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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导读

李小杰

沦为冷血路人,抑或育成通识专才?

近年,频闻善向教师提无理要求的“怪兽家长” 出招,令备感压力的教师更加惶恐。这些家长过分保护子女,化身为“直升机父母” 垂直监视子女,比如二○一一年英国发生大风雪,部分港人父母要求政府包机护送子女回港,如此“贴身服务”,使自理能力甚低的学生更是形同“宝贝”。在各家庭自拥心肝宝贝的同时,又惊闻社会上出现了各种食物安全、社会心态及道德问题,譬如内地的冷血“佛山十八路人” 事件。社会上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令人不禁发出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塑造社会各色人等素质的教育是否出现了问题?

重视家庭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早在周朝便出现了“家训” 。南北朝时,《颜氏家训》问世,受到历代推崇。宋代晁公武称《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一训子孙。”明人傅太平在其刻印本《序》中说:“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清人赵曦明在《抱经堂丛书·颜氏家训·跋》中誉其为:“苟非大愚不灵,未有读之而不知兴起者。”无论是宋人“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评论,还是明人“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的赞誉,抑或是清人“未有读之而不知兴起者”的肯定,都把《颜氏家训》的家庭教育意义放在“修齐治平”这个至高的位置,这与当代家长以“消费意识”要求学校包办学生顺利升学、建立良好操行的观念迥然不同。《颜氏家训》在今日的意义,不仅仅是规范世人,振奋人心,更重要的是向世人展示家庭对道德与教育的主动承担。

一、道德的荒原:以无耻对抗无耻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近年,中国崛起,处处可见大国踪迹。不过与此同时,中国却发生了不少颠覆国人传统道德伦理的现象,如倒地老人无人搀扶,官二代、富二代嚣张跋扈,部分人炫耀财富等。有人说这是道德最败坏的时代,于是,不少人选择以无耻对抗无耻,他们认为只有更无耻才能符合这个“过把瘾就死”的时代。人们开始把责任归咎于群体,越来越多人沦为“乌合之众” ,他们采取“以无耻对抗无耻”这种软弱的态度来对抗冷漠和释放欲望。

或许,我们应该先对比一下颜之推所处的那个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再反省自身有没有理由将道德的荒原完全归咎于时代,才更合理吧。

颜之推身处于一个狼烟四起、兵连祸结的战争年代。南北朝两百年间共出现了九个王朝,分别是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朝的宋、齐、梁、陈。臣废君,子弑父,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颜之推虽然身为官二代,历经四朝,但他不但没有以门第自居,反而勘破了时代的重重迷雾,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仁、义和中庸之道来“提撕” 子孙,教化家庭成员修身齐家。

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西晋末年,颜之推的九世祖颜含随琅琊王司马睿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 之一。至其祖父颜见远,因随南齐的南康王萧宝融出镇荆州,举家从金陵迁居江陵。《梁书·文学传》称颜见远“博学有志行”,而且在梁武帝萧衍代齐之后,“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颜之推的父亲颜协,曾任湘东王萧绎的王国常侍等职,亦有“博涉群书,工于草隶”之誉。由此可见,颜之推的家族不但世代为官,且属侨姓高门之列。

颜之推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辞采华茂,深为梁湘东王赏识,十九岁任湘东王国左常侍。后来梁亡,颜之推仕于北齐,历二十年,累官至黄门侍郎。公元五七七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公元五八一年,隋灭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获召为学士。颜之推自叹“三为亡国之人”,身仕四朝,可谓屡经世变。但他在晚年回首过去,撰写《颜氏家训》之时,不但没有传授厚黑术 ,反而着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子孙。综观《颜氏家训》全书,除了《序致第一》篇外,作者从《教子第二》至《终制第二十》篇都论及以家庭为依托的人的一生,包括伦常关系、风操品格、学习文章、实际应务、养生归心、音辞杂艺等诸多方面,而儒学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始终贯彻在具体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中。

有人说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价值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下的“耻感文化” 中。耻感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注重廉耻的一种文化心态。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怎么议论,因此人们的行为被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和支配。儒家孔孟的思想蕴含了耻感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如《论语·宪问》中说:“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为政》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不论是孔子提倡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人们,还是孟子以“羞恶之心”作为人与生俱来的特性,两者都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对人所形成的约束。然而,现代社会打破了以往由大家族组成的规范社会,逐渐演变为以小家庭为单位的个人主义社会。群体社会规范湮灭,个人主义兴起,都标志着儒家文化所形成的耻感文化的坍塌。世俗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更让“以无耻对抗无耻”这种去耻感化的文化有了生长的土壤。

颜之推处于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不过他没有抱怨环境,入仕北齐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时感愧怍,于是在作品中有“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 、“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 等句子,表露出内心的愧疚与沉痛。不过,颜之推没有从此沉沦不起,反而“知耻而后勇”,在晚年把自己的经历及思想沉淀成一本有益于子孙后代的书,成为后世榜样。

二、错位的教育:拼爹还是拼实力?

