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诗经》概论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大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作品，原本称为《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才尊称为“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诗经》存目311篇，但《小雅》中有六篇“笙诗”，仅存诗题，有目无辞，所以《诗经》的实际存诗数为三百零五篇。

关于《诗经》的来源，过去有“采诗”、“献诗”和“删诗”之说。据汉代典籍记载，古有采诗之官，专于民间采诗献诸朝廷，作为统治者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如《汉书·食货志》中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这就是“采诗”说。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汉代人根据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制度的一种推测，不足为据。“献诗”的说法出现较早，在《诗经》、《国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就有记载，但献诗者并不是一般的百姓，而是贵族文人，献诗的目的也在于“补察其政”。“删诗”之说最早出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历来遭到学者质疑，现已被普遍认定为不可信。因为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二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此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的时代还有三千多首诗，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诗》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也就是约公元前6世纪左右。孔子确实也对《诗》作过整理，如《论语》就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做过对《诗》的“正乐”之类的整理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将其作为教育学生的课程教材，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他还用《诗》启发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的问题，这对《诗》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总的看来，《诗经》是春秋时期各代王官乐师采集积累并加以整理编定而成，其主要来源是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采之民间而经过乐官加工修订的民歌，因而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除了少数几篇可知作者姓名之外，绝大部分均不知作者之名。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也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由此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持续进行的文化事业之一，因而也曾产生出许多种《诗》的版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是汉代以后传下来的定本，在现存先秦古籍中，《诗经》是较为可靠的一部文献。

《诗经》的分类，是按其音乐性质的不同而分成风、雅、颂三类。风指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部分是民歌，小部分是贵族作品。国风是《诗经》的精华部分，最富有文学价值。雅是正声雅乐，意为标准语音和正统音乐，指京畿地区宫廷和贵族所使用的音乐，雅诗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雅又分《大雅》、《小雅》两部分，其区别也在于它们之间音乐的有所不同和产生时代的远近有异。颂是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是祭神、祭祖时的歌舞曲，颂即歌颂、形容，颂诗的主要内容就是敬祖宗、求福佑、赞美王侯功德，其形式特点就是诗乐舞合一，表演节奏缓慢。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记载都说明《诗经》在当时与音乐和舞蹈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在现存《诗经》作品中，《颂》的写成年代最早。其中《周颂》主要产生于西周初年的国都地区，即今西安市。《商颂》一般认为是春秋时期殷商后裔宋国的宗庙祭祀乐曲，其产生地点在今河南省商丘市。《鲁颂》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宗庙祭祀乐曲，其主要产生地点在今山东省曲阜市。

《诗三百》在春秋时期就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外交、祭祀、朝聘、婚礼、教育等场合，它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且是实用的。其最主要的社会用途有三：其一是作为祭祀、宴飨时的奏唱表演之用；其二是常常作为外交场合言谈应对的辞令；其三是作为公私学校中作为学生基本素质教育的教材课本。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既有音乐的运用，也有歌辞的应用，还有歌舞的应用，并且从歌诗舞三位一体的应用逐步向以辞令语言运用为主的方向发展。《诗》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诗三百》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三百》教育也具有道德宣教的作用。《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孔子所论的“无邪”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并不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总的来说，《诗三百》在当时还是一种较为平实有用的抒情和表达工具，还没有被拔高为神圣的不可违背的经典。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大部分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易于记诵、士人普遍熟悉，依靠口耳相传得以保存，到了汉代又得到流传。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倡导学经，《诗》列为五经之一，从此《诗三百》上升为《诗经》，地位显尊。汉初传授《诗经》学较为著名的有四家，也就形成了汉代诗经传授的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名）。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兴盛于汉武帝以后百余年间。毛诗属古文经学，较三家诗晚出，处于被压抑地位，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遂流行于世。前三家今文经学则逐渐衰落，传承者日少，到了南宋时期，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完整的《诗经》文本，就只是毛诗一派的传本了。

二、《诗经》的表现内容

《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国风》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诗经》中的“民歌”，是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明。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和士兵，也包括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由于《诗经》中各类诗作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下面，择其若干重要的类型加以介绍。

