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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探索当坚持不懈。多年来，笔者有志于此。此前已有一些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版。
本著作是笔者对新闻理论进行再探讨形成的成果。再探讨，主要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别人作过探讨的基础上由我再进行探讨，而是以自己此前的探讨为参照系再次进行探讨。力求做到：避免相同的内容重复出现，在同样的话题上努力体现有所深化；关注当下面临的新的现实问题，并从学理的角度作出思考和回答。
这样的探索，拟从对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理论研究的回眸开始。
（一）改革开放：新闻理论研究的沃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对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进行回顾性阐述的时候，我们的考察不能不注意到如下重要背景——作为改革开放的前奏，党的指导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在此之前，在邓小平、胡耀邦支持下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国性的大讨论，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由此宣告结束。在此基础上，方可启动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工程。
改革开放，涉及内与外两个方面。
先说对内。改革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变革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与经济基础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经济社会因此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这种需求的满足程度同步提高。这既是新闻传播事业得以繁荣发展的条件，又是新闻理论学术研究兴旺发达不可或缺的要素。民主和法制建设得以大力推进，公民的表达权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展开学术讨论和发表学术见解。新闻理论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获得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再说对外。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打开国门，与别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的频繁交流，以借鉴异国发展经济、管理社会和治国理政的理念、做法、经验，避免故步自封、夜郎自大。
总而言之，在政治环境宽松、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剧变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社会思想包括学术思想空前活跃。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平凡历程中，三个重大事件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谈话，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他的倡导之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由此进入了深化期；党的十六大召开，意味着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顺利完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踏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征程。以上三个重大事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分别标志着相应重要历史段落的开始（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是整个新时期的开始和改革开放的开端）；正因为如此，我们大致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理论研究，不能不受到社会发展的相应制约，因而与上述阶段划分是大体对应的。
在改革开放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过拨乱反正，新闻传媒的功能和人们对此的认识重新回归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新闻传媒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正常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和新闻实践，总是会向人们不断地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深化过程中，市场因素的作用力、影响力日渐加大，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已有很大程度的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社会舆情趋于复杂，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和艰难度凸显。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传播技术的日趋发达和“地球村”由预言成为现实，新闻传播领域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命题：一是新闻传媒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二是面临由于互联网崛起带来的一系列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加之新闻事业蓬勃发展、新闻实践生生不息，新闻理论研究获得了许多新鲜的现实内容。所有这些，都使我国当代的新闻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沃土。新闻理论研究与新闻实践的发展同步，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同步。进行纵向考察，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是与时俱进的，内容不断深化拓展，方法也逐步有所改进。
（二）对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理论研究的分阶段考察
1．对第一阶段的考察
从1978年年底至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发表谈话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发展阶段，开始于有着重大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了多年来在指导思想方面所存在的“左”的错误，果断地决定全党全国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倡导解放思想、总结历史教训、探索前进道路、推行改革开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主旋律。将被“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重新回归到科学和理性的轨道上来，重新恢复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是这一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的要务。
这一阶段的前半期，新闻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拨乱反正，清理和消除“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散布的极为荒谬的新闻观点（如“事实为政治服务”等），清理和消除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新闻理论研究出现的诸多谬见、误识。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年底，《人民日报》等首都数家新闻单位联合向财政部提交报告，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新套路，在保持事业单位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企业的某些相应的经营活动以弥补国家下拨经费的不足。这一要求获得批准，从而开了“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先河，成为后来研究传媒经营和新闻事业管理不能不提及的重要史料。这一阶段的后半期，则有较多学者致力于研究西方传播学和信息论等的理论论著、观点，并借鉴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新闻理论研究的视野得以拓展。
