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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没有人批评积极心理学。首先，作为积极心理学家，我们很欢迎批评的声音，因为这代表着受人关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以下是一些常见问题的回答，是我过去一些年在讲演和写作中所涉及的。一些是公众提出的，另一些是我的同事提出的。
我的经验告诉我，每个人都觉得这个领域很有趣并且是心理学家应该关注的。尽管牺牲品的心态在不断扩散，但是每一天人们似乎都明白，为了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仅仅避免问题的发生是不够的。与之相反的是，学界似乎总是怀疑积极心理学。怀疑的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总是认为人类的天性是有缺陷的，脆弱的，而且比普通人更加相信这一点。由此出发，积极心理学只能被视为无价值的研究，也许就是人类通往地狱途中的一次危险的尝试。社会学家对美好生活的真实性存在怀疑，当然也就会对人类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产生怀疑。我们当然会关注自我报告的弊端，但是同时也要指出，当致力于研究什么是社会赞许时，社会赞许本身就不再是麻烦的因素。
当积极心理学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里时，似乎所有人在排版时都插上了一幅哈维·贝尔的插画：古板的笑面人
带着他独有的骄傲笑吟吟地看着读者（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1年9月3日版；《新闻周刊》，2002年9月16日版；《美国周末》，2003年3月9日版；《时代周刊》，2005年9月17日版；《今日心理学》，2005年2月版）。这样的插画很容易误导读者，使得人们认为积极心理学是研究快乐的科学，更准确地说，是研究肤浅的快乐表象的科学。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微笑的确是表示快乐的，并且人们愿意看到微笑。但是微笑并不是证明生活价值的绝对依据。当我们高度投入到让人开心的活动中，当我们发自内心地表达想法，或者当我们做了什么光荣的事情时，我们可能微笑也可能不笑，并且在那一时刻，我们可能感觉愉快也可能并没有感觉。而这些都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它们已经超出了快乐心理学的范畴。
为了给本书的后续章节做铺垫，我需要指出，愉悦和快乐都是积极心理学十分关注的话题，但是这种关注比描述一张笑脸要复杂得多。积极心理学家研究积极的特质和性格，包括友善、好奇心、团队协作能力，以及价值、兴趣、天赋和能力。同时我们还研究可以促进幸福生活的社会因素，例如友谊、婚姻、家庭、教育、宗教等。
我始终认为，微笑的含义并不相同。研究者们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发现，不同类型的微笑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加真诚。一种被称为杜氏微笑
的表情会表现在人的整张脸上，不能造假，由此可以认为是真诚的。与此相对的那种短暂的浅浅的笑意，只需要动用几块肌肉。
在积极心理学早期的探索中，塞利格曼和奇克森特米海伊
（2000）简单说明了这一学科与人类心理学的差异。这在1960~1970年的那段时期是心理学的热点之一，直至今日也依然引人注目。总体上说，人本主义（humanism）偏重教条主义，认为人类的需求和价值超越于物质资料之上，由此可得，对于人类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人本主义认为科学心理学家过于关注行为的原因，从而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人类本身，好像人类简单得就像相互碰撞的球，行为的正确与否仅仅取决于另一个球给了它怎样的撞击。
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包括马斯洛（1970）和罗杰斯（1951）。他们都强调人类发挥自身潜质的力量，即 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自我实现会被各种各样的情境所阻挠，一旦这些情境产生变化，个体的某些潜质就可能不能被发挥出来。
主宰20世纪心理学界的思想之一就是将心理分析或者行为分析具体化，这是一种对人类天性不同方式的思考。人类心理学强调人类行为的目的，他们为了目标努力奋斗的意识，他们本身所做选择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行为的合理性。心理学的关注点就是寻找机械因素之外的行为原因，探索关于存在和含义的本质的问题。
人类心理学通常与另一个观点相重合： 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个体的经历是最重要的。了解一个人就是去了解他内心的主观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存在主义学者将人们视为他们自身选择的产物，而这些选择都是自由取舍的。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存在产生本质，而对本质的解读就是去了解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存在主义学者认为没有固定的人类天性，只不过是人们通过不同的选择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独特的个体。
