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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6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笔者已在专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中进行过较为系统的论述。此处所作研究与该著在时间上、内容上相衔接，而研究的着重点则在当下。在《人民日报》创刊60年之际，胡锦涛至该社考察并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闻宣传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讲话，是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的基础上所作的讲话，对于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讲话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前辈领导人的新闻宣传思想有着一脉相承之处；而在诸多方面，又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当前的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毫无疑问，当今时代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今天的新闻工作同样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的发展，与当今时代的鲜明特点密切相关。
（一）外部世界的鲜明特点：经济全球化洪流日甚一日
现今，外部世界体现出愈来愈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谋求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都不能无视客观存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隔绝。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始发而后波及世界各国，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佐证。在这样的大势之下，中国在更高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的洪流，与世界各个包括发达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正如胡锦涛所说：“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只要继续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我国与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和文化的频繁交流就不可避免，就不会减少。既可以是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相伴而至，也可以是思想文化领域交互影响和渗透。在交流中，就会既有交融、也有交锋。而从总体上说，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其影响力大于发展中国家对它们的影响力。国际舆论格局与此状况密切相关。“‘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宣传工作必须面对的大势。在此大势面前，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意识。
（二）中国国内：社会生活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在国内，最近若干年来较之以往发生了许多新的重要而深刻的变化。研究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的发展不能不关注这些变化。
1．在执政理念与治国方略方面有新的发展
关于这一点，导论部分已有过论述，此处作相应补充。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紧随时代发展，在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方面有了一系列新的发展。
在“执政为民”的理念中加入了“以人为本”的内容。“以人为本”成为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这表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更高程度的重视。“以人为本”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上述执政理念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得到了全面贯彻、充分体现。
倡导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基于对社会发展中各种重要关系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务求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务求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务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对顾此失彼、破坏生态、竭泽而渔等等以往习以为常的发展观念和实践，则予以否定，从而对科学发展和与此背道而驰的所谓发展作出了严格的区别。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社会建设的旨归。对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在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强调对立、强调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纠正，致力于倡导建构和谐社会、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公平正义，用减少和消解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做法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用激化矛盾的斗争的方法制造或扩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从而在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以建设与执政党地位、身份、使命相称的执政能力为要求，在更高的层次上推进党的自身建设。该项工作，意义深远。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系统结构。从一个角度看，它涵盖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各个方面；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涉及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在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进行自身建设等方面所具备的能力。处理好与新闻传媒的关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闻工作毫无疑问必须在以上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指导之下运作，并且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为党和国家的大局、全局服务，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2．社会转型、改革深化、矛盾凸显
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变迁和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开放推动的；或者说，社会转型的进程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有不少重合之处。始于1978年年底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已经使我国当代的社会生活、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已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已经进行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广大国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人民民主程度较之改革开放前也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不必讳言，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进入了矛盾凸显期。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容掉以轻心的因素。