1．《诗经》中的社会政治诗

《诗经》中发抒生活中愤懑忧伤的感慨，对社会政治或赞美或讥讽抨击的作品，可以称为社会政治诗。这类诗作可以进一步分为：

其一，对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发出悲愤的控诉。如《邶风·击鼓》、《王风·君子于役》两篇，描写战争使夫妻分离，长期的徭役毁坏了无数平民的家庭幸福和生命安全。还有《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中的《破斧》、《东山》，《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读来倍感亲切。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的构思很可能曾受到此诗的启发。《小雅》的《采薇》，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他不能回家，无暇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走在回乡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去当兵的时候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飘洒，似乎在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这四句，一直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如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只是以忧伤无奈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一哀而不怨的情感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伯兮齃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乐，首如飞逢。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哀怨情感，既是有所克制的，又是真实生动的。

其二，对礼仪崩溃的忧伤和对无礼无耻者的嘲讽。有些作品从自身的体会入笔，抱怨劳逸不均，如《邶风·北门》所写。《小雅·正月》抒发官吏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强烈情感，《十月之交》、《雨无正》更是直斥周幽王的昏庸无道、乱政误国。还有一些诗作告诫统治者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抑》等。抨击政治还包括对统治者的讥讽，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子新娘的丑行。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愤慨和批判。如著名的《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者。所以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在当时倒是普遍的现象。以君子声称的原则讽刺君子的行为，这首诗的寓意就相当深刻。《相鼠》也是类似的作品：“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种礼仪是统治者自身制定的行为规范，而统治阶层的成员则又往往破坏了这种规范，于是诗人对他们发出尖锐的诅咒，对贵族无仪无礼道德沦丧的痛斥。

其三，抒发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比如《魏风·园有桃》表达了文士不为人所理解的悲哀。又比如《王风·黍离》描写东周大夫触景生情，悲叹西周的沦亡，其深沉的家国哀思，对后代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其四，称颂执政者的诗。《诗经》中的颂诗大都为歌功颂德之作，这些庙堂乐歌和官方乐歌中充满着赞美朝政和现实的内容，也包括一些颂战功、扬王威、记载宴饮之欢的作品。此外还有少数诗篇歌颂了尽瘁为公的执政者。

2．《诗经》中的情爱诗

《诗经》的精华在《国风》，而《国风》中又以情爱诗最为精彩动人。中国诗歌爱情主题的描写传统，正是从《诗经》发源的。《诗经》中的情爱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描写也极为生动精彩，反映出周人社会和情感生活的许多侧面。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由此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情歌热情奔放，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意中人的热切思念，讴歌刻骨铭心的甜蜜爱情，洋溢出一派欢快活泼的情调。如《郑风·溱洧》，描写青年男女于春光明媚之日徜徉在水边，自由表白互相爱慕之意。还如《召南·摽有梅》，大胆地表露一位待嫁女子焦急等待的心情。再比如《郑风·褰裳》，写出一位性格爽快明朗的女子在恋爱中的鲜明态度和泼辣语言。还有一部分情歌从侧面描写形形色色的爱情场面，比如《召南·野有死麕》、《邶风·静女》、《周南·关雎》、《陈风·月出》等篇章，刻画出一段段或火热或温柔的爱情，借助优美的景物和意象，含蓄委婉地表达出了深刻的相思和追怀之情。

但从总体上看，当时社会的道德制约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诗经》的情爱诗中于是反映出当时存在的不少压制爱情婚姻的社会问题。如《郑风·将仲子》写一位热恋中的女子受到来自“父母”、“诸兄”以及“人之多言”的沉重压力；《鄘风·柏舟》写一位女子的恋爱受到母亲的极力反对，她呼天唤地地进行反抗。《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抛弃。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邶风》中的《谷风》和《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哀怨凄切地哭诉，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家境好起来，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欢，把自己赶出门去；自己离开夫家时，如何难分难舍，因为割不断对往事的追忆留恋。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氓》叙写了一个女子从与人恋爱到结婚到被抛弃的痛苦经历，一件件事情依次写来，脉络非常清楚。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她答允了这桩婚事，在等待结婚的日子里，她常常登上颓墙盼望他。可是成家没几年，丈夫却抛弃了她。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是真实的心理，同时多少带有道德训诫的意味。《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3．《诗经》中的祭祀诗和史诗