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观点对心理学的启发作用有如下几点：
·个体的意义
·个体的复杂组织
·人天生所具有的变化的能力
·意识存在的意义
·人类活动的自律天性
这些内容暗示着所谓“科学的”心理学通常有些急功近利，因为它并不去探讨人类最重要的问题。
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理论认为心理学家需要更加关注个人视角中的世界，而由此提到另一种智力活动： 现象学 （phenomenology），试图描述个体的意识体验。直白地讲，现象学就是心理学中认知心理学分支的表象的集合（H.Gardner，1985），虽然二者都关注思维和思考过程，但是却完全不相似。认知心理学家着眼于描述思维过程并试图用某种理论来解释所有人的思维。而相反的，现象学家以具体个人的经历为起点，然后试图解释这些现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塞利格曼和奇克森特米海伊说积极心理学是不同的呢？他们有两点依据。首先，积极心理学将生活中的美好和不好都视为正常的，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通常（但也不都是）认为人们的本性是好的。其次，积极心理学十分认同科学方法，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通常（但也不都是）怀疑科学是否能够反映事实。
由于上述二者存在着差异，我个人更认同塞利格曼和奇克森特米海伊的说法，但是随着积极心理学家逐步形成了仔细检查各种观点的习惯，将人本主义全盘否定似乎也并不正确。当然，大多数存在主义学者都承认，每个人都有变好和变坏的潜力，这与积极心理学家是一致的。如果认为美好的生活仅仅是一种选择未免太遥不可及，外界环境筑起了一道道围墙，如瘟疫、贫困和偏见，而积极心理学家所认同的是，选择的概念本身和选择意愿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从数十年前到如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同积极心理学家一样认同科学。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我之前定义过科学方法的广义范围：用事例推导出理论。有用的事例有很多来源，每一种都有其前因和结果，而科学不可以把其中的某些凌驾于其他之上。科学心理学家可以通过严格控制的实验发现很多，也可以通过对典型个体的案例分析，通过对大众群体的访谈和观察，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得到同样的发现。
前面提及的心理学的碰撞球概念如今在心理学的各个领域中都几乎不被心理学家认同，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像人本主义学家一样，积极心理学家相信通过与人们交谈那些生活中重要的事物可以了解他们本身。
总之，积极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是近亲，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相同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是有区别的。通过争论之后双方都会有所发现，而没有争论就没有创新。在任何情况下，科学都是关于一些典型的，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讲反映了生活的美好，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讲反映了基本假设的研究。
一些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有时候也是人类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在大众看来似乎是常识。因此，人们对这些研究并不重视。金钱买不到快乐。这似乎是生活中众所周知的道理。“我知道这些，”怀疑者们说，并将话题转到另一个维度：“积极心理学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不属于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美好生活的和如何实现美好生活的常识吗？”
我确信你知道1986年罗伯特·富尔格姆写的《受用一生的信条》，以及这本书的各种各样的副本。看起来，似乎积极心理学所讲的所有内容我们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掌握，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幼儿园学到，通过假期学校学到，通过祖母口中的故事学到，或者通过利兹·麦克奎尔的节目学到。我怎样反驳这种批评呢？
