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偶然问我:“赵博士如何看房龙?他的大作《宽容》,在国内很畅销呢。”当时我回国不久,乍一听说“房龙”,不由得两眼发黑,只好如实回答说:“我不熟悉房龙,也没读过《宽容》。”
我在哈佛学的是美国文化思想史。寒窗六年,自信不会遗漏重要思想家,哪怕是他们比较冷僻的著作。回想我的博士大考书单:千余本文史哲经典中,何曾出现过什么房龙?换个角度想:即便我一时疏忽,那些考我的教授,岂能容我马虎过关!那么,这个房龙由何而来?
据查,房龙( Hendrik Willem van Loon)不是美国土生子。1882年他出生在荷兰鹿特丹,自幼家境富裕,兴趣广泛,尤其喜好历史地理。1902年他乘船前往美国,入读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这个身高两米的荷兰小伙儿,迎娶了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位富家女。不久俄国爆发革命。房龙以记者身份返回欧洲,接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奔走多年,未能当上名记者,房龙于是转求其次:他先是摘取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往美国高校寻觅教职。
1915至1922年,房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安提克学院,两度教授欧洲史。校方评语是:房老师讲课颇受学生欢迎,可他“缺少科学性,无助于提高学生成绩”。这话听着委婉,实乃判决他不配在大学教历史。
教书不成,那就写书做研究吧?房龙的第一部著作,出自他的博士论文,名曰《荷兰共和国的灭亡》(1913)。此书算得上学术研究,可它销路不好,无法改善作者的经济状况。请留意:此时房龙已育有二子。他必须发奋工作、努力挣钱,才能维持小康水准。
1920年房龙再婚,随即与书商签约,开始撰写通俗历史读物《古人类》。这本杂书旗开得胜,令房龙一发而不可收。自1921到1925年,他接连发表《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宽容》等多部畅销书。
短短十年里,房龙靠写畅销书发了财,分别在美国与欧洲购置房产,进而自由写作、四处旅游、参与多种社会活动。至1944年去世,房龙在美国学术界依旧是一文不名。可在现代图书出版史上,此人却打造了一个商业成功故事。
我们已知:房龙并非资深学者,更不是什么欧美知识领袖。谁想这个不入流的房龙,影响力居然超出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房龙为何在中国走俏?依我拙见,这里头的原因相当复杂,牵扯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其兴衰过程,亦同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国运相关。
先看房龙怎样与中国结缘。1922年,房龙在美国推出畅销书《人类的故事》。1925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此书,译者是沈性仁女士。曹聚仁读了沈女士的译本,称房龙对他的青年时代“影响极大”。
房龙1920年发表的《古人类》,也于1927至1933年间,在中国陆续出版了四个译本。书名分别是《古代的人》、《远古的人类》、《文明的开端》等。其中,林微音译本《古代的人》,颇受中国学界关注。该书由郁达夫亲自作序,192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林译本序言中,郁达夫发表高见道:房龙文笔生动,擅长讲故事。“他的这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枯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他又道:房龙魔力,并非独创。说到底,此人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讲述科学而已”。
在当时不少美国人看来:房龙成批发表通俗历史书,大赚其钱,沽名钓誉,委实令人侧目。美国报刊上的文学专栏,偏又跟着推波助澜,鼓吹房龙作品。大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气不过,终于逮着一个机会,当面呵斥房龙说:“你以为自己是个啥?你也算是作家吗?”
