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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拿到一本新书，先欣赏封面。看设计新颖的封面，是一种享受；我称之为“第一享受”。
1938年在汉口，我到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知道了书的封面是怎样产生的。社里派我到胡考先生那里取封面稿，有的封面是当着我的面赶画出来的。我看了挺感兴趣。
于是我也学着画封面。并非任务，下了班一个人找乐儿偷着画。一次，出版社黄（洛峰）经理看到了，称赞了几句，我非常开心。以后，有的封面居然叫我设计了。当然，我的作品很幼稚，如小儿学步。
记得我设计的第一个封面是《抗战小学教育》（1938年）。当时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周立波的一本书，其中照片插图的说明文字是周先生让我写的，他说，手写的比排的字好看。看到自己的字印在书上，我高兴极了。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斜对面，是开明书店，丰子恺先生就住在开明书店的楼上。我设计封面，请丰子恺先生指教，还请他写过封面字。抗战胜利后，李公朴先生交给我一部书稿——《社会大学》，叫我编辑排印并设计封面。为此，我给他写过好几封信。书还未出版，就传来李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
1948年我设计《巴黎圣母院》，封面字是请黄炎培先生写的；《有产者》（高尔斯华绥）的封面字，是我从碑帖里集来的。《巴黎圣母院》的43幅插图，是我请当时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的朋友买的一本画册的复制品。后来这本画册被译者陈敬容拿去了。
我是1949年到北京来的。5月上海解放，8月就调我到北京。1951年成立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保留店名，有一个编辑部。我提出分管三联书店编辑部。我还分管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组，他们设计了封面，让我审批，有时不满意，反复几次，书等着印，于是我就自己动手设计。可是我自己设计的封面，不能自己审批开发稿单，就请美术组的同志署名，或署两个人的名字。因为是业余做的，后来我就署名“叶雨”。“叶雨”，业余爱好也。
我设计封面从来没拿过稿费，只有一次，为新知书店设计一套夏康农先生主编的书，书店送我一支大号金星钢笔，俗称“大老黑”，很珍贵，是那时中国生产的最好的钢笔。
设计封面，是做自己觉得很愉快的事情，其实并不轻松。设计一个封面，得琢磨好几天，还要找书稿来看。不看书稿，是设计不好封面的。举一个例：有人设计黄裳《银鱼集》的封面，画了六七条活生生的鱼。他不知道这“银鱼”是书蛀虫，即蠹虫、脉望，结果闹了笑话。
我习惯用手工方式制作封面，不用电脑。有的封面用电脑制作，也蛮神气，如科技书、旅游风景书、少儿读物等。学术著作、文学作品，要有书卷气，还是手工制作比较相宜。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生活译丛”，原来的封面用专色，清秀雅致，后来有一段时间改为四色彩印，颜色复杂含糊。不妨比较一下，是简洁的专色好还是复杂的彩印好？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比较。
1991年，我在《世界文学》双月刊里读到一篇文章，讲到外国出版的文学书籍的封面：“严肃文学作品装潢精致，精装本的护封大都取冷色调，十分庄重。通俗文学作品则开本矮小，封皮色彩鲜艳，纸张也比较粗糙。”我赞同这个观点。封面是华丽绚烂好还是朴素淡雅好，得看什么书。文化和学术图书，一般用两色，最多三色为宜，多了，五颜六色，会给人闹哄哄浮躁之感。前些年，装帧界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提出封面该做“减法”了。有一位先生甚至说，很多书，内容很好，就是因为封面太花哨，我不买。
此外，书籍要整体设计，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都要通盘考虑，这里就不多说了。
1998年，《北京青年报》登过一篇晓岚的《减法的艺术》，提到我对于书籍装帧的一些看法；2002年4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汪家明《2001·国外书籍封面226帧》小引，也涉及于此。我把它们附录于本书，供读者参阅。
印在这本书里的，是我设计的一部分封面、扉页和版式。敝帚自珍，诚恳希望得到方家和读者的指教。
本书的说明文字由汪家明同志记录编写，谨此致谢。
2002年4月
北京方庄芳古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