《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是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后来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而不死，这段描写，表现了后稷的神话色彩。后稷长大以后，发明了农耕，所种的庄稼都非常茂盛。后来他在有邰（今陕西武功西南）成家立业，建立了周民族的基地，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这首带有神话和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发生观念和历史观念，以及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有邰迁徙到豳（今陕西旬邑县、彬县一带），在豳开辟土地，建屋定居的历史。其中写周人在公刘带领下刚到豳地住下时的情景是：“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一派欢歌笑语的景象，很是传神。和《生民》相比，公刘身上已经没有了神话色彩，而完全是一个历史人物。《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其中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国家，消灭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叙事条理分明，结构严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象声词，很有气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之前的周民族的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依据传说写成的。此外，《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都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么，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较为完整连贯的叙事诗并不多，可见中国早期诗歌不太重视叙事的倾向。

4．《诗经》中的农事诗

周代经济以农业为主，《诗经》中的农事诗为数不少。《风》、《雅》、《颂》中都有此类作品，而以《风》里的农事诗写得最为生动并且内容丰富。比如《周南·芣苢》、《魏风·十亩之间》、《唐风·采苓》等诗，直接记录和描写农事活动和劳动生活，田歌互答，反复咏唱，场面生动，情韵悠长，留下了一幅幅动人的农业劳动风俗画面。清人方玉润对《芣苢》的评赏点出了《诗经》在农事诗的描写方面达到的感人境界；“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诗经原始》卷一）而《周颂·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在广阔的田野上，上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最古老的农事诗，一般以为产生于西周初。与《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说，他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种，其本人的身份，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诗的价值，在于相当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的社会情状。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处女也归“公子”：“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这首诗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方面是极可贵的资料，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三、《诗经》的文学成就

《诗经》标志着中国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峰，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起点，在汉代以后又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其文学成就是巨大的，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诗经》以抒情诗占大多数。真实率直的抒情和情感化叙事的结合，是《诗经》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诗经》中抒情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这一趋势直接影响到了后代诗歌中以抒情为主的倾向，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中的抒情大部分是抒发日常生活之中的感情，也就是在写实基础之上的真实情感。在《诗经》中几乎没有虚构的神话描写，绝大多数篇章都在叙说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比如劳动生产、风俗人情、男女情爱、人际关系等等，其描写内容是现实的和真实的。比如《谷风》和《氓》这两首描写弃妇的诗，都真实地叙说了自己平白无故就遭到丈夫抛弃的不幸人生经历，表达了深沉的悲怨之情。在悲伤的弃妇眼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的天气中充满着令人压抑窒息的气氛；而从“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到“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自然界变化过程中，又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的沉痛的人生教训。这种抒情与写实相统一的写法，使《诗经》的总体风格显得朴实真诚，有着强烈的感人效果。正如汉代的班固所评论的；“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汉书·食货志》）《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心素材，而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

2．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法

赋、比、兴与风、雅、颂一样，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曾经合称为“六诗”或“六义”（见《周礼·春官·大师》和《毛诗大序》）。但从唐代开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而风、雅、颂则被认为是《诗经》的体制，两者是不同的。对赋、比、兴的具体阐述，历代众说纷纭，其中南宋人朱熹的解释较为精审：“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卷一）然而朱熹对诗歌传情的特点不够重视，后人论《诗》对此有所补充，如明代诗论家李东阳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怀麓堂诗话》）

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据朱熹《诗集传》统计，《诗经》全书1142章，其中用赋727处，用比111处，用兴274处，兼类（指兴而比，赋而兴之类）29处。可见赋占了63.7％，超过了比兴的总和。赋就是直接的叙事，直接的描写刻画，直接的表白心志。《诗经》在赋的过程中往往熔铸着诗人的情感，即前面所说的写实与抒情相结合。比如《溱洧》篇中先写溱洧之畔春日和煦的景色，再写一对恋人相悦游玩的对话，最后描写青年男女踏春游戏的热闹场面，在这样客观的记录描写过程中，青春欢快之情就油然而生。还比如描写新嫁娘的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首章）描写桃花，这是赋；但同时把新娘比喻为桃花，这又是比了，赋和比在这里是交相为用的。

