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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取得了主导地位。我国的新闻事业成为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遂成整个中国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应该说，相对于建国之前，这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根本性的有利条件。60多年来，研究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探索，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一）经济社会曲折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经了许多曲折，受此影响，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工作开展得不甚理想。
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7年（1949～1956年），国家处于政权巩固期和经济恢复期，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为了巩固政权，就需要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肃清威胁新生政权安全的敌对分子。事实证明：在人民中实行广泛的民主，与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是并行不悖的。为了恢复经济，就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启动建设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着手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以此为工作重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辉煌的业绩。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思想批判，这是一种使党所倡导和尊奉的、原先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努力，当然为巩固新生政权和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迫切需要；但毋庸讳言，其中的某些思想批判在主导性理念方面存在着偏差（将人们思想认识方面的某些差异，简单地论定为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并且以政治运动中的斗争方式代替学术思想的讨论和争鸣。这样一种倾向，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过程中，已经露出了端倪；在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对于当时的理论研究包括新闻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不能不产生相应的制约性影响。这里所说的制约性影响，主要是指框定思想理论研究基调，形成相应的思维定势。
此后10年（1956～1966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经济社会的建设成就令人振奋。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指出了当时及此后党和政府所面临的任务。会议报告中的如下表述有别于以往，凸显了对国内主要矛盾及其解决路径的思考与探索：“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此时段的开初阶段，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双百方针”），提倡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的思考自由、辩论自由、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但后来随着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和国际形势的剧变，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失去了原有的主导性地位，阶级矛盾被重新确定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民主空气，则被“反右”的紧张气氛所取代。社会大环境对学术研究的束缚作用日趋明显。
在“文革”10年（1966～1976年）中，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错误，阶级斗争被推向极端，各级党组织全面瘫痪，社会处于极度动乱之中，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篡夺了相当一部分领导权，掌控了宣传思想方面的话语权和话语主导权。思想理论是非被颠倒，正确的价值观念被颠覆。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篡改、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并以此作为手中挥舞的大棒。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问题的阐述，往往被曲解了原意。“寻章摘句”式的语录文本到处盛行。一些大学编印过关于马克思新闻论著的书，也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语录本在社会上流传。但“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这项工作留有极左路线的印记”
。
（二）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新中国建立后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缺乏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这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思考和解决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毫无疑问，应当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在新中国建立前业已形成，其内涵丰富而深刻，在新中国建立后居于主导地位；建国后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他一再告诫人们要重视舆论的作用；提出“政治家办报”的重要主张；以“看《参考消息》就是‘种牛痘’”
为喻，深刻地阐明要通过接触具有负面性质的媒体及其所载信息以提高免疫力的道理。对于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及六七十年代提出的一部分观点，需作具体分析。其中，有些观点是正确中包含些许偏差，如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
。论定报纸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显然有其局限性，而把资本主义完全归为无政府主义状态也存在着理论上的不足。
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对新闻工作进行论述，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中。第一段是1956年五六月，在听取新华社、广播事业局领导工作汇报时先后有三次讲话。第二段是1961年四五月，在湖南调查时对《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的几次谈话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刘少奇最有价值的新闻观主要有：①“桥梁”观。他说：“我们要经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必须有这些桥梁。千种桥、千种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
“桥梁”作为比喻，正确而又贴切，被用来揭示新闻传媒的功能。②“竞赛/竞争”观。1956年，他在与新华社谈到该社办一张报纸的问题时，发表了如下意见：“你们办的这家报纸可以公开宣传和《人民日报》竞赛，看看能不能胜过《人民日报》；办得不好，也可以取消。搞自由竞争，搞社会主义竞赛，是必要的。”
提出在媒体之间展开竞赛/竞争，难能可贵（在当时条件下尤其如此）；主张媒体可“生”也可“死”（倘若办得不好），见解独特。③“客观”观。刘少奇说过：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
既坚持在报道中体现应有的立场，又顾及新闻的特质和新闻传播的规律。④“代言”观。刘少奇要求新闻工作者：“要甘愿做人民的代言人”，“如果能够真实地全面地深刻地把群众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这是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
。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情绪，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记者不容推辞的职责。刘少奇的上述见解相当精辟，很值得重视；然而，在当时却并没有被作为主流观念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区工作时就新闻工作所作的专门性报告，兼具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他强调新闻工作对于领导同志的重要性：“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
他指明了报纸在把握社会脉搏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
他以人们从报纸上看党的态度和政府的政策的角度，提醒领导干部慎重地对待报纸工作：“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
然而，这篇《报告》当时并没有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
2．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的研究不够系统且缺乏深度
由于客观上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的研究，呈现出零星而不系统，甚至尚未找到准星的状态。建国后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相对较多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高等学校新闻系；而当时的《新闻战线》、《新闻业务》等刊物上也刊载过一些介绍马克思新闻活动和对他的新闻作品进行分析的文章。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编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的小册子。有学者评价说：“由于马克思的著作还没有完全翻译成中文，这些研究成果总的来说还是零星的和不深入的。”