我要说的是，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错了。常识和显而易见的事物通常都是在事实之后提出的。假设我提出了与事实相反的观点，积极心理学发现我们不需要关心他人的想法和行为，“那些到死的时候拥有最多玩具的人是胜利者”，追求生活的意义是傻子的行为。“我已经知道这些了，”那些批评者又会这么说。这样我们无论怎么说，只能得到再次发布常识的评价，正反两个方面反正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你在阅读这本书的同时，可以评价一下积极心理学的哪些发现是意料之外的。即使那些意料之内的结论，我也希望你再深究一步，“即使是这样，那将会怎么样呢？”心理学家用过多的努力去追求惊人的结果，通过案例来告诉人们那些在评价和行为的过程中起影响作用却未被发觉的因素，我们的记忆甚至是那些生动形象的记忆，也有可能是虚构的，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些出人意料的发现通常都凸显出人类的某些短处，就像在说：“看我们有多愚蠢。”这样的研究对于矫正常识是重要的，但是并不需要这样的研究引导人们感到绝望和脆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科学探索的旅途中来一次休整。
记住积极心理学的基本前提：人类的优点和长处与缺点和脆弱一样真实。过于关注那些违反直觉的方面会使我们忽视人类做得好的方面，从而导致看待人类的角度出现偏差。人类活动中的奇迹没有得到心理学家足够的关注。比如，绝大多数的汽车司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而这些正常行驶的时速都在每小时110公里以上。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戒烟而不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士。绝大多数孩子都可以学会掌握语言而不需要额外的帮助。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自愈外伤。
在第4章中，我描述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发现人们没有能力预测在面对重要的生活事件时会持续多久的快乐或者悲伤。年轻的男孩女孩在被自己的交往对象甩掉之后，通常会持续几个月的悲伤，甚至是几年。但是大多数人的悲伤时期都要比这短得多，之后则会回归到正常生活之中。这是一项有趣并且重要的研究发现，尤其是在人们不能正确预期自己的情感时，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人们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这一研究结果也并不意味着某些人因为分手而感觉到快乐。那样的话，就成了违反直觉的结果了！
我们认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对幸福生活的诠释较多。但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成为案例呢？通常，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结果都没有什么惊奇，但是事情总是会有个例。思考一下在美国各个时期都流行的一句话“你所需要的全部就是长相加上无尽的钞票”，人们相信这样就可以得到快乐。这也许对帕里斯·希尔顿（只是也许）有用，但是研究的结果却发现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不是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见第4章）。积极心理学需要从司空见惯的智慧常识之中寻找真理，而科学方法对此责无旁贷。
研究人类问题的心理学家目的很明确：他们要减少人们受苦的程度。这种目的背后的推论即是说幸福是随时可以拥有的。实际上，在那些研究问题解决的心理学家看来，对那些快乐的、健康的、有天赋的人的研究可能会被视为有罪恶感的奢侈想法。而从积极心理学家的眼光看，存在一个并非想当然的，或者说，一个被更好的理解的幸福，心理学家可以去帮助所有的人，包括有问题的和没有问题的。
在第4章中，我讲了一些我自己最近的研究、发现，那些经过思考的目标可以激起持久的幸福感。这个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幸福的目标可以减轻抑郁。
在积极心理学家中，有一部分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这是心理学的另一个分支，关注于研究社会问题，如偏见和争端；也有一部分是临床心理学家，他们关注生活中的外显问题并研究如何治疗。所有的积极心理学家都关注同一个核心问题：美好的生活。但是，受苦和幸福都是人类生活中的状态，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应该重视这两者。
实际上，受苦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研究。那些与苦难的命运做斗争的人，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呢？在第6章中，我介绍了一些研究说明，至少有一部分经历过危机和创伤的人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此外还有一个意料之内的结果，那些经历过恶劣的生活事件并调整和适应过来的人们对生活的评价更加客观（见第4章）。
心理学家谢丽·泰勒描述了一项研究，开始时是为了调查在被确诊为乳癌之后个体的抑郁情况。这是一种可怕的、严重的生活事件。研究中她所遇到的问题是，她没有确认癌症病人伴有严重抑郁的充分数据。大部分病人在面对确诊这一事实时都采用了一种被泰勒称为“向下比较”的社会比较策略
