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频闻善向教师提无理要求的“怪兽家长” 出招，令备感压力的教师更加惶恐。这些家长过分保护子女，化身为“直升机父母” 垂直监视子女，比如二○一一年英国发生大风雪，部分港人父母要求政府包机护送子女回港，如此“贴身服务”，使自理能力甚低的学生更是形同“宝贝”。在各家庭自拥心肝宝贝的同时，又惊闻社会上出现了各种食物安全、社会心态及道德问题，譬如内地的冷血“佛山十八路人” 事件。社会上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令人不禁发出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塑造社会各色人等素质的教育是否出现了问题？

重视家庭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早在周朝便出现了“家训” 。南北朝时，《颜氏家训》问世，受到历代推崇。宋代晁公武称《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一训子孙。”明人傅太平在其刻印本《序》中说：“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清人赵曦明在《抱经堂丛书·颜氏家训·跋》中誉其为：“苟非大愚不灵，未有读之而不知兴起者。”无论是宋人“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评论，还是明人“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的赞誉，抑或是清人“未有读之而不知兴起者”的肯定，都把《颜氏家训》的家庭教育意义放在“修齐治平”这个至高的位置，这与当代家长以“消费意识”要求学校包办学生顺利升学、建立良好操行的观念迥然不同。《颜氏家训》在今日的意义，不仅仅是规范世人，振奋人心，更重要的是向世人展示家庭对道德与教育的主动承担。

一、道德的荒原：以无耻对抗无耻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近年，中国崛起，处处可见大国踪迹。不过与此同时，中国却发生了不少颠覆国人传统道德伦理的现象，如倒地老人无人搀扶，官二代、富二代嚣张跋扈，部分人炫耀财富等。有人说这是道德最败坏的时代，于是，不少人选择以无耻对抗无耻，他们认为只有更无耻才能符合这个“过把瘾就死”的时代。人们开始把责任归咎于群体，越来越多人沦为“乌合之众” ，他们采取“以无耻对抗无耻”这种软弱的态度来对抗冷漠和释放欲望。

或许，我们应该先对比一下颜之推所处的那个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再反省自身有没有理由将道德的荒原完全归咎于时代，才更合理吧。

颜之推身处于一个狼烟四起、兵连祸结的战争年代。南北朝两百年间共出现了九个王朝，分别是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朝的宋、齐、梁、陈。臣废君，子弑父，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颜之推虽然身为官二代，历经四朝，但他不但没有以门第自居，反而勘破了时代的重重迷雾，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仁、义和中庸之道来“提撕” 子孙，教化家庭成员修身齐家。

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西晋末年，颜之推的九世祖颜含随琅琊王司马睿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 之一。至其祖父颜见远，因随南齐的南康王萧宝融出镇荆州，举家从金陵迁居江陵。《梁书·文学传》称颜见远“博学有志行”，而且在梁武帝萧衍代齐之后，“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颜之推的父亲颜协，曾任湘东王萧绎的王国常侍等职，亦有“博涉群书，工于草隶”之誉。由此可见，颜之推的家族不但世代为官，且属侨姓高门之列。

颜之推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辞采华茂，深为梁湘东王赏识，十九岁任湘东王国左常侍。后来梁亡，颜之推仕于北齐，历二十年，累官至黄门侍郎。公元五七七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公元五八一年，隋灭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获召为学士。颜之推自叹“三为亡国之人”，身仕四朝，可谓屡经世变。但他在晚年回首过去，撰写《颜氏家训》之时，不但没有传授厚黑术 ，反而着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子孙。综观《颜氏家训》全书，除了《序致第一》篇外，作者从《教子第二》至《终制第二十》篇都论及以家庭为依托的人的一生，包括伦常关系、风操品格、学习文章、实际应务、养生归心、音辞杂艺等诸多方面，而儒学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始终贯彻在具体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中。

有人说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价值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下的“耻感文化” 中。耻感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注重廉耻的一种文化心态。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怎么议论，因此人们的行为被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和支配。儒家孔孟的思想蕴含了耻感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如《论语·宪问》中说：“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为政》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不论是孔子提倡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人们，还是孟子以“羞恶之心”作为人与生俱来的特性，两者都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对人所形成的约束。然而，现代社会打破了以往由大家族组成的规范社会，逐渐演变为以小家庭为单位的个人主义社会。群体社会规范湮灭，个人主义兴起，都标志着儒家文化所形成的耻感文化的坍塌。世俗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更让“以无耻对抗无耻”这种去耻感化的文化有了生长的土壤。