应当说，马克思的著作还没有完全翻译成中文，这也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中的制约因素之一。
3．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进行研究成为主流
服从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中的主流，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出发点和主流。这种研究，全部目的在于为从各个方面强化阶级斗争服务，因而不可能从历史实际出发，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论述进行全面、准确、细心的把握，也不可能对此加以理性的、科学的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部分被认为特别有用的论述，被反复引用、多次强调；他们的一部分针对特定对象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论述，被抽去特定对象和特定内涵而成了具有普适性的论述，因而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他们的一部分论述的上下文语境被舍去或者被曲解，从而出现真实意义被改换的现象。
4．在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中未能坚持实事求是
在个人崇拜渐成社会普遍心理的态势之下，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未必能做到实事求是。诚然，毛泽东新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理论价值、实际价值以及历史地位都是无可怀疑的，对于我国新闻事业的指导作用是不容抹杀的；然而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又是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有研究者指出：“由于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形成于战争年代，这就决定了他的某些理论观点可能不适应于战后和平建设时期的客观形势。如毛泽东对新闻功能的认识就偏重于政治作用；把报刊的性质规定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等。”
这样一种正确的学理性认识，只能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而不可能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前。
综上所述，由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原因以及研究者内在的主观原因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新中国建立后60多年中的前30年，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和问题，有待于研究者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去思量，并且总结其中的得与失。
1978年12月举行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举改写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归于正确，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重大历史性转折，并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社会工程。由此，社会生活发生了全方位和深层次的变化。在此背景之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得以正常展开，并逐步趋于深入。
研究进程大致可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在新的起点上起航，在正确的轨道上推进。
早在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割裂、歪曲、损害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实际上也就是在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里程碑，无疑也是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的新的重要起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研究中的主旋律。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中，“科学”是关键词，体现出了回归科学、把握精髓的研究取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理解，力求完整、准确，而不是只从个别词句去理解。
在此阶段中，两次全国性的研讨会颇具重要性。一次是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研讨会”。这是国内关于马克思新闻思想的第一个学术研讨会，开启了科学、理性、全面地研究马克思新闻思想的进程，会后出版了《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所收论文涉及诸多方面：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研究，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手稿以及报刊作品、书信文本中包含的报刊思想重要观点研究，马克思的党报思想研究，马克思的新闻真实观研究，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等等。研讨会及论文集的内容相当丰富。另一次是同年由该所和湖南省新闻学会在长沙主办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研讨会。会议论文以《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为书名结集出版。此为较早全面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思想的研讨会和论文集，对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而言有着延伸研究内容的良好作用。
除上述论文集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于1985年和1987年还分别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和《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1986年，《列宁与新闻事业》出版。以上成果，为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提供了富于研究价值的文本。198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是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所形成的智慧结晶。该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进行了相当全面、系统的研究，详细展示并深入论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发展脉络，对此领域后来的研究富于启发性。
稍后问世的专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报刊理论与实践》、《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同样具备在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探索的特点。
第二阶段（从邓小平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至党的十六大召开），体现开阔的学术视野，在研究中有所拓展。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他在谈话中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重要阐述。此后，按照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的思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此举印证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同时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中，“拓展”成为关键词。研究者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均得以拓展，学术思维的空间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宽广。学界人士对其他学科特别是西方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有选择地进行吸收、借鉴，并尝试采用新的视角观照研究对象。在本阶段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有新的成果面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的新闻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著述出版或发表。
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的研究中，拓展的特点有所体现。专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
，在借鉴西方传播学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研究套路，由“信息传播”、“精神交往”的角度切入，理性地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在拓展研究视野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思想的研究方面，也体现出拓展的特点。1999年10月15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召开的“邓小平新闻宣传理论研讨会”，表明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与会专家认为，邓小平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富于时代创新精神，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强烈实践性，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学者们肯定了邓小平新闻思想的历史地位，论述了邓小平新闻思想对于创造良好舆论环境的指导意义。
2002年3月，《邓小平新闻宣传理论研究》作为200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相应项目的一项重要成果正式出版。该论文集汇聚了多位研究者的共同智慧，是多角度研究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的集体性成果。