，即她们去想那些比她们自己还惨的人，“是啊，我有乳癌，但是如果……就更悲惨了，毕竟，我还更年轻……如果可以做乳房肿瘤切除手术就好于做整个乳房的切除手术，如果只切除一侧的乳房就好于两个都切除……我可以忍受化疗的副作用，这总好于……我有一个支持我的家庭”，等等。以传统眼光来看的心理学家会说这些女人在否认，但她们确实是面对现实的、头脑清楚的、清醒的。她们唯一否认的就是她们是抑郁的，而泰勒（1989）的研究证实了积极心理学的一个前提：积极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给孩子们设置一些创伤性的事件，希望他们从中受益。我想起了约翰尼·喀什给自己儿子起名叫苏，希望他变得坚强。但这并不是说一旦人们经受过苦难，我们就认为他们的美好生活中有瑕疵和局限。
尽管我已经说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人觉得，积极心理学忽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观点，那就是人生本来就是悲剧。我们生下来，然后死去。幸福是短暂的，而生活更多时候是粗野和残忍的。看看人类的历史（或者昨天的新闻报道）：战争、疾病、大量的天灾。如果争论的对手坚守他的哲学阵地，任何回答都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这样做呢？也许对生活的悲观思想给那些希望永不失望或者觉得悲观论更明智的人提供了一种额外的安慰。“现实的”是那些持有悲观论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也不会抨击它，除非是那些还把悲观分等级的人。即使所有的事物都是惨淡的，也会有些事比另一些更加惨淡。我们喜欢某些结果，追求某些目标，渴望某些情绪状态。那么我们是把这些喜欢的内容贴上“积极”的标签还是“不太惨淡”的标签？这是语义学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常识中将快乐和愚蠢联系到一起形成刻板印象。我们想讽刺别人愚蠢时，就将他们叫作“盲目乐观的人”（见第5章）。如果我们想说别人的快乐是幼稚的，就叫他们“微笑的傻瓜”。我们谈论无聊的事物时，罗马已经着火了。聪明的人是阿尔伯特·哈伯德对悲观主义者的定义：一个很少处于乐观状态的人。或者借鉴《魔鬼词典》中的描述：乐观主义者，名词，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包括那些丑陋的事物。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尤其是那些不好的，所有错误的都是正确的。他们很固执地相信广告，很接受那些咧开嘴模仿出来的微笑。作为一种盲目的信仰，反例是不被允许的，即一种智力上的混乱，无法医治，可遗传，但幸运的是不会传染。
我们从科学史上还可以找到相似的观点。认为悲观的人更智慧，在第4章中我有详细说明。
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一部分是源于前面提到的人生是悲剧的观点，认为人生被厄运和黑暗笼罩着。弗洛伊德对此有一定的责任，他强调人们的活动源于对性和侵犯的无意识，任何积极的或快乐的事物都是防御性的，好的情况是一种升华，坏的情况就是一种错觉。
而结果却恰恰相反，研究者们比较“快乐的”和“不快乐的”人时，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研究还是其他了解他们的人所做的更客观的研究，都发现那些快乐的人通常更优秀。他们在学校和工作中都更成功，与他人的关系更融洽，寿命也更长。
在第4章中，我们会具体讲述这些研究的细节，积极心理学家发现积极情绪可以使智力得到提高。在积极状态下，人们更灵活也更具创造性。
那IQ呢？结果是含糊不清的。但研究显示，智商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有弱相关。但这是一种正相关，而不是负的。而任何情况下，“愚蠢”（如果这是一种IQ分数低的反映的话）都与快乐无关，当然也就不存在强的正相关了。
我们知道，那些朝气蓬勃的人有时会在错误的时间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快乐从而惹恼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得知一些可怕的消息之后，我们会冲向那些安慰我们振作起来、要向好的方向看的人。在那个时刻，没有什么好的方向，他们的安慰和建议都是不受欢迎的。这些人可能愚蠢也可能不是，但是他们却是感觉迟钝的。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快乐的人都这么迟钝。
另一种我常听到的论调认为，积极心理学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社会中那些特权阶层才可能享受。积极心理学家可能没有在意这一点。当这一学科领域在1990年左右诞生时，塞利格曼和奇克森特米海伊（2000）推测只有在繁荣和平的社会中才可以享受快乐，而积极心理学家改变了这种观点。在最初，即使是1990年左右的美国，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非常繁荣的。但这是否代表着只有富人才关心自我实现或者只有白种人才关注自己的特长呢？美国从南北分裂变成由民主党和共和党组成的统一国家，这与我们心理的快乐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事件改变了我们的想法。美国不再那么繁荣，我们不是身处和平之境，但是，对积极心理学的关注却多了起来。我们曾经认为，“9·11”事件之后美国人会因受挫从而变得阴暗，直到他们再次感到安全时才会开始追求美好生活。但是这些并没有发生，而我们现在意识到了美好生活的核心包括你如何从困境中站起来。
