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周室东迁，礼崩乐坏。先有春秋五霸 ，问鼎中原，再有战国七雄，逐鹿天下。列国势成水火，形势复杂。战国（公元前四七五年至公元前二二一年）乃上接春秋（前七七〇至前四七六),下启秦（前二二一至前二〇七）、汉（西汉：前二〇二至前九；东汉：二五至二二〇）的大动荡时期。其时，天下大乱，诸侯日益强盛，天子名存实亡。

公元前四八一年，田和（？至前三八四）篡齐，公元前四五三年，三家（韩、赵、魏）分晋，于是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的局面，此即李白（太白，七〇一至七六二）所说的“三季分战国，七雄成乱麻”。（《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九》） 除七雄外，尚有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小国，有所谓的“泗上十二诸侯”夹杂于列强之间 ，挣扎求存。公元前三六七年，赵国与韩国亦乘周室内乱，把周分裂为西周（以王城为都）与东周（以巩为都）两个小国，逐渐占领周的外围地区。这时期的乱象便是李白所描述的：

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三》）

春秋时期，诸侯虽各自争霸，但仍有尊周天子的共识；及至战国七雄，则各自为政，霸主亦不复存在。西周之“亲亲尊尊”观念，荡然无存，随之而兴的是战国七雄以征战掠夺土地及人民。群雄纷纷招贤纳士，变法图强，而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富国强兵以决荡天下，问鼎中原。 七国混战，此时，纵横之士穿梭于列国之间，庙堂上此消彼长之博弈，沙场上纵横决荡，以定兴亡。最终，强秦横扫东方六国，统一中原。

二、策士纵横

春秋时期，官职多由贵族世袭。然而，战国时期，诸侯则纷纷推行变法，礼贤下士，不问出身，鸡鸣狗盗，皆有用武之地，朝为布衣，暮为卿相，庶民阶层因这动荡的时势而崛起。此际，“策士”纵横于列国，出谋划策，智术纷呈，奇谋迭出，此即司马迁（子长，前一四五或一三五至前八六）所说的：

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

这是一个以智慧做较量的时代，亦是庶民凭一己之力而平步青云的时代。苏秦（季子,?至前三一七）、张仪（？至前三一〇）、范雎（？至前二五五）等，皆乃此际的精英典范，他们审时度势，结约纵横，转危为机，或战或和，战中谋和，和中谋战，变幻莫测，遂成战国的风云人物。

何谓“纵横”？所谓“纵”，乃“合纵”之简称，又作“从”，即山东六国从燕到楚，南北合成一条直线，联合抗秦，在强秦虎视眈眈之下，图谋自存；所谓“横”，乃“连横”的简称，即以秦国为中心，分别联合山东任何一国，东西连成一条横线，分化瓦解或攻击其他各国。韩非（约前二八〇至前二三三）认为：“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通‘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由此可见，当时六国已自知处于弱势，而“一强”指的当然是秦国。此中两位主要的策士，分别为主合纵的苏秦和主连横的张仪。刘向（子政，前七十七至前六）则更具体指出“合纵”与“连横”可能产生的结局：“是以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由此可见策士在战国时期对各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至于“纵横家”，即是为适应当时各国之间政治斗争的需要，或主纵，或主横，或奔走游说，或入朝干政，直接服务于各国统治者的一批谋臣策士，他们是一群有雄韬伟略、奇谋异策的“智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民情，以至国君的志趣、癖好，均了然于胸。班固（孟坚，三十二至九十二）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纵横家乃春秋战国时期九流十家之一，批评说：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及邪人为之，则上诈援而弃其信。

“行人之官”，即是当时的外交官。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仲尼，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便曾到过齐、鲁、卫、宋、陈、蔡、楚等国，向列国君主推销其学说；及至战国，墨翟（前四六八至前三七六）到过楚、鲁、宋、齐；荀子到过燕、齐、楚、秦、赵；而孟子（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则到过魏、宋、邹、滕、鲁等国。孟子游于稷下，墨翟止楚攻宋，均传为千古佳话。

然而，策士并不受时人尊重，孟子更视之为“妾妇之道” ，卑之为“妾妇”，指的是策士只晓得以语言在列国间搬弄是非、制造矛盾。秦相魏冉（生卒年不详）亦不喜欢策士，因此当范雎逃亡到秦国时，便避魏冉而唯恐不及。因为策士在时人眼中毫无坚持，因时而变，即所谓“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例如公孙衍（生卒年不详）先是在秦国主张连横，后来转投魏国，就变为主张合纵。

苏秦先后游说了周显王（？至前三二一）、秦惠文王（前三五四至前三一一；前三三七至前三一一在位）以及赵武灵王（前三四〇至前二九五),均不成功。屡遭挫折后，苏秦终于获得了亟于渴求富强以复仇的燕昭王（前三三五至前二七九）的重用。苏秦先分析了赵国在阻挡秦国方面对燕国的贡献，又剖析赵国可迅速攻至燕国，以说服燕昭王认同与赵国结盟的策略：“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天下为一”指的是在秦国以外，六国连成一整体，即南北联合之“合纵”策略，具体内容如下：

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

以上的策略，理论上可行，操作却不易。无论如何，苏秦成功说服了燕昭王，获得了重金资助，以支持其继续游说各国“合纵”。其后六国均赞同苏秦的合纵策略，六国的联盟终告形成，此举令秦惠文王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关。

然而，苏秦的“合纵”策略构想过于理想化，只要他所设计的环节上有任何一丝差错，或某国不充分合作，其“合纵”策略则全告崩溃。故此，早在公孙衍推出“五国相王”时，秦惠文王便对其“合纵”做出“犹鸡之不能俱止于栖明矣”的预言（《卷三·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曰》),以连着脚的鸡群是没法飞上栖息的树上来比喻合纵的不可行。相对而言，秦国采用张仪的“连横”以抗衡苏秦的合纵，不断地削弱东方的竞争对手齐国，并逐渐实现东进的目标。张仪的第一站便是前往魏国，担任魏襄王（？至前二九六）的丞相，明为魏国服务，暗中却为秦国破坏六国的联盟。他向魏襄王提出“尊秦”的策略，却不为其所接纳，于是便向秦王建议先打魏国。魏国被秦国打败后，随之又再输一仗给齐国，魏襄王于是不得不尊秦，正如后来的楚国一样，两国均沦为秦国的玩偶与帮凶。这就是策士的智慧与力量。实际上，正如秦惠文王所预言，六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合作，合纵即告失败，而任何一国与秦合作，即是连横之成功。秦国虽曾为合纵所逼，相对而言，秦国之连横要比六国之合纵容易得多。