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发表50周年之际，有学者撰文指出：刘少奇对新闻事业功能作用的利弊两面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重要发展；要求“新华社”走客观、公正报道的路线，走向世界，体现了新的思考；提出“新华社”可以自己办报以及与《人民日报》竞争的思路，这是对传统体制弊端的实事求是的反思。
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的新闻思想贯通起来进行研究，既探讨了内在的一致性，又论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在学理性探讨中较多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第三阶段（自十六大召开至今），研究氛围更趋和谐，在拓展中寻求深化。
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①在执政理念中注入了“以人为本”的内容，人的利益、权利和全面发展更加受到重视；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构建和谐”、“和而不同”成为人们普遍推崇的境界；③明确以科学发展观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央启动了由多个学科的多名专家共同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在更为宽松的环境中深入展开，关键词为“深化”。
深化的体现之一：体系性研究进一步得到加强。
《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
的作者，从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中梳理出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史料和资料，进行科学的整理、分析，以每个作家的新闻经典论著分析为纬，以相关的新闻观点演进分析为经，构成了该书的主要理论框架。2005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
收录了25篇论文。这些论文均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研究对象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的新闻思想，显现出编著者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观。翌年出版的专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则对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共同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进行了专门性的研究。
专著《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的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的报刊活动进行了分阶段深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评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新闻观点，有利于读者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此著资料翔实、丰富，持论正确，所体现的视野相当开阔，当是作者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成果集成。
深化的体现之二：专门性研究机构问世。
中国传媒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为长期持续研究和深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其日常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04年12月21～22日，以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课题组《新闻学概论》写作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课题组成员为主要与会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此次研讨会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挥历史性作用的脉络，客观评价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若干基础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探讨了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以及新闻理论体系构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中国新闻理论，当解决“过时论”、“有限论”以及“僵化保守论”等方面的认识问题，要“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同行”
。
深化的体现之三：在探讨中力求体现学术思想的深度。
有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最具经典性的观点归结为如下六个方面：报刊是意识形态的机构；真实是新闻与报刊的本质；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不是空洞的议论；新闻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和党的耳目喉舌的统一；科学性是党报、党刊原则的灵魂。以上六个观点蕴涵着唯物主义、自由精神和忠于真理三个菁华。
就某一专题进行比较分析，体现了研究者追求深度的可贵努力。有的学者就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的喉舌观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新闻传媒作为“喉舌”应是党和人民喉舌的统一。马克思提出报刊要做人民耳目喉舌的观点，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党报应是党的喉舌，刘少奇则指出两者是统一的。
有的学者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长期以来被主流研究者所忽略的理论观点及其意义，比如：马克思关于新技术的论述对分析现代信息社会和传播技术革命具有指导意义；其富于前瞻性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即指出了媒介技术上发生了延伸人的手脚、视觉、听觉的突破性“交往革命”，受到现代传播学的肯定，但是却未受到主流研究者的重视。又比如，在研究列宁一部分新闻思想的时候，忽略了列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报刊思想的无商品交换共产主义实验的背景。
有的学者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三个层面：在基础层面，具有相当民间基础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在中间层面，作为一种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蕴含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具备独特学术批评价值和科学理性特征；在高级层面，作为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上层建筑与思想观念，对新闻事业等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指导作用。
在本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对新闻工作多有涉及。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新发展的，是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所发表的讲话。他在此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讲话的核心内容是：在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新发展的研究，由舆论引导层次进到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层次。
深化的体现之四：在研究中体现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
本阶段中的相当一部分著述，体现出研究者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有学者探讨了邓小平新闻思想的历史方位，并循此思路对研究对象做出了新的阐释和解读，认为：宣传安定团结是邓小平新闻思想中最重要、最珍贵的观点，其指导意义是长远的；精神产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是邓小平新闻思想的又一亮点；强调和突出社会效益，就是要求新闻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是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的第一部理论专著。它对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对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新闻思想进行了准确梳理，对党的新闻思想理论体系和所涉及的知识框架作出了总体概括。
有学者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及实践的历史考察，专门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揭示了发展的轨迹，阐明了中共新闻思想中一脉相承的重要内容，后面的阶段相对于前面的阶段所作的调整以及调整的依据和动因。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在历史的曲折中也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然而，从总体上说，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大致历经了回归科学、拓展视域、趋于深化三个阶段，其间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无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研究中，一些著述有停留于作说明和谈体会的层面的现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贵财富解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使研究成果既体现出应有的实际价值，又体现出较高的学术价值，这是需要学人们继续探讨的问题；体现深刻性的专题研究和系统研究，也有待于继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