我们应该更仔细地研究历史。从好的方面说，那些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成功坚持过来的人们被称为20世纪的杰出一代。面对恐怖，他们本可以屈服，但是却坚持包容这一切。合约国团结一致不仅是为了抵抗法西斯，而且是为了迎接史无前例的新纪元。
“9·11”事件之后，我们又开始面对新的形势，已有研究显示，美国人正在经历这些。我们的研究发现，在“9·11”事件之后，人们更愿意表现出信任、希望和宽容。这些改变是否可以影响这一代人以至后代人，我们正在关注这些。但是，我们已经改变了人们最初的想法，使得积极心理学变得可行。正如之前提到的，危机是对心态的考验。
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描述和解释，而并非开药方。其前提假设是以下问题都是应该被研究的：积极体验、积极特质、自主的制度。一旦这些研究开始，就要专注其中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通往美好生活的路径是本质问题，实际上，事物是否看上去积极也同样是本质问题。
我个人对乐观的研究发现，积极思考可以带来很多益处（幸福感、健康、实现个人目标）。但是有一点却是消极的：乐观思考与对风险的低估有相关关系。每个人都应该时刻保持乐观吗？如果你是一个飞行员，或者飞机控制员，正在决定是否在暴风雨中起飞，你绝不能乐观。这时候就需要警惕和冷静，或者说悲观（见第5章）。
积极心理学的任务是提供那些与研究现象可能相关的客观事实，使得人们和社会可以了解在什么情况下追求怎样的目标。并非所有消息都是乐观的，但是它们都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消息都与美好生活相关。
另一个有问题的方面是这种伞形结构本身，即积极心理学，因为很多心理学家听说他们作为毕生事业的研究被称为消极心理学。这种自动化的分类是不幸的，而积极心理学家并没有恶意。我倾向于用一般化的心理学来描述那些关注人类问题的心理学领域。需要强调的是，一般化的心理学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且也是我自己的事业追求中的一大部分。
一个人被称为积极心理学家，并非说明这个人研究的只局限于积极心理学，也不是说积极心理学家是一个“积极的”（快乐、天才、美德）人，更不是说其他心理学家都是“消极的”人。毕竟，社会心理学家可能很社会化，也可能不；而人格心理学家可能表现得才华横溢，也可能并非如此。
积极心理学并非只是西方的学术尝试。所以，在华盛顿举行的2002年积极心理学高级会议上强调了国际化的趋势。而对美好生活的学术研究在全世界都是有极大需求的。我的研究小组已经在探讨为何我们设定了有文化界限的特质研究，像旧时安曼教派的顺其自然、韩国人的kuy guyluk、中国人的好学心
。
此中，积极心理学家需要尝试从全球化角度定义文化经验，这种定义有助于现实社会中的美好生活。我记得我的一个在韩国长大的朋友兼同学南松·派克的一段话，当时我跟塞利格曼一起给美国大学生做研究，我们要学生写一段话感谢高中生活或初中生活中的一位老师（见第2章）。我对自己在参考信息提示之前就设计出的这个感恩形式很得意，派克很有礼貌地举手问我：“你的意思是你的学生之前从未这么做过吗？”很显然，在韩国，每个学生每年都要写一段这种感谢老师的话。
由此看来，文化因素还会在其他很多地方带来差异。
让我们把目光从这些带有怀疑性质的问答中转换到另一个夸大其词的问题上来。积极心理学是不是一种对于心理科学的巨大创新，以至于开创了一条不同的研究道路呢？这种说法可以用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关于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的说法来形容，他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学科中的那些根本性的转变。根据库恩的说法，科学的进步是由一系列根本性革命组成的，在这些革命中，前瞻性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并引领了一部分科学活动：理论、研究和应用。由这样的革新所带来的进步叫作常规的科学，而这种革新则承担了转变主流范式的作用。
偶尔，一种新的思考事物的方法就是通过库恩所说的科学的革命产生的，旧的范式消失了，新的方法开始流行。爱因斯坦的理论代替了牛顿的理论，而后者则代替了哥白尼的理论。达尔文（1859）在生物界则提出了类似的进化论等。
我们先抛开库恩所讲的自然科学的这条标准，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包括心理学）并不符合这一原则，因为没有哪些旧的观点是被替代或抛弃了的。社会科学家总是在生产新的观点并指责旧的观点，就像马克思·威特海默创建格式塔心理学或者约翰·沃特森创建行为主义那样。实际上，社会科学在出现新观点之后只是变得更加多元化，并不是说新生事物的出现就宣判了原有事物的死亡。
这种自我宣传的范式转变的革新有时候比较具有讽刺意味。从我个人的经验看，那些标榜范式转变的文章真正做到了范式转变的革新的程度的，要远少于那些文章中所宣扬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了，答案是：否。积极心理学是对研究问题的重新聚焦，而并不是革新。实际上，积极心理学的优势在于使用以往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解决新领域中关于美好生活的问题，我们也相信这些方法的有效性。
这个问题是，被卷入到一些流行的事物之中是因为事物本身也是流行的。积极心理学现在很流行，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引领潮流还是在追逐潮流。
