人的文学手法，可谓应有尽有。如文学手法中的细节描写，桓公二年，华父督路遇孔父之妻，作者用“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来表现华父督对孔父之妻的贪色丑态；用“染指于鼎，尝之而出”的细节，写公子宋未能吃到鼋羹的羞怒；用“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等动作写楚庄王狂怒之状，都是以细节写人的精彩之笔。此外，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叙事写人，白描手法，人物心理描写，对比烘托，皆臻善境。《左传》作为史传文学中杰出的一部作品，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小说创作。钱锺书称赞的“纯乎小说笔法”（《管锥编》第一册）在《左传》中比比皆是，像昭公元年的“郑徐吾犯之妹美”的描写，简直是最早的三角恋爱小说。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历来被人们所称道，刘知几说它是“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又说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史通·杂说上》）。 《左传》行人辞令之变化机巧，闳丽钜衍，如修辞艺术中之委婉蕴藉，折之以理，惧之以势，服之以巧，针锋相对，绵里藏针，乃至排比对偶，虚构夸张，铺张扬厉，至战国皆为纵横之士所袭用，且有更大的发展。
清人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多种文章体裁的萌芽，可以在《左传》中看到。据笔者统计，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二十篇，“原始以表末”，追溯各体文章之始，举《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之例者多达四十余处，涉及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讔、史传、诸子、论说、檄移、章表、议对、书记各体。其中举《左传》之例为最多。这些文体的萌芽，为后代文章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书的选编，主要选取《左传》中所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具有很强文学性的篇章，以窥见《左传》文章的特点。选文和注译一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郭丹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