首先，贫富之间的差距客观存在。《经济参考报》曾经刊载文章分析过这一问题：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然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经突破合理界限。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20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垄断行业的高薪与一般行业的低薪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国企高管与一线员工的收入形成强烈反差，某些手握公权者借权敛钱与某些企业家占政策空子都得以暴富，贫困地区人口和城市贫困人口依然难保基本生活。贫富差距的继续拉大，这是当今社会中的严重不和谐因素之一。
其次，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状态客观存在。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方面，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经济成分形成的不同经济利益体，它们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经济成分所形成的不同经济利益体，有政治上的不同诉求，要求在新闻传媒上发表各自的声音”。
另一方面，由于人民民主程度有所扩大，加之长期坚持对外开放，人们思想的活跃程度较之改革开放前有很大提高，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事、现象，从不同价值观念出发进行认知、议论和评判成为常态。而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则为非常态。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说，公众意见表达的活跃程度和引导公众舆论的难度是同步增加的。
再次，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客观存在。一些掌握着公权的人，在凭借权力牟取私利方面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以权套利、权钱交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已经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玷污了其形象，而且往往激化了社会矛盾。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无孔不入，有些是党内腐败现象的延伸，有些与黑恶势力相勾结，有些则表现为部门拥有权力或行业掌控资源者的见不得人的寻租方式。所有这些，都成为和谐社会的严重腐蚀剂。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工作报告》中说：全年（2009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件数比上年减少3.3％，人数增加0.9％。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175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
可见职务犯罪案件依然居高不下。
最后，落后文化与腐朽文化的影响客观存在。落后文化与腐朽文化在本质上存在着相同之处，即：体现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反的取向，与其他种种原因一起，共同滋生出各种负面的社会现象。但落后文化与腐朽现象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落后文化以反对科学、愚昧无知为主要特征，抵制科学文明、公平正义、民主法制，是非理性的文化。腐朽文化，既包括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又包括资本主义腐朽文化。“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集中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在拜金主义看来，金钱是万能的，追求金钱是人生最高目的，为了获取金钱可以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拜金主义的盛行，会导致道德沦丧、诚信缺失，失去社会的精神支柱、精神家园。享乐主义关注的是物质享受和感性快乐，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追求享乐。……享乐主义的泛滥，会导致个体精神空虚、政治腐败黑暗、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矛盾激化。极端个人主义把追求个人利益当做唯一目的，把他人当做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极端个人主义是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等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
。
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的，其危害性无可否认；但是，传统文化中落后腐朽的成分与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相扭结，与外国文化中的落后腐朽的部分相混杂，则构成了今天条件下形态复杂的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对当今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腐蚀作用。对此现实，不可等闲视之。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社会矛盾趋于复杂，特别应当引起关注的是近年来社会群体性泄愤事件和报复社会的极端恶性事件频发。这类事件，从一个重要方面折射出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和在某些地方达到的尖锐程度。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努力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为消减和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出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是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的一项经常性的艰巨工作。
3．传播技术突飞猛进使得话语格局发生剧变
就信息传播而言，由于传播技术的日趋发达，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全球范围的信息流量加大、速度加快，已非昔日的景况可比。“地球村”已经成为现实。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在我国，经过十余年发展历程，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巨大的新兴媒体。《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同时，手机网民半年内新增4334万，达到2.77亿人，增幅为18.6％。
网民数量继续位居世界第一。在我国，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公众表达意见和传递信息的公共空间和广阔平台。在今天，传播技术的发达使人人手中都握有“麦克风”，“全民皆记者”（草根记者）成为可能。近年来，首先由网络环境中形成舆论、继而形成新闻舆论、进而影响社会公众舆论的典型个案，已不乏其例。网络媒体不容忽视的实际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一再得到彰显。网络世界给现实世界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通过权力对公共信息加以屏蔽和对公众言论加以控制，已愈来愈不易做到。引导舆论的明智做法是，促成网络舆论发挥抑恶扬善、伸张正义的正向作用，通过适当的正面引导和其他相关手段限制其负面影响（限制不负责任的传言流播，限制某些极端的倾向扩散）。这依然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前沿性的课题。