张仪以其娴熟的纵横之术，以不事秦则联军攻伐的恫吓方式，终于在公元前三一一年，成功促使魏、韩、楚、齐、赵、燕六国连横事秦。张仪对列国进行武力打击后，再进行怀柔的拉拢策略，或以卧底，或以诱骗，令六国堕入秦国的陷阱。张仪以其卓越的智慧与胆识，再加上秦国军事上的强力配合，成功抗衡、瓦解了苏秦的合纵策略，其对秦国之东进事业，功不可没。

战国之风云激荡，为这些庶民出身的策士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契机，并打破了长久以来为贵族所垄断的政治局面，令复杂的国际态势充满了种种的可能性。这些以策略构成《战国策》一书的核心内容的策士，几经坎坷，曾经辉煌，而下场却又极其惨烈，就如苏秦与范雎，均空留李白的叹喟：“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古风五十九首·其十八》） 无论如何，策士改变了战国以至于整个中国的政治、历史及文化，影响巨大而深远。

三、变法兴亡

兴亡谁人定，胜败岂无凭？在竞争激烈的战国态势下，要生存极不易，故有为之君均纷纷招贤纳士，变法图强。七国各有不同程度的变法，秦孝公（前三八一至前三三八）于公元前三五六年任命商鞅（前三九〇至前三三八）为左庶长，实行变法；而东方六国的变法，则分别为魏文侯（？至前三九六）时李俚（生卒年不详）的变法，赵烈侯（？至前四〇〇）时的公仲连（生卒年不详）变法与后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楚悼王（？至前三八一）时的吴起（前四四〇至前三八一）变法，齐威王（前三七八至前三二〇）时的邹忌（约前三八五至前三一九）变法，韩昭侯（？至前三三三）时的申不害（前四二〇至前三三七）变法，以及燕昭王的变法。此中以商鞅变法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最为著名。虽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变法令赵国骤成劲旅，以致拓地千里，但是在变法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却远远不及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在政治、军事、社会以及经济上，全方位地对秦国做出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又同时为庶民的上升提供了快捷而可行的阶梯，从而将秦国打造成如钱穆（宾四，一八九五至一九九〇）先生所谓的“新军国”。 以下将扼要论述商鞅变法中构成秦国成为“新军国”之各项细节，借此方能理解秦国何以能崛起于西陲，无敌于天下。

商鞅本为魏相公孙痤（？至前三六〇）之僚属，公孙痤病危时对前来探望的魏惠王（前四〇〇至前三一九）推荐商鞅，并望魏惠王“举国而听之”。 这可谓是倾心力荐，可惜魏惠王不以为然，公孙痤见此情形，便劝说魏惠王杀商鞅，以免人才外流他国而成后患。公孙痤尽忠之后，又再尽义，坦诚地将一切告诉了商鞅，劝其速离。此际，年方二十一岁的秦孝公以“与之分土”的重诺招贤于天下。 秦孝公对于秦国历代兴衰了然于胸，对秦国“厉、躁、简公、出子”四代国君的蹉跎岁月，亦毫无忌讳，更为关键的是他勾勒出历代贤明之君的东进意图，并再一次表达了其对招贤纳士以图强的强烈渴望与东进扫荡六国的雄心壮志。秦孝公出手不凡，消息一出，立即把不为魏惠王所重用的商鞅从魏国吸引到秦国。人才流动，此消彼长，秦、魏两国君主的眼光与胸襟，亦高低互见，而两国的兴衰，在不久之后，亦随之显现。

商鞅在朝见秦孝公时先论述了“帝道”，再而是“王道”，均不为所用，而最终被采纳的是“霸道”。商鞅之变法内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为秦国全方位地打造了一个崭新的“战国”，其方略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社会方面

1. 废除奴隶：此举令更多的人口从事开荒、耕种，亦为长年征战提供生力军。

2. “主民”与“客民”分业：变法一方面把秦国农民分为“主民”，另一方面则吸引韩、赵、魏三国的农民前来秦国种地，给予住房，免三年劳役，称他们为“客民”。“主民”当兵，“客民”种地。 “客民”住下来久了，繁衍生息，也就落地生根成为了秦国子民。秦国既要人才，又要人民，此消彼长，敌弱我强，实属必然。此举实为富国强兵的方法，更为旷古绝今的创举。

3. 连坐法：变法规定“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不告奸即获罪连坐而“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 ，此举杜绝了一切的罪行，特别是防范了有异心投敌者之可能性。

（二）政治方面

1. 行政改革：县制的设计，实际是将官员之任命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中央集权，从而令全体大小官员效忠于君主。这也是后来秦始皇（前二五九至前二一〇年；前二四六至前二一〇在位）郡县制之雏形。

2. 官僚制：打破了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让庶民阶层的精英进入统治阶层，同时又解除了世卿世禄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对君主统治的威胁。

3. 迁都：选择战略要地，迁都咸阳，此处依山带水，辐射八方。

（三）经济方面

1. 垦草令、开阡陌、废除“井田制”：即开垦土地，以利农业发展。秦国当时位于西戎之地，有很强的游牧色彩。废除井田制，是因为其时铁器已被广泛使用，生产力也提高了，故将过去一百步为一亩，改为二百步为一亩，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耕种意愿，又能同时减低赋税。

2. 奖耕织富国：此措施奖励产量高的男女，即使不打仗，也可以封爵。

3. 征收赋税：“赋”从“贝”从“武”，即养军队的钱。变法废除奴隶，对世族强行分家，分家即增加户口，能提高税收。此举征收了大家族众多人口的税款，从而可以投放更多资源在军队建设上。

