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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preface

我每拿到一本新书,先欣赏封面。看设计新颖的封面,是一种享受;我称之为“第一享受”。

1938年在汉口,我到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知道了书的封面是怎样产生的。社里派我到胡考先生那里取封面稿,有的封面是当着我的面赶画出来的。我看了挺感兴趣。

于是我也学着画封面。并非任务,下了班一个人找乐儿偷着画。一次,出版社黄(洛峰)经理看到了,称赞了几句,我非常开心。以后,有的封面居然叫我设计了。当然,我的作品很幼稚,如小儿学步。

记得我设计的第一个封面是《抗战小学教育》(1938年)。当时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周立波的一本书,其中照片插图的说明文字是周先生让我写的,他说,手写的比排的字好看。看到自己的字印在书上,我高兴极了。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斜对面,是开明书店,丰子恺先生就住在开明书店的楼上。我设计封面,请丰子恺先生指教,还请他写过封面字。抗战胜利后,李公朴先生交给我一部书稿——《社会大学》,叫我编辑排印并设计封面。为此,我给他写过好几封信。书还未出版,就传来李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

1948年我设计《巴黎圣母院》,封面字是请黄炎培先生写的;《有产者》(高尔斯华绥)的封面字,是我从碑帖里集来的。《巴黎圣母院》的43幅插图,是我请当时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的朋友买的一本画册的复制品。后来这本画册被译者陈敬容拿去了。

我是1949年到北京来的。5月上海解放,8月就调我到北京。1951年成立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保留店名,有一个编辑部。我提出分管三联书店编辑部。我还分管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组,他们设计了封面,让我审批,有时不满意,反复几次,书等着印,于是我就自己动手设计。可是我自己设计的封面,不能自己审批开发稿单,就请美术组的同志署名,或署两个人的名字。因为是业余做的,后来我就署名“叶雨”。“叶雨”,业余爱好也。

我设计封面从来没拿过稿费,只有一次,为新知书店设计一套夏康农先生主编的书,书店送我一支大号金星钢笔,俗称“大老黑”,很珍贵,是那时中国生产的最好的钢笔。

设计封面,是做自己觉得很愉快的事情,其实并不轻松。设计一个封面,得琢磨好几天,还要找书稿来看。不看书稿,是设计不好封面的。举一个例:有人设计黄裳《银鱼集》的封面,画了六七条活生生的鱼。他不知道这“银鱼”是书蛀虫,即蠹虫、脉望,结果闹了笑话。

我习惯用手工方式制作封面,不用电脑。有的封面用电脑制作,也蛮神气,如科技书、旅游风景书、少儿读物等。学术著作、文学作品,要有书卷气,还是手工制作比较相宜。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生活译丛”,原来的封面用专色,清秀雅致,后来有一段时间改为四色彩印,颜色复杂含糊。不妨比较一下,是简洁的专色好还是复杂的彩印好?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比较。

1991年,我在《世界文学》双月刊里读到一篇文章,讲到外国出版的文学书籍的封面:“严肃文学作品装潢精致,精装本的护封大都取冷色调,十分庄重。通俗文学作品则开本矮小,封皮色彩鲜艳,纸张也比较粗糙。”我赞同这个观点。封面是华丽绚烂好还是朴素淡雅好,得看什么书。文化和学术图书,一般用两色,最多三色为宜,多了,五颜六色,会给人闹哄哄浮躁之感。前些年,装帧界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提出封面该做“减法”了。有一位先生甚至说,很多书,内容很好,就是因为封面太花哨,我不买。

此外,书籍要整体设计,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都要通盘考虑,这里就不多说了。

1998年,《北京青年报》登过一篇晓岚的《减法的艺术》,提到我对于书籍装帧的一些看法;2002年4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汪家明《2001·国外书籍封面226帧》小引,也涉及于此。我把它们附录于本书,供读者参阅。

印在这本书里的,是我设计的一部分封面、扉页和版式。敝帚自珍,诚恳希望得到方家和读者的指教。

本书的说明文字由汪家明同志记录编写,谨此致谢。

2002年4月

北京方庄芳古园 8z53Ye3beTHbmMX189a0zWtw513OAwx4YyyoKNlItY5JOT83HprLXcb+bgflTd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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