我们需要在上述宏观背景之下，理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的发展。
（一）对中国共产党此前的新闻思想有所继承
十六大之前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许多重要内容，仍然是今天用以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的宝贵的思想财富。这些重要内容，在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所发表的讲话
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强调：
1．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其实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坚持新闻传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样一种定位，坚持新闻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方向。只要中国共产党依然居于执政地位且依然保持着先进性，那么其党性和党性原则就必须在新闻工作中理直气壮地坚持下去。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既是确保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同时也是新闻事业自身健康发展的保证。党性原则所涉及的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一项具有基石和灵魂性质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几代领导人在论及新闻宣传工作时，对此都一再加以强调，并作过许多经典性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兼具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的。
2．对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予以足够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对舆论和舆论工作都极为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注重坚定地、科学地把握新闻舆论的正确导向，由此而形成了“导向”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理性总结而获得的基本经验。在1994年1月24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要求包括新闻工作在内的宣传思想工作“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了著名的“福祸”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胡锦涛在2008年6月20日的讲话中则指出：“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他这样论述舆论引导的重要性：“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是党和人民福祉之所系，是国家长治久安之保障，也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所包含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3．坚持新闻宣传的正确目标和重要方针
这些正确目标和重要方针，是十六大以前就已经确定并且经实践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而是不可动摇和改变的。其中包括：①“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此处涉及新闻宣传恒常的主要内容、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和效果、所要突出的基调和旋律等；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则指明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宗旨和服务对象。三个“服务”之间，存在着目标的一致性和联系的紧密性。
4．努力进行新闻宣传队伍建设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需要有一支好的队伍；否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队伍建设涉及政治、业务、作风和纪律等四个主要方面。胡锦涛指出：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新闻宣传队伍”，重申了江泽民对新闻队伍建设提出的要求。胡锦涛在讲话中还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培养“四名”，体现了新闻队伍建设思路、举措的承续性和连贯性。
（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有所发展
1．十六大以来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新思路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和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某些新的思路，比如：提出字约意丰的“三贴近”，提出“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提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中央对包括新闻工作在内的宣传思想战线提出的要求。“三贴近”旨在引导宣传思想工作者努力做到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吻合，深入现实的社会生活，在通过自己的作品传播信息和表情达意时，与群众的利益、愿望、心声、期待、需要贴得更近。“三贴近”和十六大以来中央在新闻宣传工作方面所确定的大政方针，在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的讲话中得到了强调。
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中共注重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已经普遍建立起来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确立并已实施的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和信息公开机制，表明人民的“四权”比以往更受重视。汶川地震使上述制度和机制经受了严峻考验。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完善和健全以上制度、机制，要义在于：权威信息于第一时间发布，充分而透明地发布，这样做才拥有话语权和话语主导权，握有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反之，就会丧失话语权和话语主导权，进而丧失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承继中国共产党既有新闻思想中的精髓，并在新的条件下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思想，目的在于使新闻宣传工作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积极作用。诚如胡锦涛所说：新闻宣传工作要“在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主流舆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胡锦涛的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增添了新内容