4. 打击工商业：政治上不给予地位，经济上剥削商人，使经济命脉均掌握于政府手中。

5. 统一度量衡：既方便公平贸易，也确保国家收入。

以上在经济方面的变法，既是利民、便民之法，更是富国、强国之策。

（四）军事方面

1. 行军功爵制：即按军功，赐爵位，“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率”，即是敌军首级，秦国军队是以人头数目计算军功的，斩一首级可获一爵位，获土地一顷，或可以当五十顷的官。

2.以军功入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以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杀敌的数目均有严格而具体的要求与赏罚。又评先进，黜落后，此举令宗室与庶民处于同一起跑线，无异是对庶民的极大鼓舞。在战场上，将军、正监以及御史一同登台监察士兵在实战中的表现。 军功爵制令本来畏战厌战的人性，突然变为好战勇战，成为庶民觅富贵求上升的快捷方式。这种奖励方法，激活了人性中的积极细胞，故秦国士兵上阵，名为打仗，实际上都是捡拾黄金功名及土地，个个奋不顾身，杀人如收割，故“民喜农而乐战”。 对于秦兵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表现，张仪生动地描述为：“左挈人头，右挟生虏”，他又将秦国士兵与六国士兵之分别喻为“孟贲之与怯夫”、“乌获之与婴儿”。 秦国兵将如狼似虎与六国士兵怯懦的情态，可见一斑。

相对于六国变法之片面而短促，商鞅变法更见彻底而深远。其变法的重点在于废除奴隶制，从而释放出秦国蕴藏已久的庞大能量，特别在军事与经济上带来实时的实际效益，故而秦国能在短时间内骤强。而变法之基本核心政策乃农战结合：“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商鞅入秦主变法，“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秦国变法后的内部情况则是：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私斗既去，既减少了长年的大量人口死亡，又建立了为国而战以立功的观念，从而凝聚了全国民心。秦国在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已非六国任何一国可以抗衡的了，这引发了六国的恐慌，从赵国公子赵豹（生卒年不详）进谏赵惠文王（前三一〇至前二六六）的一番话，可见列国对秦国之富强的认知：

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卷十八·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

后来的两位秦相蔡泽（生卒年不详）与李斯（前二八〇至前二〇八）均不约而同地给了商鞅变法极高的评价。蔡泽指出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 而李斯则认为商鞅变法在整体上令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内外威服。

战争，体现了商鞅变法所带来的最实际贡献，秦国通过“元里之战”、“安邑之战”以及“固阳之战”收回了为晋国所占的河西之地。“安邑之战”后，秦国甚至占了魏国的旧都安邑，不过后来还是撤退了。因为“安邑之战”的胜利，周天子封秦为诸侯国，秦国在列国中之地位，骤然提升。

然而，商鞅如此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必然触及贵族的利益，“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商鞅所强调的都是“不和于俗”、“不谋于众”、以权驭民的极权思想 ，故此秦国上下方能迅速成为虎狼之师的“新军国”，不过其严苛之法治却令他最终不容于世。秦惠文王继位后，商鞅即被与他有仇的公子虔诬告谋反，被处以车裂之刑致死。

无论如何，商鞅变法确实令秦国迅速富强并成为“新军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历史的天秤，终于在商鞅变法之后，倾向了西陲的秦国。从此，秦国国力集中，君民一心，犹如利箭，射向东方。

四、绝荡天下

“决荡”，顾名思义，乃驰骋沙场，兵戎相见。欲问鼎中原，则必须与列强决荡天下。从战国（前四七五）开始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二二一）的二百五十五年间，战国共有大小战争近一百六十次，单就从秦孝公在位（前三六一）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前二二一）这一百四十年间，秦国总共发动约一百一十八次的对外战争，只有少数是败绩，其他几乎是所向无敌。 而从公元前三六四年（秦献公二十一年）至公元前二三四年（秦王政十三年),据统计，秦国总共斩杀了大约一百六十二万五千名的六国士兵。 由以上数据可见，战国的战争规模及其残酷情况 ，远非春秋时代可比。在这些战争中，有不少战争或因奇谋诡计，或因残酷惨烈，而流传至今。此中以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最为凶险残酷，其峰回路转的战况及惨痛的教训，令此役成为战争的典范。

（一）桂陵之战

公元前三五四年，魏惠王派庞涓（？至前三四二）率兵进攻赵国，逼近邯郸。赵成侯（？至前三五〇）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以田忌（生卒年不详）为主帅，孙膑（？至前三一六）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接受孙膑的意见，没有前往邯郸解围，而是领兵杀向魏国都城大梁，直捣黄龙，遂逼令庞涓星夜回援。齐军埋伏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静待魏军，此际魏军长途行军，人困马乏，面对突如其来的伏击，自然全线溃败。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 ，又称“桂陵之战”。

（二）马陵之战

公元前三四一年，魏国与赵国一起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仍派田忌、孙膑率军解救韩国。齐军佯败后退，第一天留下了十万人做饭的锅灶，次日减少至五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再减少到三万人的锅灶。庞涓以为齐军逃亡的情况很严重，故而穷追不舍。此际，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及至魏军赶至，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相失”，魏太子申被掳，庞涓自刎。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经此一役，魏国一蹶不振，从此无法抗衡强秦。

（三）阏与之战

公元前二八一年，秦国攻取赵国三城后，赵国以公子部为人质送往秦国，并与秦签订以焦、魏、牛狐交换三城的协议，然而赵惠文王反悔。秦昭王（前三二五至前二五一）以赵国不履行协议为由，派胡阳（生卒年不详）率大军进攻赵国的阏与。秦攻打阏与可谓一石二鸟，占有此地既可攻打魏的都城大梁，亦可攻打赵的都城邯郸。赵惠文王于是召问廉颇（前三二七至前二四三）救不救阏与，廉颇答曰：“道远险狭，难救。” 赵王又召问赵奢，回答曰：“其道远险，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于是，赵惠文王命赵奢率军驰援阏与。