这一阶段的新闻理论研究，沿着以下两条路径向前推进。
第一条路径：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进行研究。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单位主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马克思新闻思想的第一个学术研讨会。它开启了科学、理性、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的历史进程。这一阶段的后期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方面的专著。
第二条路径：对某些重要的新闻基本命题进行研究。
——对新闻定义进行探讨。新闻定义涉及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者们在“报道说”之外，又提出了“事实说”、“传布说”、“讯息说”、“手段说”和“信息说”等，并且不止一次地进行过论争。虽然最终未能形成关于新闻定义的“标准答案”和统一认识，但是这种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式的探讨对于学术研究无疑是颇有裨益的，折射出学术思想的活跃。
——就新闻真实性加以研究。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在“文革”中和“文革”前（例如“大跃进”年代），新闻报道“假大空”盛行，人们在这一方面有着切肤之痛。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里，研究者的理论探讨已经触及具体事实与事实本质的关系问题。有的研究者指出，不仅要求对每一个具体事实的反映完全真实，而且要求对事实整体的反映完全真实，同时还要力求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围绕新闻真实性进行的探讨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有些研究仅仅停留于谈业务体会的层面。
——对新闻价值展开研讨。在“文革”中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里，新闻价值曾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而不被正面提及。改革开放后，自《解放军报通讯》1979年第7期最先刊出《谈谈新闻价值》一文始，就一直有研究者就新闻价值进行理论探讨。而关于新闻价值定义的不同见解（“标准说”、“素质说”、“功能说”、“效果说”等），则体现了这方面较早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中对新闻规律也有所触及。新闻有规律，在新闻实践中应遵循新闻规律，在新闻理论研究中应重视新闻规律研究。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新闻规律被束之高阁、不受重视。从不被重视到逐渐受到重视，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认识水平，研究尚不够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学、信息理论的传入，对新闻理论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传播学理论看重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注重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重视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研究等诸多优点，为从事新闻理论研究工作的学界和业界人士所借鉴、吸收。信息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信息”，更是为新闻学者所频繁和广泛采用。
2．对第二阶段的考察
从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南方发表谈话至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体现出如下特点：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越来越成熟。邓小平理论的最后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都在这一阶段。“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作为指导包括新闻工作在内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理念，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进展。在邓小平的倡导下，长期以来形成并存在的“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样的思想禁锢被彻底打破，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在中国大陆确立起来。这表明，在经济基础范畴，改革开放实实在在地深化了，并由此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全方位和深层次的影响。经济社会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一些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传统观念受到颠覆。
——在这一阶段的中期，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以惊人的速度融入公众的工作、生活，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在若干年内，网民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网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新闻传播的格局因之而改变，公众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这一阶段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相适应，新闻传媒程度不等地进入了市场，几乎没有媒体不与市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营，成为媒体运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996年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批新闻单位组建了传媒集团，这成为新闻传播业发展中全新的实践内容和研究课题。就全国的情况而言，新闻传播业规模扩大、发展迅速。它涵盖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各类媒体均获得了很大发展。在报纸媒体的格局中，在原有的党报、专业报和对象报以外，勃然兴起的都市报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电视媒体进行了频道专业化、制播分离等方面的改革和探索。网络媒体加盟新闻传播，其传播新闻信息和表达网民意见的作用日甚一日。媒体的分众化、对象化趋势日渐明显，从而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内容。
此阶段的新闻理论研究具有如下鲜明特色：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体现出深化趋势。研究者的视野较之先前更加开阔，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特别是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成果来展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采用新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的新闻思想加以探讨。其中关于“政治家办报”、“舆论引导”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