门阀制度自东汉开始发展,至颜之推的时期已臻顶峰,不少家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不知已经传到富几代、官几代。东晋南朝的门阀世族为了控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独霸社会往上流动的资源,于是竭力保持士庶之间的距离。大多数的世族子弟傲视一切,处处标榜自己门第的高贵与优越,不屑俗务,甚至对朝代更替也不甚留意,唯独对自己家族的门第和利益百般维护。

南北朝讲究出身,现代人依靠父荫,两者同样是拼爹 的时代。颜之推家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属于侨姓高门之列。不过颜之推与今天中国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的父母并不一样,现在的父母会为儿女攒下偌大的身家,希望子孙可以一世无忧,富贵传家;而颜之推却反其道而行之,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特别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

当代中国教育家,言必称欧美。甚少人知道,中国历史上,其实并非没有本土的教育思想,只是中国的教育思想缺乏系统的阐述,且往往散见于不同的典籍,故容易被人忽略。在《颜氏家训》之前,虽有王僧虔的《诫子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但它们均以规范道德言行为主,除了散见儒家经典的片言只语外,真正触及教育理论的绝无仅有。至于《颜氏家训》则是相对较系统化的著作,它厘定及肯定了家长在孩子教育上的责任,并进行了较完整的阐述。

中国古代的典籍,很早已开始讨论胎教的重要性。《大戴礼记》:“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胎教,顾名思义就是对未出世的胎儿实施教育。当妇女确知自己怀孕之后,中国古代胎教之法会要求妇女别处静室,闭门而居,据说这样才能产下聪慧、秉性正直、长相端正的婴儿。虽然这种古代的胎教有点故弄玄虚,甚至近乎巫术,不过,近年科学研究却证实了胎教确实有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认为,所谓对胎儿实施教育,其实是刺激胎儿的感觉器官,促使其迅速发育成熟,增进对事物反应的敏感度。胎儿在三个月时,人形已基本“塑造”成功,各器官包括大脑和神经系统已分别形成,胎儿对母亲的情绪变动和外界的刺激已有反应。

《大戴礼记·保傅》中曾这样阐述胎教的出发点:“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颜氏家训·教子第二》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作者提出具体的胎教方法,可见他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平民百姓假如不能实施严格的胎教,亦应在孩子出生后尽早教育,因此作者又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认为家长必须在婴孩年少时便加以教诲。

孩子出生后,该用什么方法教导呢?颜之推提出与后世西方教育家十分相似的教育理论——“寓慈于严”。寓慈于严即寓慈爱于严格的教育之中,父母教子不失爱心,爱子不忘严教,如《颜氏家训·教子第二》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他这种寓慈于严的教育方法暗合现代儿童教育思想中的“恩威型”。现代育儿风格可大致分为四个类型:恩威型、专制型、纵容型和疏忽型 。大量研究指出育儿风格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重要的影响。优秀的学生有高度温暖、严格管理、允许儿童心理自主、积极介入学校教育的父母,这类父母多为恩威型父母。教育学家认为恩威型是对孩子最有利的一种教养方式,故建议父母采用,恩威并重,“寓慈于严”,慈严并重,既严格教导,又慈爱呵护。假如父母过度放纵孩子或过度专制,可能会把子女养成不知进退,难于适应人类丛林法则的怪兽,贻害子孙。

三、多元与守一:打造通识专才

西方的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提倡“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而中国的孔子大约在同一时期提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近年,各大学、中学、小学都设立通识科,原来这种教育理念源于十九世纪,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让学生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最终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格。