赵奢军出邯郸三十里即筑垒扎营，按兵不动，此举令秦军甚为迷惑。秦军于是分一部分兵力进屯武安（今湖北武安西南）西面，击鼓呐喊，欲诱赵军援救武安，从而达到钳制赵军的目的。赵奢仍然不为所动，驻屯二十八天之后，仍继续增强营垒防御，以营造赵军唯保邯郸的怯懦假象。秦军主帅胡阳从间谍方面得知赵军一切的情况，以为阏与必是囊中之物，遂放松戒备。赵奢得悉秦军已上套，遂令全军偃旗息鼓，疾驰两天一夜，赶到距阏与城五十里处筑垒设营。秦军突闻赵国援兵到来，仓促分兵迎击。赵奢采纳军士许历（生卒年不详）的建议，派兵万人抢占阏与北山高地。秦军后到，攻山不下。赵奢乘势居高临下，猛击秦军。与此同时，阏与的守军也出城配合援军，两方夹击，秦军死伤逃散过半，大败而归，阏与之围遂解。

（四）长平之战

赵奢是一位智勇双全、卓越的军事家，在《战国策》的《赵惠文王三十年》与《燕封宋人荣蚠为高阳君》两章中，赵奢与田单（生卒年不详）有关战争投入人数的辩论，以及其有关军事的一切细节和预测都充分表现了他的才智。不过，赵奢在军事理论上的辩论仍不敌其儿子赵括（？至前二五九),可惜赵括的纸上谈兵，却令赵国遭受一场灭顶之灾。

自秦昭王听从范雎“远交近攻”策略后，战场选择在韩国的上党。岌岌可危的上党守将冯亭（？至前二六〇）没有接受韩王投降秦国之命令，而是将上党十七城交给了赵国。其时，赵国君臣为此反复思量，最终还是接受了冯亭的献城。随之而来的当然是秦国的大兵压境。战争从公元前二六二年夏天开始，赵国的廉颇与秦国的王龁（生卒年不详）各为双方主帅，“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 。赵孝成王（？至前二四五）见战事不利，便派使求和。秦国于是邀请各国使者与赵使一起宴会，致使他国袖手旁观，不援赵抗秦。此时，赵孝成王开始沉不住气，决定撤下廉颇，换上赵奢之子赵括 ，“纸上谈兵”的悲剧即由此上演。

赵括到了前线后，“悉更约束，易置军吏” 。他改变了攻防策略，换掉了原来的军吏。据说，八位校尉为赵括之战略而上谏，因被拒而自杀。秦国知道敌军换将，亦悄悄换上了号称“人屠”的大将白起（？至前二五七）为主帅，并以王龁为副帅。两军交战，秦军先示之以弱，令赵军追击。接着，秦军派两支奇兵迂回到达赵军后方，将赵军与其后方辎重隔开，即断其粮草补给。与此同时，秦国征召全国十五岁以上的男丁投入战场，大大增加了赵军的压力。赵国只好向齐国求援，周子（生卒年不详）向齐王道出了“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不悟。公元前二六〇年九月，赵军绝食四十六天后，出现了士兵相食的情况。赵括决定突围，据记载：“四五复之，不能出。” 赵括于是“出锐卒自搏战”。 不过这只是垂死挣扎，结局是赵括为秦军所射杀。其时，白起上报朝廷将坑杀全部赵军，理由是：

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

这绝对是借口，推其原因，大概是此次战役异常残酷艰苦，秦军死伤过半，白起以及秦军怨毒复仇之心非常炽烈；更为关键的是，秦国的军功爵位制度早已决定了四十多万赵军的命运，故此秦军：

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经过此役，秦国之长矛深入东方中心地带，锐气百倍，而六国则因此役之震慑而信心崩溃，犹如惊弓之鸟，基本上已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了。

“长平之战”的历史意义在于秦国彻底地击溃了六国的主要力量，故杨宽（宽正，一九一四至二〇〇五）先生指出：

长平之战关系到秦赵两强的兴亡，这将决定今后由谁来完成统一的大决战。

变法之深浅决定了战争之胜负，更影响国家之存亡。唯有秦国，将全民与战争利益相结合，利出一孔，使整个国家成为一台战争机器，故而所向披靡，这远非赵国只在军事上的“胡服骑射”变法可比，更遑论在变法中途夭折的其他国家。在“长平之战”中，秦国的军事及其动员能力之强大，折射出秦国与六国在变法上的巨大差异，成败立判。

五、问鼎中原

其时，群雄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漫漫长夜，中原九鼎，究竟花落谁家？钱穆先生在论及民族与国家历史之演进时提出两个概念，即“生力”与“病态”：

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由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

借用钱先生这两个概念而论战国，七雄皆有其“生力期”与“病态期”，不同之处在于秦国在秦孝公所言之“厉、躁、简公、出子”这四位秦君在位的“病态期”之后 ，从秦献公（前三八四至前三六二在位）至秦始皇（前二五九至前二一〇：前二四六至前二一〇在位）共八代君主的统治期间，能迅速返回几近长达二百年的“生力期”。然而，六国一旦进入“病态期”，即病入膏肓，沉疴难起。以下叙述的是秦国之“生力期”，再论六国之“病态期”，以呈现强弱之所在。

（一）秦国之“生力期”

秦国在漫长的三十六代君主、共六百年的奋斗中，有数位君主对秦国的崛起及一统天下，有绝对的决定性作用。

周幽王（前七九五至前七七一）烽火戏诸侯，令此危机告急系统失灵，及至西戎入侵时，真正前来勤王的诸侯少之又少，而秦襄公（？至前六八六）则“战甚力，有功” 。幽王死后，在秦襄公护送之下东迁的平王自然没齿难忘，于是封秦襄公为侯，又赐封西戎之地，即现在的甘肃与陕西等地。襄公立国，乃秦国发展史上一大里程碑：“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然而，这些地方仍为西戎所控制，故秦襄公须凭征伐以求名副其实。可惜的是，从秦襄公战死以至其后的七代君主，在近一百七十年的时间里，秦国始终无法取得周天子册封的西戎之地，即是说秦国在接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中，都是空有其名。