颜之推处于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不过他没有抱怨环境，入仕北齐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时感愧怍，于是在作品中有“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 、“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 等句子，表露出内心的愧疚与沉痛。不过，颜之推没有从此沉沦不起，反而“知耻而后勇”，在晚年把自己的经历及思想沉淀成一本有益于子孙后代的书，成为后世榜样。

二、错位的教育：拼爹还是拼实力？

门阀制度自东汉开始发展，至颜之推的时期已臻顶峰，不少家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不知已经传到富几代、官几代。东晋南朝的门阀世族为了控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独霸社会往上流动的资源，于是竭力保持士庶之间的距离。大多数的世族子弟傲视一切，处处标榜自己门第的高贵与优越，不屑俗务，甚至对朝代更替也不甚留意，唯独对自己家族的门第和利益百般维护。

南北朝讲究出身，现代人依靠父荫，两者同样是拼爹 的时代。颜之推家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属于侨姓高门之列。不过颜之推与今天中国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的父母并不一样，现在的父母会为儿女攒下偌大的身家，希望子孙可以一世无忧，富贵传家；而颜之推却反其道而行之，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特别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

当代中国教育家，言必称欧美。甚少人知道，中国历史上，其实并非没有本土的教育思想，只是中国的教育思想缺乏系统的阐述，且往往散见于不同的典籍，故容易被人忽略。在《颜氏家训》之前，虽有王僧虔的《诫子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但它们均以规范道德言行为主，除了散见儒家经典的片言只语外，真正触及教育理论的绝无仅有。至于《颜氏家训》则是相对较系统化的著作，它厘定及肯定了家长在孩子教育上的责任，并进行了较完整的阐述。

中国古代的典籍，很早已开始讨论胎教的重要性。《大戴礼记》：“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胎教，顾名思义就是对未出世的胎儿实施教育。当妇女确知自己怀孕之后，中国古代胎教之法会要求妇女别处静室，闭门而居，据说这样才能产下聪慧、秉性正直、长相端正的婴儿。虽然这种古代的胎教有点故弄玄虚，甚至近乎巫术，不过，近年科学研究却证实了胎教确实有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认为，所谓对胎儿实施教育，其实是刺激胎儿的感觉器官，促使其迅速发育成熟，增进对事物反应的敏感度。胎儿在三个月时，人形已基本“塑造”成功，各器官包括大脑和神经系统已分别形成，胎儿对母亲的情绪变动和外界的刺激已有反应。

《大戴礼记·保傅》中曾这样阐述胎教的出发点：“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颜氏家训·教子第二》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作者提出具体的胎教方法，可见他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平民百姓假如不能实施严格的胎教，亦应在孩子出生后尽早教育，因此作者又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认为家长必须在婴孩年少时便加以教诲。

孩子出生后，该用什么方法教导呢？颜之推提出与后世西方教育家十分相似的教育理论——“寓慈于严”。寓慈于严即寓慈爱于严格的教育之中，父母教子不失爱心，爱子不忘严教，如《颜氏家训·教子第二》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他这种寓慈于严的教育方法暗合现代儿童教育思想中的“恩威型”。现代育儿风格可大致分为四个类型：恩威型、专制型、纵容型和疏忽型 。大量研究指出育儿风格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重要的影响。优秀的学生有高度温暖、严格管理、允许儿童心理自主、积极介入学校教育的父母，这类父母多为恩威型父母。教育学家认为恩威型是对孩子最有利的一种教养方式，故建议父母采用，恩威并重，“寓慈于严”，慈严并重，既严格教导，又慈爱呵护。假如父母过度放纵孩子或过度专制，可能会把子女养成不知进退，难于适应人类丛林法则的怪兽，贻害子孙。

三、多元与守一：打造通识专才

西方的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提倡“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而中国的孔子大约在同一时期提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近年，各大学、中学、小学都设立通识科，原来这种教育理念源于十九世纪，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让学生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最终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格。

