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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军（化名）的包里装着4个包子，这是他每天的早餐。挤在青春气息四溢的打工仔中，他的面孔显得过于成熟。姚军今年34岁，但朋友们都叫他“老家伙”。2001年6月21日，姚军进入富士康工作。“我在这里都快10年了，最宝贵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工厂，奉献给了那些破机器。”姚军有些自嘲地说。
每天早上6点40分起床，6点55分出门，走路18分钟赶到公交车站，7点13分准时在站台等车。等车5分钟，坐车10分钟，然后再步行5分钟，姚军可以在7点40分左右准时进入办公室打卡。
“我们只有富士康时间，没有北京时间。”姚军说。他手机上的时间永远比打卡机上的时间快两分钟。
姚军家在安徽农村，小时候家里穷，他11岁才上小学，25岁时从安徽的一所三流大学毕业，学的是化学工程。在合肥找工作一个月只有900元，于是他打算到深圳闯一闯。
只用了9天的时间，他就在一家台资小厂里找到了一份生产计划员的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工作6天，月薪1160元。在小厂工作加班也很多，而且加班费常被克扣，即使工资也未必能准时发放，为此员工们还组织过一次罢工。不过在这家工厂，姚军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9个月后，姚军跳槽到了富士康，最初月薪1350元，工作内容大致相似，每天把其他部门的需求单整理好，下发到生产线，确定生产内容。
白班、夜班，夜班、白班。借用阿甘的名言“生活就是巧克力”，但对于姚军来说，在富士康的每块“巧克力”味道都差不多。8年多来，他结了婚，有了孩子，资位从“师一”晋升到了“师三”，底薪涨到了现在的2000多元，算上加班费，现在一个月可以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但工作内容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在深圳，他无法在现实中看到改变生活的希望。姚军的妻子是中专学历，在小公司打工，并不比姚军的处境好。与其他同事一样，姚军也租住在村屋里，公司每个月给他500元的房屋补贴，付过房租后还能剩一些。8年多来，他最高的存款数额是3万元。姚军不敢想象买房子或者以后让孩子在深圳读书。生活最窘困的时候，医生给他开了500元的药，他身上只有300元。“富士康每月发工资那天，取款机前都排很长的队，要花40多分钟才能取到钱，大家的手头都很紧。”姚军说。
姚军的领导比他的资格更老，1998年进入公司的大学生，第一批“新干班”成员，目前“师七”级。另一个领导也是1998年进厂，虽然是从造作工干起，但是创下了富士康一个月加班180小时的纪录，至今无人超过。
系统内晋升机会渺茫。但是环顾四周，如果继续充当制造业的一颗螺丝，恐怕也很难找到比富士康更好的一台机器。“周边一些大工厂的待遇都差不多。”姚军说，他的一些同事跳槽去了关内的公司，底薪可以涨到5500元左右，但是生活成本也上升了1/3。
3年前，姚军用自己的一点积蓄，并向朋友借钱，先后在安徽老家投资了两辆出租车。由于出租车牌照价格的翻倍上涨，他的经济状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姚军不再把改变命运的希望放在工厂里。“在这个行业，只有活着没有生活，得到的远远小于付出。8年多，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从来没有享受过双休日，而我这个部门还是一个轻松的‘养老’部门。”姚军说。
《赢在中国》看了5遍后，姚军认为自己的未来应该是回老家创业，而不是留在深圳继续当制造业的螺丝钉。“离职之前，我一定要休一个双休日。”姚军说。
刘文辉的故事比姚军要简单得多。他的故乡是四川的一座小城，那里每天早上8点，人们不是去上班，而是去滨江路上打麻将。2007年刘文辉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进入富士康的“新干班”。与很多新人一样，最初的加班生活充满了新鲜感，让他感到无比充实。然而几个月后，疲惫与压力席卷而来。刘文辉的工作是负责新产品导入，配合厂商生产样机，每天加班到零点，半夜还经常接到生产线上的电话。
他没有时间去看《阿凡达》，也交不到女朋友，除了工作没有别的生活。刘文辉向我们打听北京的跳槽可能，然后突然很担忧地问：“北京有城中村么？”
制造业中流传一句话：郭台铭喜欢用没有退路的人。“给已经吃饱的人一碗饭吃，不但用处不大，而且他也不会感激你，但是给饿肚子的人一碗饭吃，他不但会全力以赴，而且还会感谢你！”强悍的“玩命文化”创造了富士通30多年的发展奇迹，然而这种低成本、军队般的管理方法已经逐渐失去了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