及至第八代，求贤若渴的秦穆公（？至前六二一；前六五九至前六二一在位）千方百计得到西戎贤者由余，由余遂向秦穆公道出西戎的治国方法：“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 穆公于是按由余的策略攻打西戎，结果“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天下震动，周天子送来金鼓以示祝贺。由此，秦国方才成为真正的诸侯国。后来，商鞅变法所设立的军功爵制，基本上将西戎这种治国理念发挥至极致，使全民皆兵，利出一孔，故而无敌于天下。

秦穆公锐意东进，广招贤才，百里奚（生卒年不详）与蹇叔（生卒年不详）均为其股肱大臣。此外，秦又三救晋难，在列国间树立道义的形象。穆公意在东进，力图突破晋国这一阻挡秦国杀向东方的厚墙，他在临死前三年，仍然出兵攻打晋国，可见其雄心，至死方休。秦穆公死后近二百六十年，即近两个半世纪，秦国十五代君主皆碌碌无为。魏国起用吴起为将，屡败秦军，攻入关中腹地。及至秦孝公继位后第六年，商鞅被任为左庶长，推行变法，前后共十八年，整个秦国从此奋发蹈厉，再度燃烧起先辈东进之烽火。

秦昭王在位期间（前三〇六至前二五一),原来列国的格局是秦、齐、楚三强并立，然而自齐吞燕，燕又灭齐，齐再复国后，燕与齐已两败俱伤。与此同时，赵国又以胡服骑射而迅速崛起。秦国如何应对这新的格局呢？秦昭王三十六年（前二七一),范雎入秦，其时秦国政治仍为宣太后与魏冉所主导，彼等的私人势力包括芊戎（生卒年不详）、高陵君（生卒年不详）以及泾阳君（生卒年不详）这些权贵，秦昭王形同虚设。因此，入秦后急于有所作为的范雎为了刺激秦昭王便直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泾阳佐之，卒无秦王。”（《卷五·秦策三·范雎至秦》）范雎指出宣太后与穰侯魏冉对秦国发展的妨害，前者乃秦王之母，后者乃秦王之舅，这两人长期剥夺了秦昭王的权力，魏冉更为了壮大其封邑而牺牲了秦国的利益。范雎又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指出当前秦国出兵策略的失误，建议先攻打魏国，使其依附秦国，再攻荥阳以灭韩。范雎列出秦国近几年的失误，进而说：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卷五·秦策三·范雎至秦》）

其实，司马错早已提出类似“远攻近交”的策略，而范雎则以简单的话道出。其“远交近攻”的方法为：

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卷五·秦策三·范雎至秦》）

以上一席话，内政与外交兼顾，既有长远的东进方针，亦有立刻可执行的短期具体行动，堪称是非常成功的职场面试。范雎于是取代了魏冉，成为秦国丞相。其“远交近攻”的战略，令秦国处于一种弹性的外交状态，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各国被操纵于其股掌之上，或沦为帮凶，或相互倾轧，秦国因而日益扩张，而六国则日渐萎缩。

及至公元前二四六年至公元前二一〇年的三十七年之间，秦国三十五代以来，以至于整个战国时期最具雄才伟略的秦王嬴政登上历史的大舞台，他在秦国过去近一百六十年对六国的摧残基础上，进行了最后的猛烈扫荡。公元前二三一年开始，在李斯、尉缭（生卒年不详）、白起、蒙恬（？至前二一〇）以及王剪（生卒年不详）等文武精英的协助下，秦王嬴政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顺序如下：公元前二三〇年，灭韩；公元前二二九年，灭赵；公元前二二五年，灭魏；公元前二二三年，灭楚；公元前二二二年，灭燕；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秦王嬴政终于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乱局，统一中国，并自称始皇帝。李白为此曾倾情地讴歌：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五十九首·其三》）

（二）六国之“病态期”

1. 齐

公元前三三四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会徐州相王”，正式称王。然而，在齐威王晚年的时候，丞相邹忌与将军田忌（生卒年不详）争权，公元前三二二年，田忌攻临淄，求邹忌遂不胜而逃亡楚国。将相不和以至于内乱，齐国已渐露衰象。

公元前三一四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齐宣王（？至前三〇一）命匡章（生卒年不详）率“五都之兵”、“北地之众”伐燕，一度占领燕国，烧杀抢掠，毁其宗庙，埋下了日后燕昭王复仇的伏线。而齐闵王（前三二三至前二八四在位）在位十六年期间，因为连续的错误策略，加上燕昭王的间谍苏秦又从内部破坏，导致齐国开始迈向衰亡。齐闵王被苏秦诱骗而灭宋，以致受到以燕国为首的联军攻打，燕国大将乐毅（生卒年不详）连下齐国七十城，这个东方大国终于轰然崩塌，齐闵王亦死于此役。即使后来田单艰苦复国，亦始终一蹶不振。最后的齐王建（前二八三至前二二一）在位四十多年，终为秦王所诱骗而灭国。

2. 楚

楚国之衰落始于楚怀王（前三六〇至前二九六；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楚怀王曾重用屈原（前三四〇至前二七八）等大臣进行变法，却引来贵族的强烈反对，以致变法失败。

楚怀王为了得到张仪提出的六百里“商於”之地，中途背弃与齐国攻秦的盟约，可谓见利忘义，及至知道受骗又不能冷静地听从陈轸（生卒年不详）之计，终招侮辱而为秦、齐所败。（《卷四·秦策二·齐助楚攻秦》）后来，张仪终于落网，楚怀王不但不除大患，反倒听信夫人郑袖（生卒年不详）之言而放虎归山。释放张仪之后，靳尚（生卒年不详）为仇人所杀，楚怀王却以为靳尚乃张仪所害，从而又引发了秦、楚之战。由以上例子可见，楚怀王不断将国家推向灾难的境地。（《卷十五·楚策二·楚怀王拘张仪》）更为致命的是，公元前二九九年，晚年的楚怀王被秦昭王骗往秦国会盟，终被囚致死。从秦国对楚国的策略可见，楚国完全被秦国玩弄于股掌之上。