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文化由多元转趋单一。唯魏晋南北朝恰好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思想自由的时期。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社会秩序急剧动荡，上层的统治者已无暇钳制人们的思想。一度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支配地位的儒学，此时失去了统治地位，于是知识分子借机跨越儒学的藩篱，在思想理论上别有发展，社会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葛洪在《抱朴子》中称当时士人“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 ；而《颜氏家训》也没有专于一时一事，反能容纳三教九流，描写南北差异，其多元文化元素历来被人看重。

与当时一般的士大夫不同，颜之推既有才华，又注重实际，其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非常值得后世学习。他善于观察社会万象，勤于积累数据，对于建康、江陵，或是邺下、关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南北各朝朝野士庶中的各类人物、各地风物俗尚，都能加以笔录整理，并且结合文献做出准确的考证。

《颜氏家训》全书共二十篇，内容广泛，知识丰富。除首篇《序致第一》说明全书宗旨、末篇《终制第二十》叮嘱后事、《归心第十六》篇崇佛外，其余十七篇，可分为“家庭伦理”、“品德智能”、“思想方法”、“养生处世”和“其他知识”几个方面，题材多样。

当中《杂艺第十九》篇分论书法、绘画、射箭、卜筮、算术、医药、音乐、投壶、博弈、游艺等诸多方面。作者指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琴棋书画、医卜星相，都必须略知一二，因为“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书法代表了人的脸面。身为文人雅士，必善一门乐器，以陶冶性情，“犹足以畅神情也”。此外，医学是实用知识，可用于救急，如能微解药性，“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另一方面，颜之推历经刀光剑影，故唾弃那些装饰性的“弱弓长箭”，反而讲究实用性，“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

不过，对于这些技艺的熟练程度，颜之推另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杂艺第十九》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又言：“谈棋亦近世雅戏，消愁释愦，时可为之。”他认为一个合格的文人必须懂得这些技艺，但不应花太多时间，只可偶而为之，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应该学有专精。颜之推对实务非常重视，在《涉务第十一》中将国家大事分为六种，而一般人只能做好一种：“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范文澜称颜之推为“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提出自己的见解。” 作为一本家训，论及如此庞杂的内容，既论杂艺，又论风操和实务。显然作者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希望提撕子孙，教导他们既要掌握知识，也要拥有相称的节操；既要家庭和睦，也要教育好后代。他认为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为起点，便是对人对己负责了。

王利器先生高度肯定了《颜氏家训》一书的历史文献价值，指出该书对研究南北诸史、《汉书》、《经典释文》、《文心雕龙》等专门学问，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又专门指出《音辞第十八》一篇，“尤为治音韵学者多当措意”。颜氏辗转多地，学风严谨，的确为后世留下不少珍贵资料。

不过，此书写于一千多年前，难以避免有一些对今人来说不合时宜的消极内容。比如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观念，或是宣扬迷信、明哲保身的思想等。颜氏后裔颜嗣慎在明万历刻本的跋中说：“观者诚能择其善者，而各教于家，则训之为义，不特曰颜氏而已。”故此，阅读《颜氏家训》应择善而从之。

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定音：“古今家训，以此为主。”故此，中国和日本都对此书做了不少研究。王利器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颜氏家训集解》，进行了详细的校勘、考证、辨伪、增补，汇聚了近世诸家成果，为近代的《颜氏家训》研究奠下较好基础。《颜氏家训》的研究一般可分为教育思想、伦理道德、版本和文论研究四种。中国内地方面以研究教育及家庭伦理为主，自八十年代起至今有四十多篇，大多对颜之推的教育方法持认同意见，认为《颜氏家训》对现代教育具有参考价值 。而中国台湾研究者除了关注《颜氏家训》的家庭伦理，还对其版本及资料爬梳做出贡献，如周法高在一九六○年出版了《颜氏家训汇注》，尤雅姿在九十年代发表了版本和思想方面的研究 ，交通大学的吕棋昌又根据不同版本做出颜氏家族的世系表，为后人研究提供不少方便。至于日本对六朝文学素有传统，日本汉学界比较注重《颜氏家训》中的文学论。林木虎雄早在一九二七年在《中国诗论史》就有所论述，另有林田慎之助的《颜之推的生活与文学论》，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中的《颜之推的文学论》。而近年各大高校的硕士、博士论文也有相关的研究，不过并未脱离以上三种套路。 L11Dc1V05snZXadcW5bD9sxedgwErI33pHDX6YSYRWdW2j6ENI1jRCJ0xSszbE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