——密切关注、积极思考传统媒体面临的诸多新的现实问题。研究者们先后研究过如下问题：新闻传媒的产业属性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者之间的关系；制约新闻传媒的新闻规律与市场规律之间的关系；新闻传媒所进行的各类经营特别是资本经营；党报的改革发展以及与其他媒体之间的竞争；新闻（传播）法制以及新闻伦理；传统媒体新闻业务的改革、创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有些研究者就“入世”对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影响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
——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恒常主题。舆论监督是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的一个概念。之前相近的意思用“批评报道”来指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批评报道的若干研究成果，但数量较少。在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后半期，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对舆论监督的功能、原则、方法，对舆论监督与民主法制的关系，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舆论监督思想等，都有人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
——学术争鸣的空气浓厚。其表现之一是：前一阶段争论过的问题再次被提起，并就此进行新一轮的论争。20世纪90年代后期，关于新闻定义的论争，被赋予了“新闻本体研究”的意义。其表现之二是：一些被人从业务层面提出的问题，吸引了学界和业界人士的共同兴趣，争论异常热烈并持续很长时间。例如关于新闻策划，参与讨论的研究者所持观点差异颇大。虽然人们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但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人士，实际上都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新闻策划”这一概念。
——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研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一方面的研究可谓长盛不衰，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选题者甚多。各类研究成果的内容涵盖网络新闻、网络舆论引导、网络传播对新闻理论的挑战、网络论坛、网络议程设置、网络信息的公信力、网络舆论监督等一系列问题。
——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以前的新闻理论研究，方法相对单调，多为定性分析、逻辑推演。这一阶段的新闻理论研究，呈现出方法多样化的趋势，出现了数量较多的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著述，也有的研究成果则体现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而定性研究方法也仍然为多数研究者所使用。
——新闻理论研究的外延有所扩展。不仅出现了史论结合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有研究者进行了将新闻理论研究与新闻业务研究相融合的探索。在另一层面上，以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视角观照新闻理论问题的著述渐多，学科交叉已经成为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方面的重要特色。特别是新闻（传播）法制，长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3．对第三阶段的考察
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理论研究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还在继续延伸。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指导思想和旗帜方面一如既往。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高举旗帜的基础上，党中央在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因而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诸多足以影响全局的重要元素。
首先，在党的执政理念中，不仅强调“执政为民”，而且突出“以人为本”。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对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不可低估。目前，“以人为本”已成为时代最强音。
其次，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观，是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注重实际效果的发展观，归根结底是重视人民群众长远利益、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再次，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致力于民主法治建设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致力于消解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并在这一方面获得了社会共识的支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最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各级组织，被要求大力进行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要与执政党的地位、身份、使命相称。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的至关重要的自身建设。
上述执政理念与治国方略，不仅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对新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通过两个渠道影响新闻理论研究。一是通过影响社会观念形态而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新闻理论研究，一是通过影响新闻实践而间接地影响新闻理论研究。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和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新的思路，比如：提出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内容的“三贴近”，提出改进会议和领导人活动新闻报道，提出“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提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深入研究”等。十六大以来，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注重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已普遍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新闻报道和信息公开机制。所有这些，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崭新的、丰富的现实内容。