公元前二八〇年，秦伐楚，楚军败。秦昭王诈以公主许配给楚襄王（前二九八至前二六三在位),屈原长跪城外力谏不果。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军趁襄王开城迎亲之际，长驱直进攻入楚都郢，屈原投河自尽，此亦为楚国绝望之象征。

3. 燕

战国七雄之中，燕国位处北方，由于地处北方边陲，燕国多为异族所骚扰，而与中原国家则较少互侵，至于强秦更是鞭长莫及。然而，公元前三一六年，燕王哙（？至前三一四）忽发奇想地禅位于丞相子之（？至前三一四）。子之即位后，国内反对禅位者与支持者发生冲突。齐国宣称为了“废私立功”而趁机伐燕，可是与齐国有联系的燕太子平（？至前三一四）亦死于战乱之中。齐军入燕后大肆抢掠，毁燕宗庙，虽然燕人奋力抵抗，但已濒临亡国。 赵武灵王见此情形，遂扶立在韩国的公子职，即后来奋发图强的燕昭王。

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卷二十九·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礼贤下士。大臣郭隗（生卒年不详）又以“千金市马骨”为喻引导昭王招贤纳士，自此之后，“士争凑燕”（《卷二十九·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燕昭王的纳贤模式，亦为李白所讴歌：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五》）

最为关键的是，策士中的典范人物苏秦前来帮助燕昭王。苏秦揣摩到燕昭王的心理乃报齐国入侵之仇，于是自愿前往齐国内部当卧底，先挑拨齐、赵两国，再伺机行事。 其后，苏秦的具体行动是唆使齐国占领并独吞宋国，从而激发诸侯国对齐闵王的不满，终令齐国四面楚歌。齐闵王狂妄昏昧，又违背了赠地予赵国信阳君李兑（生卒年不详）的承诺，此际正是苏秦与燕王之良机，于是联合五国伐齐。燕国派大将乐毅出征，连下齐国七十城，除了莒与即墨两城之外，齐国全部沦陷。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也是卓有成就的间谍，可是其下场却极度惨烈。齐闵王最终知道苏秦的间谍身份，乃以大鼎烹煮苏秦，而齐闵王却为前来援助的楚将淖齿（？至前二八三）抽筋致死。

乐毅，既是燕国的主将，亦是攻齐联军的主帅。虽然乐毅连下齐国七十城，但始终无法攻陷齐国的莒与即墨两城。就在乐毅将集中兵力攻击顽强抵抗的莒与即墨之际，燕昭王却不幸死亡。新即位的燕惠王（？至前二七一）与乐毅有隙，齐国于是立即实行反间计，诬陷乐毅久攻不下莒与即墨，乃有意在齐称王。燕惠王于是派骑劫（生卒年不详）取代乐毅，乐毅亦知情况不妙，于是立刻投奔赵国。骑劫不久便被齐国的田单击败，齐复国。燕惠王之无能而令乐毅去国，实乃自毁长城。

及至燕王喜（前二五四至前二二二在位）时，太子丹（？至前二二六）在国家危急之际亟想有所作为，于是派荆轲（？至前二二七）行刺秦王嬴政（《卷三十一·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轻率鲁莽，可谓病急乱投医，益加速其败亡。

4. 韩

韩国是三晋之中土地最小、位置最不利的国家，其四周都是强国，北为魏国、赵国，东为齐国，南为楚国，西为秦国，地处秦、齐、楚、魏、赵五强国之间。韩国战略位置重要，可是四周强邻压境，而且地瘠、民贫、国弱，张仪描述如下：

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所食大抵饭菽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

韩国的地理位置险恶，但有险可守，虽然地瘠民贫，但武器精良，“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战士勇敢。 故于公元前三七五年，韩曾以此强兵从成皋出兵，灭了郑国（《卷二十六·韩策一·三晋已破智氏》）。

韩昭侯时任申不害为相，展开变法，十四年间，据说“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而实际上，从《战国策》的记载可见，申不害并非良相，他虽以法家思想推行变法，却为堂兄徇私求官，当被韩王质疑时，他又以阿谀奉承的方式蒙混过关。

由于韩国地处黄河中游地区，其东部与北部均为魏国所包围，西则有秦国、南有楚国以及小国东周，几乎处于包围圈之中；加上韩国的国土是最小的，故屡遭列强欺凌，甚至沦为魏、齐之间的争霸资本。例如，发生于公元前三四一年的“马陵之战”，便是围魏救韩所引发的。及至秦、楚争霸之际，秦国又要挟韩、魏共同伐楚。战国末期的韩国，基本已成了秦国与东方列国的缓冲地，苟延残喘。公元前二六二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上党，上党不愿被秦占有，于是献城降于赵国，从而引发了长平之战。韩国的一步错棋，导致了七国博弈的彻底失衡，这亦可见合纵之失败。两场左右战国局势之大战均由韩国引起，充分体现了韩国被列强欺凌的困境。公元前二三〇年，韩国军队屡战屡败，成为山东六国中第一个为秦所灭的诸侯国。

5. 赵

赵的国土在原来晋国的北部，赵的南方有魏国、韩国，“东有燕、东胡，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 ，东有齐国，西有秦国，赵烈侯以公仲连为相实施变法，以法家思想“选拔人才、处理财政和考核臣下成绩”，又以儒家思想进行教化 ，故杨宽先生指出“赵国自从赵烈侯进行了社会改革，到赵敬侯时，开始强大起来，迁都到邯郸” 。