至少在美国，很长时间以来，一些流行心理学书籍和杂志，还有近期出现的音像制品、DVD和网站等，从心理学中借鉴了很少的一些知识，然后将它们放大成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从好的方面说，流行心理学成功地使心理学被普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大众。但有时候，这些流行的心理学知识通过漫画等形式传播，除了娱乐性之外并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大众对于当今最知名的心理学家，如乔伊·伯纳斯教授、费尔教授、纳什教授或者劳拉教授的关注度很少，并且把他们与鲍勃·纽哈德和凯斯·格拉姆这样的心理健康教授相混淆。这就像将贾奇·朱迪错认成泽迪斯·瑟古德·马歇尔，或者将布兰妮·斯皮尔斯错认成玛利亚·凯达斯。
积极心理学的坏同伴包括所有口误的人，我并不是说“使之流行化”，而是说那些通过我们的严格实验所得到的结论和数据从他们的口中传达之后，则变成了对大众来说模棱两可的事物的简单实例。对位于巴尔纳斯、诺伯和博德斯的心理学部门进行走访之后，你就会有这样的体会。还有那些叫作五种（或七种、九种）保持快乐（或者职业成功、好身材、打好高尔夫）的简单办法的书。
坏同伴不是通过利益关系而来的名称或者侵权之类的定义。毕竟，我希望你买这些书，并学习那些有益处的地方。但是我同样希望你在看这些书时不光看它说了些什么，还要看它没有说什么。在本章的前面，我提到了精神食粮和尝试性的行为规划，这些可能对你有用也可能没用，这种差别取决于你是否保持努力。
积极心理学的坏同伴并非出于坏的动机。我猜这些流行读物想给大家带来好处，它们唯一的问题在于在应用的过程中将科学性忽略了。因此，积极心理学并非形态学上的运动，或者长期的宗教信仰，它也不是致富的窍门或者鼓舞人心的演说家口中的颂歌。我们的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那样的东西了。积极心理学希望挖掘那些能够给心灵提供愉悦感的事物。我对奥普拉·温弗里和托尼·罗宾斯以及他们对人类情况的描述印象深刻，但是如果将某个事物称为积极心理学，我们就需要强调其内部机制中所运用的心理科学工具，以及想法和事实之间的匹配性。
坏同伴对积极心理学的威胁在于（或者至少是不利之处）将研究结论无限夸大，夸大到无法给出支持性证据的程度，并忽略了人们本来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更可怕的是，那些伶牙俐齿的流行界人士将变得不快乐的风险简单地解释为一种选择和意愿（这当然是指不愿意买书了）的关系。社会学家很早之前就知道要避免对受害者的不公平的职责，积极心理学家在这一方面也要保持良好传统。
这个问题并不是对所有积极心理学家来说都是问题，但是我却经常听同事和朋友跟我说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有那么一点不爱说话。我分享我的抱怨，我流泪的时候比我微笑时还要多。我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努力是不是仅仅因为我没有得到它呢？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是一个阴沉的家伙就需要比其他人更关心积极心理学呢？
我想答案有很多种。就像刚说过的，积极心理学并不全是兴高采烈的，而“真正的”幸福远不止积极的情感。我敢说，我自己是快乐的，因为我喜爱我的工作并且忠于我的家人和朋友。作为一名教师，我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棒最聪明的年轻人，我在工作中忘记自我，又可以在每天早晨对着镜子看见自己，并且对自己的现状感到非常满意——虽然一杯咖啡对这种情绪状态起到不小的作用。
相信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能够激励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积极心理学依然是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已经涉及心理学很多其他的分支，比如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应用临床心理学和组织管理心理学。不知道为什么，积极心理学在发展心理学、社区心理学或者文化心理学中还并不流行，而这些领域很明显应该对美好生活感兴趣。从数据显示来看，在“硬件”（自然科学）心理学领域，如认知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方面，积极心理学仅仅开了一个头。因此，积极心理学与上述学科之间还有一大段空白。
还有些人眨着眼睛对我说，积极心理学还没有涉及人类性欲方面。可能这种想法的带头者是一群故作正经的女士，或者是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年人，或者对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中合作研究“好的”性高潮（好像还有其他的类型似的）有些暧昧的态度。但是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单独开辟一个分支用于研究这个话题。从《印度爱经》 （Kama Sutra） 到亚历克丝·康福特的《性爱圣经》 （The Joy of Sex） ，性从没有因为觉得“已经很好了”从而真的“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