房龙死后,美国《星期日快报》刊登讣告,称他“善于将历史通俗化,又能把深奥晦涩的史书,变成普通读者的一大乐趣”。房龙的儿子,也在给他爸撰写的传记中表示:“美国文学史、史学史都不会留下房龙的名字。他虽然背着通俗作家的名声,却能让老百姓愉快地感受历史、地理和艺术。”
对比美国人评语,郁达夫之见不但中肯,而且老到。唯有一点遗憾:他已点破房龙畅销的奥秘,却未分析图书出版的市场规律。上述“挥笔成金”的神奇法则,后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好莱坞,被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博士成功破译,进而著述论说,将其精确描述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曰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何谓文化工业?说白了,即出版商、投资商与文化人联手,套用最先进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大批策划、炮制、包装并推销文艺作品,令其像时髦商品一样流行于世,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在此意义上,房龙的商业成功,一面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畸变,一面反映美国文明的现代化趋势。
以上讲的是现代经济学。再看三十年代的国际政治。房龙的盖世大作《宽容》,初版于1925年。此际,欧洲革命刚刚退潮,德意法西斯蠢蠢欲动。面对凶险难测的世界,房龙感叹人类步入一个“最不宽容的时代”。为此,他欲以“宽容”为话题,带领读者回到古代,从头检讨祖先的愚昧与偏执:
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房龙不厌其烦,将一部“思想解放史”,刻意改写成一部“不宽容历史”:其间有种族屠杀,有十字军远征,有教会对异端的迫害,有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折磨。当然,还有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鼓吹的思想自由。
一句话,房龙笔下的欧洲文明史,始终贯穿着“宽容与专横”的搏斗:犹如一双捉对儿厮杀的角斗士,它俩分别代表了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
提醒大家:房龙身为美国历史学博士,其政治立场基本是自由主义的,即相信科学理性、政治平等、思想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派的柔弱本性,一旦遭遇革命与战争,它就会自相矛盾、破绽百出。请看房龙言不由衷的苦衷:
“进入20世纪后,现代的不宽容,已然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以便代替中世纪的地牢、铁链、火刑柱。”历史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人类不是越来越文明吗?房龙嗤之以鼻道:“如今距离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还需要一万年、甚至十万年。也就是说,宽容只是一种梦想,一种乌托邦。”
1937年,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次年,房龙推出一本《我们的奋斗——对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回答》。作为一本反纳粹宣言,此书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嘉许。1939年,德国入侵荷兰,大举轰炸鹿特丹。房龙怒不可遏,遂以志愿者身份,出任美国国际电台播音员。二战期间,他代号“汉克大叔”,日夜报道欧洲战况,鼓励家乡民众,并以暗语指导抵抗运动。
1940年《宽容》再版,房龙写下后记《这个世界并不幸福》。为啥不幸福?只因“宽容理想惨淡地破灭了。我们的时代仍未超脱仇恨、残忍与偏执”。非但如此,“最近六年来,法西斯主义与各种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开始让最乐观的人相信:我们已经回到了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结论:“宽容并非一味纵容。如今我们提倡宽容,即意味抵抗那些不宽容的势力。”
《宽容》为何在中国受欢迎?窃以为:起因在于反法西斯,同时离不开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惨遭日军轰炸。废墟中,中国工人冒险捡回房龙著作的纸样,又为《圣经的故事》出版了中译本。该译本留下一封房龙1936年底写给译者谢炳文的信。
这封信中,房龙自称他“痛恨徒劳无益的暴虐”,“我试着为普通读者和孩子们写书,以便他们学到这个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他又提醒译者:要特别留意书中讨论“宽容”的部分,因为“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尚不足以表明宽容取得了胜利”。遥望德国坦克扬起的滚滚尘埃,房龙自问“我能做到吗?”后面连加五个问号。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房龙代表作《宽容》。至1998年,此书连续印刷11次,成为三联书店评选的“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本图书”之一。紧随其后,房龙《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也热闹上市,掀起了难得一见的“房龙热”。
房龙死后四十年,竟又在中国火了一把。是何道理?据沈昌文回忆:“翻译出版此书,得益于李慎之。李先生洋文好,又是老共产党员。他曾跟我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要回到西方的二战前后。按照指点,我找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宽容》。”沈公又说:“宽容这个题目好。大家都经历过文革,那个年代没有宽容。所以《宽容》出版后,一下子印了15万册。”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三联不再重印《宽容》。然而此书却不断引发多家出版社的追捧。根据沈公收藏目录,其中便有广西师大中英双语本、陕西师大全彩珍藏本、中国人民大学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版等12个不同版本。1999年,北京出版社又出版一套14册的《房龙文集》,囊括了他的全部著述。
于是有人开始美化房龙,誉其为“自由主义代表”、“人文主义大师”、“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云云。对此,我要插一句闲话:房龙不入流,他只是一个通俗作家而已。大家若想了解美国思想史,或是研究英美自由主义,有许多经典可以选读。偏偏这个房龙,可以忽略不计。
同样都是书,差别为啥这么大呢?对此,王国维先生在《静安文集续编》中,早已指点过我们:“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王先生古板。他老人家不晓得:文革之后中国老百姓发现:他们可以自由读书了,岂不皆大欢喜、人人捧读?因此便有文化热、房龙热,以及各种各样略加一点儿学问、实为消遣取乐的玩意儿。如今中国人都读书、都买书。其中最好卖的书,就是闲书、杂书、可爱书、读了不痛苦的书。
比较上世纪三十年代,如今中国可是宽容多了。即便同九十年代比,眼下也是过之不及、量之有余。经此一想,我也变得十二分宽容起来。三联要出房龙文集?可以呀,我很乐意为它写序!
最后笔录两段房龙名言:“百家口味、各个不同。所以能否宽容,能否兼收并蓄,事关历史能否进步。任何时代的国家和民族,如果拒斥宽容,那么不管它曾有过怎样的辉煌,都要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与衰亡。”
他又在《宽容》后记中告诫说:“我们仍处于一种低级社会形态。其特点是:人们以为现状完美无瑕,没必要再做什么改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别的世界。一旦我们麻痹大意,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把我们毁掉。”
赵一凡
2008年10月于北京
“历史是地理的第四维度,
它赋予地理以时间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