胡锦涛在讲话中，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时地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增加了新的内容，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1）坚持以人为本成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对整个执政大业所提出的根本性的要求，当然也是对新闻宣传工作所提出的根本性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这样一种提法，是此前中央的正式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所没有的。“以人为本”，与党的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谋利——是完全吻合的，因而坚持“以人为本”也就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在新闻宣传工作中“以人为本”，毫无疑问是与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高度一致的；但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表明其中所包含的人本内容方面、在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无疑又有着较之以前更为丰富和更加深刻的内涵。
在新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说到底就是“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锦涛提出，新闻宣传工作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这既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新闻宣传的要义之所在。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应当如何理解？笔者认为：“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是与新形势紧密相连的，其内容包括：对国家更加强盛的期待，对扩大人民民主和力度得以提升的有序政治参与的期待，对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更大程度和更高层次满足的期待，对更加方便快捷获取信息和获取的信息更有价值的期待，对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期待。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与对社会公众舆论进行引导，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体现引导者意志的舆论引导，其预期目标和良好效果，应当是在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的过程中才可能实现的。如果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一无所知，抑或一知半解，抑或冷淡漠视，则焉能体现“以人为本”，又何谈新闻宣传的良好效果？
（2）提出“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的重要命题
在当前条件下，舆论引导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无须赘述。关于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在国内获得高度认同，在国际上也广受好评。主政者、新闻管理部门、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的舆论引导能力从中得以凸显。此例堪称是进行舆论引导的最成功的经典案例之一。其基本经验是：披露重要信息，公开且透明、及时而充分，使谣言在信息公开面前失去流播的空间；对公众及其知情权充分尊重，使公众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依法行使其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在此过程中引导舆论，并通过正面舆论凝心聚力；按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对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进行适度的、开放式的管理。
毋庸讳言，在社会转型期和改革深化期，由于社会成员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由于不公平、不正义乃至腐败现象的客观存在，社会矛盾趋于复杂，在有些地区矛盾甚至不断累积并恶性爆发。新闻事业管理者、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的舆论引导能力参差不齐，有的则缺乏这方面的应有能力。舆论引导不得力和不得法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如此，需要从正面强调“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近年来发生的云南陆良事件、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等，都折射出一个大致相同的问题：在事件初起时，当地的新闻传媒都未能及时提供公开、透明、权威的信息，对社会舆论进行恰当而有效的引导。由于当地媒体的失语，以致“信息来源纷乱众多，没有民众公认的‘权威发布’”
，加之其他原因的合力作用，最后酿成了程度严重的群体性社会泄愤事件。当然，媒体的集体失语，深层次的原因往往并不在于其自身，而是种种制约因素发挥了钳制作用；可见，新闻传媒乃至对此有着管辖权的主政者，提高运用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能力有多么重要。
进行舆论引导和具备舆论引导能力，两者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别。特定主体进行导向正确的舆论引导，在许多情况下未必就能获得良好的引导效果；如果具备比较高的舆论引导能力，或者是通过相应努力提高了舆论引导能力，那么所作的舆论引导往往就能获得预期的良好效果。因此，从强调进行舆论引导到强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体现了对主体要求的提升当是没有疑义的。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深刻认识和严格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就必须提高按新闻规律办事的能力。按照列宁的说法：“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联系。”
因此，探讨规律必须从分析关系入手。深入了解、准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了相应的各种关系，方能很好地把握了某种规律。新闻传播规律，涵盖了新闻与事实的关系，特定主体与新闻事实的关系、与受众的关系、与新闻传媒的关系等各种关系。这里所说的特定主体，是指新闻的报道者、舆论的引导者。
下面，笔者将就新闻传播规律所涉及的各种关系分别加以论述。
其一，新闻与事实的关系。具有新闻价值的各类事实的发生，是新闻得以形成和传播的前提条件。倘若事实没有发生，也就没有与之对应的新闻。特定条件下的新闻策划是能被认可的，但它在新闻与事实的关系问题上仍不可对规则有所逾越。也就是说，事实没有发生，就不可以刊播有关此事实的新闻报道。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第五章进行集中论述。
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以新闻手段反映事实，与以其他手段（方式）反映事实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一种体现新闻真实性、时效性要求，能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反映。在报道事实的过程中，并不是有闻必录。新闻选择必不可少。所报道的事实，应该同时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胡锦涛提出：“多报道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多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多宣传人民群众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三多”涉及“说什么”，实际上也就指出了应该避免的与此相对、令人厌烦的“三少”现象，属于对事实进行精心的新闻选择的范畴。“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化解矛盾，理顺情绪”。“三用”则涉及“怎么说”的问题，这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可望取得良好效果的“说话”方式，属于展示新闻事实的范畴。“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本质上也就是“用事实说话”；但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比用抽象的概念、空洞的观念说话要优胜得多。“三多”、“三用”，分别涵盖了新闻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以某种方式道明了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新闻传播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涵。