在这一阶段，原先已有一定基础和相当积淀的研究方向，时有新的成果问世。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向上，形成了相应的新成果。有学者就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推出了专著。有学者出版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方面的论著。与此同时，研究者们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对胡锦涛的新闻宣传思想进行学理探讨，特别是在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之后更是如此。在党报研究方面，“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数度举行研讨，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研究平台和数量较多的研究成果。舆论监督研究也是多年来由多人参与辛勤耕耘的领域，但研究者们还是力图做到新意迭出。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展开中国与外国舆论监督的比较分析。有的学者从新闻法和新闻伦理两个方面，就各国舆论监督过程中宪法和新闻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信息自由法与行政管理透明，诽谤法、隐私法与公众人物和私生活，新闻伦理自律的柔性约束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有的学者从舆论监督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入手，对舆论监督难以实施的原因进行深入探析。围绕舆论监督进行的研讨会，在比较长的世界内，一年一度举行，成了名副其实的年会。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中国举行为标志，关于传媒经营和传媒经济的研究，也体现出了升温和深化的趋势。在新闻体制和新闻改革研究方面，在已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成果。有学者认为，从1978年年底至1999年的20余年间，中国新闻改革在整体上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迈入新世纪后，中央以及中央主管部门已经站到了新闻改革的前台，掌控新闻改革的主导权。新闻改革从过去以自下而上的改革为主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主。这一论断试图揭示新闻改革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特征。
在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围绕新的研究课题（如关于新闻工作与以人为本、新闻传媒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闻传媒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大众传媒关系研究，关于民生新闻研究，关于灾难性事件中的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研究等）所作的探讨和形成的成果。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走向是：思维方式从封闭走向开放，研究视野从狭窄走向宽广，所涉内容从单调走向丰富，所用方法从单一走向多元；研究中体现的核心理念是：与时俱进，对由社会生活和新闻实践所提出的新闻传播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思考。当然，30年多来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如何增强研究成果的学理性内涵，如何增强对新闻业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如何增强研究的系统性和成果的规范性，仍然是需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现实问题不断涌现有其必然性
在当今时代，新闻学已成为显学。它既与现实联系紧密，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新闻、新闻实践、新闻事业，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而发展、而变化。新闻理论领域中基础性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从学理的层面思考并回答实践中出现的现实的新闻理论问题同样十分重要。
这里所说的现实问题，是指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或与新闻传播领域密切相关的新的实践、新的事物、新的现象。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化和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内容已经发生了和正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民民主有所扩大，社会分层和社会群体价值观念多元化现象明显，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新闻实践本身在发展、深化。以上情况表明：新闻传播现实问题不断涌现，自有其必然性。
新闻理论研究是否应与当前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笔者以为：否！应当十分重视现实问题研究。
（二）以“三农报道”为例说明研究现实问题的重要性
1．“三农”问题所具有的紧迫性
“三农”问题（宽泛意义上的问题）事关国家政权的稳固，事关六七亿农业人口的利益（而维护农民的利益也就是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固），极端重要，这似乎是无需多加论证的。对“三农”问题予以重视、加以强调，将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理当如此。道理很简单：农业人口，居全国13亿人口中的50％强（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物质生活水平相对偏低，精神生活内容较为匮乏）；农村，是农民生产劳作的重要场所和休养生息的主要空间；农业，是相当一部分农民长年累月从事的重要工作，同时又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由此而合成的“三农”问题，毫无疑问是国家固本强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对“三农”问题，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若干年来每年的一号文件都针对“三农”问题而发就是明证之一。
2．新闻传媒在“三农”报道方面明显有所进步
重视“三农”问题，这是党和政府所设置的、在长时期中始终有效的重要议题和议程，也理所当然地是新闻传媒所设置的长期持续的重要议题和议程。在这类议题和议程中，媒体就“三农”问题所作的报道即“三农”报道。需要说明的是，在有关语境中频繁使用的“新农村报道”概念，与“三农”报道中的农村报道大致相当，其外延显然小于“三农”报道因而不能取而代之。最近几年，新闻传媒在“三农”报道方面明显加大了力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许多媒体来说，“三农”报道在本媒体占有比较重的分量。从中央至地方的各级媒体，多设有针对农村受众的固定栏目、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第七频道是以“三农”为主要内容的专门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农村报道”，是面向农村、农民及所有关注农村的人的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新闻性广播专题节目；《人民日报》开设有《新农村》周刊，每周一次集中刊发“三农”报道，日常性的“三农”报道在《人民日报》上经常可以见到。省市级媒体也比较重视“三农”报道，其中有些还设有“三农”报道专版、专栏。《福建日报》的“三农调查”专栏常常刊发基于对“三农”问题调查所作的报道。
——农民关注、全社会关注的诸多涉农问题也得到了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的关注，“聚焦‘三农’”成为媒体的共同性议题。相当一部分媒体，在报道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普及农业科技、指导农民致富等方面，颇为用力，也取得了不错的实际效果。
——在维护农民群众利益特别是为农民工讨薪方面，不少新闻传媒都仗义执言，通过新闻舆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三农”报道中，媒体针对农民利益受损的现象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既体现了其责任感，又可以推动一部分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农民受惠得益，给农民带来福祉。
——在“三农”报道中出现了一批批深受农民受众欢迎、产生良好社会反响的精品力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穿越‘三北’风沙源”系列报道，针对我国沙漠化日益严重的现状，紧紧围绕防沙治沙这一重大主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等众多栏目每天播出4～6篇，持续播发150余篇多种广播体裁的报道，点面结合，立体化、多层次，全面综合地反映了“三北”风沙源的状况和50年来我国的治沙成就、存在的问题，形成强大的规模效应，产生积极广泛的社会反响。在20天时间里，东西两路近50名记者的行程总计达26000公里，穿越五大沙漠、四大沙地，途径10个省区，边行进边发稿。