比就是比喻，《诗经》用得较多的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具体的物象之比，如《卫风·硕人》中著名的描写；“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接连用六个比喻形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这样的比喻显而易见，把抽象的东西（比如美貌）物体化了，使美女的形象更加具体生动鲜明。还有一种比的用法是整首诗都用比，如《魏风·硕鼠》通篇在控诉贪得无厌的大耗子，实际上在揭露和控诉掠夺成性贪婪无耻的领主。再如《小雅·鹤鸣》中也是借一系列的物象，比喻各种各样可以为国所用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修辞学所说的明喻、暗喻、借喻等手法，在《诗经》中都已运用。比如《卫风·硕人》六个比喻中的前四个是明喻，后两个不说首如螓、眉如蛾，而是说“螓首蛾眉”，就是暗喻。而《魏风·硕鼠》中把咏唱的实际对象藏匿起来，将老鼠作为咏唱和譬喻的对象，这就是借喻。

兴是起兴，一般用于诗作的开端，起着引出所咏之词的作用。兴起发端作用的例子很多，比如《唐风》中的《山有枢》，《秦风》中的《黄鸟》、《晨风》，《邶风》中的《柏舟》等都是，其开端所写的景象与后来所抒发的情思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诗经》中的兴有时还具有发端和譬喻的双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兴的运用就不仅是简单的起韵和描写，而是与下面的情思内容描写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描写河边水鸟此起彼伏的和鸣，不仅兴起了全诗的热闹氛围，而且还譬喻青年男女互相爱慕的炽热情思。兴的这种用法，其内涵和情韵都是较为深厚的。

赋、比、兴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法，但在《诗经》的实际运用中经常是部分甚至全部重叠的。比如上面提到的描写新嫁娘的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首章）实写桃花，这是赋；把新娘比喻为桃花，这是比；写桃花以引起所咏之词，这是兴。可见赋、比、兴在这首诗的开端是交相为用、合为一体的。

3．《诗经》的结构形式和语言特点

《诗经》的结构形式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重章复沓，也就是改变了一两个字后，把某一章节诗句再重复唱一遍。使用这种方法主要产生了两种效果。一种是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如《关雎》的最后两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变换了几个动词，形成回环往复的咏唱，加强了抒情的效果，然而全诗的基本含义和情调没有改变。《诗经》中像这样咏唱和描写的诗作很多。另一种是改变了个别的字词后，使诗篇的各章之间形成了层递关系。比如《黍离》第一章写道：“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第二、第三章结构相同，只是把“苗”、“摇摇”改为“穗”、“如醉”和“实”、“如噎”。这样的换字，写出了农作物从出“苗”到抽“穗”再到结“实”的全过程，而诗人的忧伤之情也随着庄稼的蓬勃生长而不断加深。用这种对比衬托的写法，确实凸显出了诗人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有着“一往情深，低徊无限”的抒情效果。这类重章就不是简单的复唱，而是在诗歌的意义上或者情思上有所添加递进。

《诗经》的结构形式的另一特点是以四言为基本句式，其节奏为每句二拍。这种四言二拍的结构形式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语言发展状况是基本适应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诗人们为了适应内容表达和感情抒发的需要，也经常灵活地变化句式，在以四言为主的句式中，穿插进从一言乃至八言的各种句式，这样就使得《诗经》的句式显得长短自如，富于变化。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一是词汇丰富，表现力强。各种草木植物、虫鱼禽兽的名称琳琅满目，各种动词也很丰富细致，比如关于草本、木本植物的名称有150多种，表示手的不同动作的动词有按、攘、抱、携、指、掺、挟、挹、握、提、拾、掇、采、拔、抽、捣、搔、投、折、授、搏、招、击等50多个。二是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如“窈窕”、“辗转”、“崔嵬”、“雎鸠”、“滂沱”、“涕泗”、“逍遥”等，叠字的运用如“关关”、“呦呦”、“煌煌”、“杲杲”等。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诗经》语言艺术的高度成就，对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所总结的：“写气图貌，及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嚖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总之，《诗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诗集，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被后人尊为诗歌经典，两千多年来血脉相传，唱颂人口，妇幼皆晓，深入人心，对于中国文化的历代传承及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