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文化由多元转趋单一。唯魏晋南北朝恰好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思想自由的时期。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社会秩序急剧动荡,上层的统治者已无暇钳制人们的思想。一度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支配地位的儒学,此时失去了统治地位,于是知识分子借机跨越儒学的藩篱,在思想理论上别有发展,社会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葛洪在《抱朴子》中称当时士人“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 ;而《颜氏家训》也没有专于一时一事,反能容纳三教九流,描写南北差异,其多元文化元素历来被人看重。

与当时一般的士大夫不同,颜之推既有才华,又注重实际,其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非常值得后世学习。他善于观察社会万象,勤于积累数据,对于建康、江陵,或是邺下、关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南北各朝朝野士庶中的各类人物、各地风物俗尚,都能加以笔录整理,并且结合文献做出准确的考证。

《颜氏家训》全书共二十篇,内容广泛,知识丰富。除首篇《序致第一》说明全书宗旨、末篇《终制第二十》叮嘱后事、《归心第十六》篇崇佛外,其余十七篇,可分为“家庭伦理”、“品德智能”、“思想方法”、“养生处世”和“其他知识”几个方面,题材多样。

当中《杂艺第十九》篇分论书法、绘画、射箭、卜筮、算术、医药、音乐、投壶、博弈、游艺等诸多方面。作者指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琴棋书画、医卜星相,都必须略知一二,因为“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书法代表了人的脸面。身为文人雅士,必善一门乐器,以陶冶性情,“犹足以畅神情也”。此外,医学是实用知识,可用于救急,如能微解药性,“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另一方面,颜之推历经刀光剑影,故唾弃那些装饰性的“弱弓长箭”,反而讲究实用性,“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

不过,对于这些技艺的熟练程度,颜之推另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杂艺第十九》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又言:“谈棋亦近世雅戏,消愁释愦,时可为之。”他认为一个合格的文人必须懂得这些技艺,但不应花太多时间,只可偶而为之,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应该学有专精。颜之推对实务非常重视,在《涉务第十一》中将国家大事分为六种,而一般人只能做好一种:“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范文澜称颜之推为“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提出自己的见解。” 作为一本家训,论及如此庞杂的内容,既论杂艺,又论风操和实务。显然作者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希望提撕子孙,教导他们既要掌握知识,也要拥有相称的节操;既要家庭和睦,也要教育好后代。他认为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为起点,便是对人对己负责了。

王利器先生高度肯定了《颜氏家训》一书的历史文献价值,指出该书对研究南北诸史、《汉书》、《经典释文》、《文心雕龙》等专门学问,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又专门指出《音辞第十八》一篇,“尤为治音韵学者多当措意”。颜氏辗转多地,学风严谨,的确为后世留下不少珍贵资料。

不过,此书写于一千多年前,难以避免有一些对今人来说不合时宜的消极内容。比如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观念,或是宣扬迷信、明哲保身的思想等。颜氏后裔颜嗣慎在明万历刻本的跋中说:“观者诚能择其善者,而各教于家,则训之为义,不特曰颜氏而已。”故此,阅读《颜氏家训》应择善而从之。

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定音:“古今家训,以此为主。”故此,中国和日本都对此书做了不少研究。王利器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颜氏家训集解》,进行了详细的校勘、考证、辨伪、增补,汇聚了近世诸家成果,为近代的《颜氏家训》研究奠下较好基础。《颜氏家训》的研究一般可分为教育思想、伦理道德、版本和文论研究四种。中国内地方面以研究教育及家庭伦理为主,自八十年代起至今有四十多篇,大多对颜之推的教育方法持认同意见,认为《颜氏家训》对现代教育具有参考价值 。而中国台湾研究者除了关注《颜氏家训》的家庭伦理,还对其版本及资料爬梳做出贡献,如周法高在一九六○年出版了《颜氏家训汇注》,尤雅姿在九十年代发表了版本和思想方面的研究 ,交通大学的吕棋昌又根据不同版本做出颜氏家族的世系表,为后人研究提供不少方便。至于日本对六朝文学素有传统,日本汉学界比较注重《颜氏家训》中的文学论。林木虎雄早在一九二七年在《中国诗论史》就有所论述,另有林田慎之助的《颜之推的生活与文学论》,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中的《颜之推的文学论》。而近年各大高校的硕士、博士论文也有相关的研究,不过并未脱离以上三种套路。 IcW0sSrZ6Qi4eooEUbPHaF1EL70B2Lu7xRbHY1gq7GqP+4zZyL+PjU40zqViOj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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