赵国地处北方，常受匈奴以及北方少数民族侵略。长年的边患，深深地刺激了欲有作为的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敏锐地观察到西北的重要性，他认为要逐鹿中原，必须拥有草原上的战马与皮革，而更重要的是游牧民族的骑射本领。十九年春天正月，赵武灵王会诸大臣，决定攻打中山国。赵武灵王在黄花山上与大臣楼缓（生卒年不详）道出他希望用胡狄之力而不扰民以强大，决定“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卷十九·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中原服装与“胡服”之分别在于前者是上衣下裳，宽袍大袖，这种装束只适合于车上作战，而不便于马上作战；而后者则是上戴惠文冠，代表勇敢善战，衣服则是上褶下裤，紧身袄与紧袖。胡服的特征，乃为了便于骑射作战而设。然而，赵国之变法仅限于军事范围，远不及秦国“商鞅变法”的全面而深入。而且，自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的改革伊始，便遭到了贵族、大臣及将领的强烈反对，亦因此而埋下了杀身之祸。

赵武灵王联络林胡、楼烦等部落，以获取优良的马匹。与此同时，赵国军队中亦有边地的胡狄混杂其中，故能成功抗击北方的匈奴，以及在征伐宋国时，连续获得大胜。然而，在位二十七年后的赵武灵王（前三二六至前二九八在位）却做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决定，他竟废黜太子章（？至前二九五),而传位于年幼的公子何，自称主父。他的目的是将权力交予次子，而自己则主力经营西北：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欲从灵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

赵武灵王从小训练新君，又亲自经略西北，打算舍弃传统上从函谷关进攻秦国的方向，改为从九原（包头）、云中（托克托）直接袭击秦国。赵武灵王固然英武绝世，但他却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以为赵国上下一心，一切便可以由他任意指挥。关键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在沙丘的家庭聚会中，原太子章及手下田不礼（？至前二九五）围攻赵惠文王（即公子何）与赵武灵王的行宫。此时，公子成（生卒年不详）与大臣李兑带兵消灭原太子章及田不礼，同时亦围困赵武灵王长达三个月之久，赵武灵王最终饿死。由此可见，赵武灵王决定推行“胡服骑射”之后紧接所担忧的“世必议寡人”（《卷十九·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终于发生，其原因就在于其背离习俗与传统。否则，以赵武灵王与军队密切的关系，又何以被公子成与李兑围困三个月之久而无人营救？实际上，这是公子成与李兑的贵族旧势力趁火打劫的一场宫廷政变。从此，赵武灵王苦心经营的胡服骑射及袭击秦国之策略，尽付流水。作为赵国灵魂人物的赵武灵王惨死，令赵国自此失去了竞争的理想而徒为守成之国，再也非秦国的敌手了。纵使后来有名相蔺相如（前三二九至前二五九),又有赵奢、廉颇及李牧（？至前二二九）等名将的辅助，然而“长平之战”一役，四十多万士兵被坑杀，大大震摄了赵国上下，这不但导致了不可估量的经济及军事损失，亦令军心崩溃、民心动摇。赵国随之衰落，亦是意料中事。

6. 魏

魏国是七国中最早因魏文侯的变法而兴盛的国家，魏文侯礼贤下士，经常与儒门弟子交往 ，向他们学习，并任命李俚进行变法，令国家大治。外交方面，魏文侯又成功化解了韩、赵之间的矛盾（《卷二十二·魏策一·韩赵相难》）。故此，魏文侯在位期间（前四四五至前三九六),韩、赵、魏三家和平相处，这是导致秦国无法东进的基础。

魏文侯采用精兵政策，士兵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符合标准中选的士兵则成为专业的职业军人，可享受政府给予的优厚待遇，据《荀子·议兵》的记载：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如此精兵，经大将吴起之训练，遂成劲旅。魏文侯识见非凡，知人善任。李克（即李俚）评吴起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苴背不能过也”；然而魏文侯却称吴起为：“善用供，廉平” ，即廉洁平正，二人的评价可谓云泥之别。实际上，吴起是身先士卒、爱兵如子：

卧不设席，行不骑乘，身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

如此爱兵如子又文韬武略兼备的将帅之才，世间罕有，魏文侯“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另一方面，从魏文侯叮嘱西门豹为官治民之道的一席话，可见其深谙治民之道（《卷二十二·魏策一·西门豹为邺令》）。凡此种种，都表现出魏文侯心思不止于开疆辟土，更重视民生疾苦，希望通过抓好地方工作，改善民生。魏文侯这种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治国精神，在诸侯之中，极为罕见。在他的统治下，魏国的都城邺下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

自魏文侯变法之后，从魏武侯（？至前三七〇）到魏惠王初期，除了之前获得的秦国河西地区、北方的中山国外，还有三晋伐楚时在南方取得的郑、宋、楚三国间的大片土地，故魏惠王自认“晋国天下莫强焉” 。

而事实上，自魏武侯继位后，魏国已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首先是人才离散，商鞅入秦，吴起赴楚，这都反映魏武侯无容人之量与缺识人之能。在争夺卫国的“刚平之战”中，韩、赵、魏三国之间失去了平衡，遂令秦国有机可乘。

至于在位长达五十年（前三七〇至前三一九）的国君魏惠王，更决定了魏国的兴衰。首先，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 ，此举实乃将魏国推进四战之地，所谓“同微者相憎，同忧者相亲”，魏惠王迁都大梁，令赵、齐两国倍感威胁而结盟。公元前三五一年，魏归还邯郸予赵，并逼赵联盟，西向抗秦，从而导致“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卷十二·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由此可见，在商鞅变法初期，就连商鞅也自知秦国不及魏国强大。然而，商鞅洞悉魏惠王亟于称王的欲望，故游说他既要继续领导宋、卫、邹、鲁等小国，更要先行王服，后图齐、楚。征伐比称王困难，称王则比征伐更有满足感，魏惠王好大喜功，果然中了商鞅的缓兵之计。故魏惠王在“逢泽之会”上，“乘夏车，称夏王，朝于天子，天下皆从”。（《卷六·秦策四·或为六国说秦王》）他又因为韩王没有出席“逢泽之会”而决定征伐韩国。由以上的例子，可见魏惠王之骄横跋扈、任意妄为。季梁（生卒年不详）于是以“南辕北辙”为喻劝谏魏惠王，指出其治国方针的方向性错误（《卷二十五·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可是魏惠王对当时列国的复杂形势或一无所知，或视若无睹，一味夜郎自大，终致魏国的大厦骤然倾倒。