其二，特定主体与新闻事实的关系。特定主体通过采访调查，了解掌握了新闻事实并对其本质有所认识，在此基础上对新闻事实加以符合其实际情况的报道。发生了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然而无人对此加以报道，事实不成其为新闻。因此，在事实转化为新闻的过程中，特定主体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新闻传播规律在特定主体与新闻事实的关系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对事实的尊重。尊重的实际内涵是：据实报道、如实报道。
其三，特定主体与媒体受众的关系。不同媒体的受众情况不完全一样，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公众在媒体面前出现而成为它们的受众时，他们又必然会体现出许多共同的旨趣。比如对于新闻传媒，他们会从需要得到满足的角度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要求报道凸显事实的新闻价值，对能在较高程度上满足他们新闻需要的作品加以肯定和称道；要求作品中所包含的道理令人信服，对符合其期待的作品乐于接受并予以认同；要求新闻具有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对虚假新闻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要求披露的新闻信息充分体现出时效性和时新性，对时效性差的报道则表示不屑。
受众是媒体所进行的新闻传播的对象，同时也是舆论引导的对象。这是其身份之一；另一种身份是国家的主人，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作为新闻传播对象和舆论引导对象，受众是接受主体，表现出自主性和能动性。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情况尤其是如此。媒体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实际效果，最终决定于受众的接受与否、认可与否。正因为如此，“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以此改进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
为了满足水平不断提高的受众不断增长的新闻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是唯一的选择。胡锦涛要求：“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可以说，以上所述已经涵盖了新闻创新的各个主要方面。
其四，特定主体与新闻传媒的关系。此处所说的特定主体，是指新闻工作者。新闻传媒是传播新闻事实、新闻信息的载体。离开了此类载体，新闻事实和新闻信息就无法进行大范围的快捷传播。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电子媒体，都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充分了解特定媒体所体现的各类载体的共性特点，又准确把握特定媒体的个性特点，把传播者与媒体的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也是新闻传播规律所包含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借助于广播媒体进行传播，必须充分考虑到广播供人“听”的特点，调动声音元素进行传播；借助于电视媒体进行传播，必须处理好“声”与“画”之间的关系，同时调动声音元素和图像元素。
（3）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维指导新闻宣传工作
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维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突出地体现在关于“办好自己的报纸，也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论述上。胡锦涛说：“我们在探讨国际形势的时候，要考虑国际形势对国内可能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加以应对。处理国内问题时也要考虑在国际上会引起什么反响，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争取更加主动的地位。”事实上，国际形势与国内问题往往是互相关联的：国内问题会产生国际反响，国际形势会对国内问题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国内办新闻传媒还是对外进行新闻宣传，都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方面。进而言之，我国的媒体在报道世界上的重大事件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取得一定的话语权；在对本国的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时，要力争首发并在国际上体现一定的话语影响力——从而不仅在国内的舆论格局中而且在国际的舆论格局中，牢牢地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不断提高国际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时效，更好地发挥掌握舆论主导权方面的作用，也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贡献”。胡锦涛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殷切期望，体现了新的历史高度。
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维指导新闻宣传工作，还突出地体现在对舆论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知识的借鉴运用上。传播学是在西方的社会土壤上形成的一门研究人类传播行为和传播现象的学科，其中不乏科学的探索和学理的总结，当然也包含着某些需要厘定和匡正的内容。传播学十分重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看重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注重对传播过程和效果的研究。胡锦涛在讲话中实行“拿来主义”，汲取了传播学学科中相应的科学成分。
例如，他要求“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话语中不仅运用了传播学中的“受众”这一基本概念，而且十分强调对此（包括对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以认真研究。
又如，他提出：要“主动设置议题”，由此进行积极有效的舆论引导。传播学中有议程设置理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在研究中发现，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新闻传媒的报道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传媒视作“大事”进行报道的问题，公众对此往往也视作“大事”；传媒强调得越多，公众对此也就越重视。这就意味着媒体可以通过主动设置议程，在吸引受众注意和影响受众观念方面有所作为。“主动设置议题”，其底蕴是审时度势地确立可望引起公众关注的议题、议程，形成舆论凝聚点，使正向舆论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舆论即主流舆论。
再如，胡锦涛要求“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媒体“分众化”，这是传播学中的颇具专业性的概念，系指媒体的职能以受众及其需求的不同而有所区分，而非由特定媒体大而化之地面对和“通吃”一切受众。媒体对象化与分众化密切相关。“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这是当今条件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虽然胡锦涛在以前的内部讲话中曾经提及过以上概念，但是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则还是第一次。对新闻传播新趋势的正确认知和把握表明：胡锦涛的讲话不仅表现出对现实问题反应的灵敏，而且表现出思维的敏锐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