这组系列报道的受称道和获奖励，有其必然性。
3．“三农”报道中存在的不足
细察媒体的“三农”报道，可知并非没有不足。
——六七亿农业人口与城镇居民相比，所拥有的媒体资源相当悬殊。占据全国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使用极少数的媒体资源，只能享受数量很少的媒体所提供的服务。也就是说，农民并没有成为大多数媒体的主流受众，而只是边缘受众。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结构性矛盾。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媒体的缺位，在丰富的媒体资源分配中，明显地出现了城乡不平衡的问题。”
罗以澄教授就此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大众媒体缺乏良知，丧失社会责任感，一味迎合所谓的都市受众‘趣味’，追求所谓‘眼球注意力’和市场利润，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广告都漠视人文关怀，充斥着许多虚假、低俗甚至色情信息，严重污染、破坏了媒介生态环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产生了恶劣影响。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中，被诸多媒体忽视乃至边缘化了的农村受众实在很难获得对他们生活、工作、学习都有切实利益关联的信息，更谈不上个人精神层面的积极正面引导。这样的媒介内容生产，既是对‘三农’问题的冷漠，也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之一。”
相当多的媒体在支配自己的资源时，并不以受众的多寡为依据，也不是以新闻信息资源的贫富为依据，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可望获得的社会回报特别是经济回报为依据。而对媒体的经济回报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广告主提供的，因此，广告主成为不少媒体进行资源配置的幕后“指挥棒”。
——相当数量的媒体在进行涉农报道时，并没有将农民放在重要报道对象的位置上。“农村题材的新闻报道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农民很少在媒体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即便是有，大多数也是负面的报道，不能真实正确地反映当下的新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生存状态，也不能起到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作用。而占有相当受众的都市媒体，更多地追求‘眼球经济’，在无节制地对市场利润的追求下，迎合人们的好奇心理”
。这就是说，农民在两个层面上都没有成为主流：不仅作为媒体的服务对象未占主流地位，而且作为媒体的报道对象也并不居于主流地位。
——不少“三农”报道与报道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隔膜”状态。一些新闻从业者对农民的生存状况了解甚少，对农民的心理需求了解甚少，对农民的疾苦痛痒了解甚少。业内人士概括道：“‘三农’问题宣传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上头’多，‘下头’少：在地方党报的宣传工作中，存在报道地方党委加强‘三农’工作的要求多，各种会议、文件精神和有关部门落实‘三农’工作的各项措施的报道多，而反映农业、农民、农村关心的问题和呼声的报道少，城市读者看不到‘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况，农民读者又感到地方党报‘三农’问题的宣传离自己远。要让‘三农’问题贴近农民，编辑记者必须有‘农民思维’。也就是站在农民的角度，用农民的思维方式来分析问题。”
农民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凭借农民的思维方式就能解决“三农”报道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这方面的探讨有待深入。笔者以为，农民的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注重实际、讲究实效，如果新闻报道崇尚虚空，则距离农民期望颇远。但农民的思维方式有时也体现出目光欠远大的特点，因而有赖于引导。
——“三农”报道的传播到达率和有效率都不容乐观。笔者的学生曾经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省无锡市、苏州市和浙江省绍兴市、金华市等地农村进行过一项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受众对于各级媒体新农村报道的满意度（包括非常满意和满意）为50％强，对中央级媒体新农村建设相关报道满意度为69.4％。
应该说，农民对媒体的“三农”报道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如果将不能有效地使传播的信息抵达农民受众的因素考虑在内（例如媒体没有传通，或对某些地区未能覆盖，或某些报道没有有效进入农民受众的心智），那么，农民对“三农”报道的实际满意度还将更低。
4．“三农”报道研究有待学界及业界人士共同参与
“三农”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既需要由新闻业界人士通过对实践的理性思考而有所感悟、不断探索解决之道，也需要新闻传播学者对此加以学理观照，探寻个中规律，以期对“三农”报道实践有所指导。就此而言，由学界及业界人士共同参与的“三农”报道研究对于“三农”报道实践不无意义。
“三农”问题是值得各个学科的学者们花大力气研究的重大命题。人们研究“三农”问题，较多地是依托自己的学科背景，呈现各自不同的研究特色。这方面的较为优秀的学术成果已不在少数。研究者们选取某个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等）的视角，进行探讨和开掘，以期获得有别于他人的独特发现。对于“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不应该仅仅是对政策文本和文件精神的诠释、解读，而应该直面“三农”问题现实，通过各种途径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进行富于学理性的探讨，并提出具有新意的见解，从而体现出一定的学术高度和学术水平。
（三）从学理角度思考并回答由现实提出的问题值得提倡
新闻理论研究远离现实不可取；而从学理的角度深入思考并正确回答由现实提出的问题，则是值得提倡的。新闻理论的生命力即在于此。新闻理论的一部分研究内容是属于基础性的，关涉新闻的本体、特质等，现实生活的哪怕是非常巨大的变动并没有使这些基础性的理论发生根本性的变动；新闻理论的另一部分研究内容，属于理论精髓，经长期积淀而成、经多次筛选而存，它们对新闻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会消失。新闻理论注重研究现实问题，就应当以上述内容为坚实基础和主要凭借；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具有学理性的思考和回答，不断更新和丰富新闻理论体系的内容，不断提高新闻理论对于新闻实践的解释能力和指导能力。
（四）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研究与学术含量
新闻理论近距离研究现实问题，是否必然缺乏学术含量呢？
答曰：不尽然。
在学术评价方面，不应当形成如下误识：远离现实，则学问高深；关注现实，则品位低下。新闻理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回答，存在着具有学术含量与缺乏学术含量的区别，并非只要触及现实问题就必定缺乏学术含量。
关注现实问题的新闻理论研究，不应当是——仅仅停留于对高层领导关于新闻问题的讲话作诠释、说明的层面；只是谈操作体会、说感性体验，或者局限于对自身经验进行描述；理论来理论去，光谈空洞理论而不涉及、不解决实际问题；以某种理论为标签，将它简单地贴到现实问题上去；以外国某种或某些理论牵强附会地解释以此未必解释得了的中国本土问题；理论观点与实际问题成为“两张皮”，未形成有机整体。
关注现实问题的新闻理论研究应当是这样的——致力于探索相应的规律，体现出理性思考的智慧结晶；有一定的学理深度，而非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对新闻传播领域的现实问题进行有深度的理论观照和合乎学术要求的理论概括；对现实问题加以“寻根究源”式的研讨，深入探寻其源流、嬗变、因果联系和现实影响；对研究对象和具有可比性的事物加以比较研究，在异中找同中把握普适性，在同中找异中把握个体性；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相当可行性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