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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已经学习了心理学。如果是这样，那么也许你知道以下这段简短的、出自赫尔曼·艾宾浩斯的话语：“心理学有着长久的过去，但是却只有很短的一段历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心理学成为有规范的学科只有10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所研究的事件却是源自几个世纪之前的哲学、神学以及人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我们是怎样思考和感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和感觉？学习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对于人类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借用这段文字描述积极心理学，这个名称在1998年被正式命名，
首创者之一是我的同事马丁·塞利格曼，当时他是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主席。他打算开创这一领域的原因之一是他意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心理学更多关注人类有偏差的方面并致力于如何纠正偏差。心理病理学的这一方面已经得到了认同。在理解、治疗和预防疾病方面，心理学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被广泛接受的经典手册，如《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美国精神疾病协会推荐，1994）；《国际疾病分类应用指导手册》（ICD，世界卫生组织推荐，1990）这些书目中，有疾病的详细描述以及家庭诊断方法。有超过十几种的疾病，在过去被认定为无法医治，而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有效的治疗方法，无论从心理方面还是药理方面。
但是这种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大部分科学心理学家都不重视研究如何使人们做正确的事情，并且那些杰出的心理学家、优秀的演讲者和知名专家们很少谈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发展使得心理学的内在假设显示出的是人类天性的病态模型。由于残酷的环境或者坏的基因，人类变得有缺陷并且脆弱，如果不能预防的话，至少也要可以治愈。这种世界观融入了美国的常规文化之中，我们变成了一个自定义为牺牲品的民族，我们的英雄们被称为幸存者，或者有些时候什么都不是。
积极心理学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矫正这种不平衡的时候，需要向病态模型提出挑战了。我们需要将同等程度的关注放在优势和弱点上：一方面修补坏的世界，另一方面塑造好的事物；一方面帮助那些有疾病的人，另一方面充实那些健康个体的生活。心理学家致力于提升人类的潜质，因此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需要在关注病态模型之外，寻找更多的途径。
过去心理学对人类问题的关注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历史不会也不需要被摒弃。那些经历问题的个体需要科学引导下的解决方法。积极心理学家只不过认为，过去60年的研究范围是不完整的，基于这一简单的假设，我们需要全方位的转换角度。
积极心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假设就是，人类善良美好的一面与病态的一面同样真实存在着。积极心理学家认为，这些话题并不是次要的、派生出的、虚幻的、附带发生的或者其他猜想出来的内容。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话题在过去60年间已经产生了雏形，从过去到现在，有很多好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被称为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的悠久历史，在西方至少可以延伸到雅典哲学家，在东方可以延伸到孔子和老子。这些智者的书籍里涉及的问题有一些可以概括到积极心理学的范畴下。什么是美好的生活？美德本身是否是对它的奖励？快乐是什么？追求快乐的过程应该是直接的，还是要通过完成其他的追求而实现？他人和社会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之后，但依然是很多世纪之前，我们迎来了信仰和宗教领袖的时期，耶稣、佛陀、穆罕默德、托马斯·阿奎奈，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在关注美好生活的意义及其价值。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对世界的理解加以整合概括的话，会发现他们提倡的是为他人服务，为整个人类服务，为更高的理念和信仰服务，而这些理念和信仰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今天的积极心理学同样强调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在精神生活和长远的追求中得以实现。基于这样的观点，积极心理学把宗教信仰心理学置于核心的位置，而它在以往的惩罚观念里是不被重视的。
在心理学中，积极心理学的前提早在1998年之前就已经初现雏形。早期的心理学家关注的是天才并致力于提高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很多心理学家将积极心理学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因素，如罗杰斯（Rogers，1951）、马斯洛（Maslow，1970）；在教育心理学中也有涉及，如尼尔（Neill，1960）；之前的研究中也常常关注于幸福感，或者叫作积极促进，代表人物有阿尔巴（Albee，1982）和考恩（Cowen，1994）；在工作领域有班杜拉（Bandura，1989）等研究的人事代理和效能感。另外还有对天赋的研究（Winner，2000），对一般智力的研究（Gardner，1983；Sternberg，1985），以及对心理疾病患者在病态之余的生活质量的研究（Levitt，Hogan，&Bucosky，1990）。
如今的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为了迎合最初的理论假设，或者为了显示研究的科学性而宣称是研究快乐和幸福的学科。当下的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是独立于已有研究和理论的学术性范畴，希望通过关于自我意识的争论使生活更有意义，从而在心理学领域中获得自身价值。至少，在某个时期，可以使得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承认，对美好生活的研究与对疾病的研究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