公元前三五四年的桂陵之战与公元前三四一年的马陵之战，魏国两度为孙膑所指挥的齐军所败，太子申（生卒年不详）与庞涓被杀。从此，魏国急剧衰落。

7. 小结

简而言之，正当六国均处于“病态期”之际，秦国却经历绵长的“生力期”，而且国力持续增强。自秦献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及秦王政，八位君主历时近一百八十年（前三八四至前二四七),皆雄才伟略，纵横决荡，志在问鼎。秦孝文王与秦庄襄王分别在位仅有一年与三年，虽无大作为，亦无过失，朝政亦一直运作正常。然而，六国则在“病态期”中苟延残喘，因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内部崩溃，直接削弱本国国力，并且间接促使秦国日益强盛。换言之，自秦献公至秦庄襄王的七代秦国君主，历时约一百六十年，各个君主均一致持续地攻击、摧毁六国，在六国全部进入“病态期”之际，恰好碰上具雄才伟略的秦王嬴政，秦国于是到达“生力期”的巅峰，遂以一敌六，摧枯拉朽，随心所欲，统一天下。

六、余论

（一）作者

战国时期，有人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的研究，讲究揣摩君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盟国，打击敌国，这便是纵横家。纵横家非常重视游说之术，为了切磋说动君主的技巧，他们或以过往的事件，或就当下的情况，想象拟作，故此《战国策》有不少篇章雄辩滔滔，可是数据却不准确。有学者认为秦、汉之际的辩士蒯通是《战国策》的作者，亦有人认为是西汉的主父偃（？至前一二六）与邹阳（？至前一二〇）。或许，他们均为此书的汇编者，作者难以确定。

（二）版本

西汉初年，先有异姓王之封，刘邦（季,?至前一九五）、吕雉（前二四一至前一八〇）诛锄功臣之后，又分封宗室，局势类近战国，因而纵横权变之术得以继续流行。因为有市场潜力，所以西汉末年刘向便收编了《战国策》。

刘向奉诏校书的时候，看到了皇家图书馆中许多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体例不一，文字错乱，其所见共六种版本，计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及《修书》。刘向认为这些都是战国时策士提出的策谋 ，应称为《战国策》，故按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为三十三卷。因此《战国策》的书名，乃刘向整理后所加的。

此外，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与《战国策》类似，被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此帛书共二十七章，有十一章被收入《战国策》与《史记》，其余十六章乃佚书。未经刘向编订的原始面貌，或可从此帛书窥见一斑。

《战国策》成书后，东汉学者高诱（生卒年不详）曾作注。及至北宋，原书已缺十一篇，再由曾巩（子固，一〇一九至一〇八三）访求，又重新补足了三十三卷。 到了南宋，姚宏（生卒年不详）搜罗了十几种版本，并在曾巩本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续注，通称“姚本”， 流传至今。此外，南宋鲍彪（文虎，生卒年不详）亦为此书作注，各国按王的顺序分章，暗寓为《战国策》重新编年之意。元代的吴师道（正传，一二八三至一三四四）又为鲍彪作了补正，称为“鲍本”。 如今所见的《战国策》属于“姚本”系统，其编排为：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十二国，三十三卷。由此而言，《战国策》应该是以“层累”的方式成书的。

然而，历来有关此书的评价并不高，或视之为“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秦宓语),或视之为“邪说”而欲“放而绝之”（曾巩语）。 这都是迂腐陈见。实际上，司马迁《史记》中有关战国的部分便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至于《战国策》中的历史人物以及寓言故事，栩栩如生，寓意深刻，并早已家喻户晓，成为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一节，由此可见《战国策》对中华文化的正面影响。

（三）今注今译及其意义

二十世纪有关《战国策》的相关研究，日趋开放而严密，此中大家包括何建章先生的《战国策注释》与缪文远等先生的《战国策新校注》及《战国策全注全译》。 前者只注而缺译，后者之《战国策新校注》只注缺译，而《战国策全注全译》在注释方面亦较为简单。然而，两位先生之研究，均乃倾心之作，亦为拙著的参考数据提供了不少方便，值得致敬。为方便读者，本书注释与翻译并重，并配有导论与各卷导读，又去芜存菁，删却枝蔓，标准如下：

一、在历史进程中，有关键作用的篇章，如范雎晋见秦昭王，必选；

二、具文学价值，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寓言已为家喻户晓的篇章，必选；

三、在各国中重复出现的同一事件，如有关长平之战，则择其详细者，删却片面而琐碎的篇章。

至于《战国策》的当代意义，则在于：

一、当今国际形势复杂，有心于外交者，或可从此书有所启悟；

二、考察历朝历代之兴衰，六国之覆亡，秦国之独大，既有各自的内部因素，又是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博弈结局，不同界别之人士均可引以为鉴；

三、策士之忍辱含垢，辅助诸侯以问鼎中原，足为职场中人之学习典范。

七、总结

战国时期，固然是烽火连天，然亦是学术蓬勃之春天，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值得留意的是，中华民族在此际的大融合与整体素质的大提升。可以说，这是一个激情四射的烽火年代，这亦是中华民族从四分五裂走向秦、汉大一统盛世的前夕。

《战国策》的文风汪洋恣肆，情节波澜起伏；其内容错综复杂，列国的政治角力，值得再三咀嚼；此，。外，书中更有迂回曲折、引人入胜的类近小说的描写。秦国世代辛苦经营，虎视眈眈，六国又欲有所作为，故而苦苦挣扎。策士纵横，侠士悲歌，不论成败，皆是国士。此等人物，激荡了战国风云，改变了中国历史。同时，此书可谓是集政治、军事、外交以至于职场策略、修身之大全。一册在手，仿如智囊随身，启迪智慧，洞悟人生，终身受益。 rglzT4rR019JlJsfS/GBYY6trylBMqsdzvBaYzBBGQ9ycF3BF8SLpb8a8F0jPx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