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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30年代，作为我国当时现代出版中心的老上海，杂志界可谓五花八门，消遣类生活时尚杂志竟有一百多种，文学类杂志随时创刊又随时关张，多数杂志的寿命只有一两年。当时比较引人注目且比较稳定出版的杂志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良友画报》等。《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刊物记录历史风云变迁，刊载当月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并且选录当时各种官商报纸刊物所载的重要文论和新闻要事，内容广泛丰富，是名人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东方杂志》自1904年创刊，发展到1931年时正可谓如日中天。《小说月报》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创刊于1910年，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因而刊物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到1931年已经发展成为当时我国创刊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新文学刊物。《良友画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是一本从鸳鸯蝴蝶风格向海派文化成功转型的通俗类杂志。转型后，画报一洗鸳鸯蝴蝶派的旧习沉疴，逐渐从无聊消遣成为增广见识，深入浅出地宣传文化美育，启发心智，丰富常识，开拓生活视野的杂志，一度成为老上海的畅销刊物。
就在老上海的杂志界一方面鱼龙混杂，另一方面品牌杂志稳定覆盖市场的形势下，谁也不曾料到，一份周刊悄然崛起，很快成了全国销量第一的杂志。这就是邹韬奋先生接手主编的《生活》周刊。《生活》周刊1925年11月创刊，创刊的第一年里，期发量只有两千八百份，其中多数还是赠阅。1926年10月韬奋接手后，1928年的期发量就达到了四万份，1929年突增至八万份，1931年末十二万份，1933年达到十五万五千份，而畅销刊物《良友画报》的期发量最高时也只有四万份。不到七年的时间里，《生活》周刊发行量四级连跳，一时之间在全国出版业传为神话。
这个神话的制造者当然就是主编邹韬奋。
至于制造神话的故事，韬奋本人在编刊当时和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有过不少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是：
一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竭诚为读者服务。韬奋接手主编工作后，感觉到刊物过于拘泥于职业教育，而对社会、对更广大的读者缺乏关注，甚至对接受职业教育的青年的多方面爱好也有所忽视，决定调整办刊方向和宗旨。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大众刊物的定位，突出为读者服务的精神。韬奋指出：“《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就是赚了钱，也还是要用诸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韬奋全集》第五卷，第4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930年，邹韬奋在《我们的立场》一文中写道：“我们是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对于能爱护中国民族而肯赤心忠诚为中国民族谋幸福者，我们都抱着热诚赞助的态度。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韬奋全集》第三卷，第256页）韬奋虽然确定了“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的办刊宗旨，但并非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来观察大众读者的需求，而是与大众读者一同前行，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说：“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当用机械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规定出来。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6页）
二是确定办刊宗旨，形成内容特色。韬奋说：“接手后即确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方向较定，努力亦较专，……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韬奋全集》第三卷，第256页）这一宗旨也就预设了刊物的内容特色。韬奋在编辑撰稿过程中，尽量运用高超的编辑艺术，创造生动的形式，展现正确的思想内容。正如他在办刊寄语中所敬告读者的那样：“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建议改进生活途径的方法，同时注意提醒关于人生修养及安慰之种种要点，俾人人得到丰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养成健全的社会。”（《韬奋全集》第一卷，第839页）从他为周刊所设的栏目可以看出他服务读者的包容性。周刊栏目既有言论、专论，也有事业与修养、处事之道、名人轶事、人物介绍、名人箴言，还有平民生活素描、学徒生活之改进，又有国外通讯、婚姻恋爱、娱乐、体育等。文章长短不拘，通讯可稍长，小言论必短小，还配以插图和漫画，让读者看了赏心悦目，爱不释手。以致有读者来信赞扬道：“每星期之渴望《生活》，真有‘若大旱之望云霓’之慨。”
三是坚持创造精神，杜绝尾巴主义。对于这一点，韬奋看得很重。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为了创造，要“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三联书店，《韬奋》，第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韬奋特别避讳无趣的空论。他起草的一则《特别征文》告诉征文作者：“苟有事实可举，亦请不必计及文之工拙，惠然赐稿。”（《韬奋全集》第三卷，第193页）他十分注意刊物内容的有趣，坦诚地表示，他所认为有趣的题材主要有三种，一是新鲜的事实，二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国内外各种实情，三是著名历史人物的经历。韬奋认为，读者最感兴趣的东西，往往也是他们最关心最想知道的事情，这就是前面引述韬奋的名言：“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办好周刊的创造精神和杜绝尾巴主义的着力点。
四是内容贵精不贵多，篇篇过硬。他特别仔细地分析过周刊内容的特点。“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搜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三联书店，《韬奋》，第196页）
五是艰苦奋斗的作风，甘于奉献的精神。《生活》周刊初创阶段条件非常艰苦，社址只有一间小小的过街楼。小屋里放了三张办公桌后，就几乎不再有转身之地，而办刊中所有的事务都必须在这间拥挤的小屋里解决。办刊人也只有三位，一位是徐伯昕，负责营业、总务和广告，一位是孙梦旦兼职会计，还有一位就是韬奋先生，负责刊物的全部内容。因为是周刊，时间紧，来稿少，一开始绝大多数文章都是韬奋先生直接撰写，根据文章内容以各种不同笔名发表，前后用过十多个笔名。为了办好刊物，按时出刊，他们经常连夜加班工作。他后来回忆道：“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小小的过街楼，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寂静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们三个人，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的好友丛中工作着！”（《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0页）
《生活》周刊成功的经验也许还有若干，譬如韬奋个人的编辑才华，徐伯昕的鼎力相助和出色的经营天赋，以及创办人中华职业教育社总负责人黄炎培先生的充分信任和授权，等等。但是，从当时上海杂志业的格局来看，从当时品牌杂志的结构来看，韬奋先生给《生活》周刊确定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方向和“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无疑是使得这份刊物异军突起、广受社会各界关注，成为彪炳中国现代出版史册的名刊的最为主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