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三章
褚时健在乡村自由自在生活的十多年，其实正是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的十多年。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短短两三年间，中国的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到1939年6月，中国的各个海上出口均被日本人封锁，这意味着中国国土上90%的国际通道被堵死。而作为西南一角的云南，因为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加之自古以来就有边境贸易的茶马古道，所以尽管周边都是东南亚小国，但它作为国际通道的特征一下就凸显出来。
当时云南境内有一条铁路和一条公路承担起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物资交流，特别是战时军需物资运输的重任。1938年苏联援华军火8000吨、1942年美国13.7亿美元的军援，都是通过这一铁路一公路输送的。能够想象，当时日本是多么想破坏这两条线路，尤其是运输力量强的滇越铁路。1939年11月，日军占领广西南宁，立即切断了桂越公路。从12月开始，日本军队为了切断盟国向中国运输军用物资，以南宁作为空军基地，开始对中国境内的滇越铁路实施轰炸。1940年6月，法国对德国作战失利，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同意德军的盟国日本要求，自1940年6月20日起断绝援华物资通道，即切断滇越铁路中方物资的越南入口。9月，日军彻底占领了越南，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近在咫尺的日军沿滇越铁路进犯云南，下令炸毁了河口的中越铁路大桥，拆除了从蒙自碧色寨站到河口站之间170多公里的铁路线，只保留了碧色寨到昆明之间的线路依然发挥残余的运输力量。不过，战争中已经红了眼的日本军队依然没有停止轰炸。日本人担心滇越铁路剩下的路段依然有军备物资运输，因此开始持续不断地对昆明——碧色寨铁路进行轰炸。仅仅在1940年，日军就先后出动52批次669架次轰炸机轰炸滇越铁路，炸毁铁路沿线站房、水塔、宿舍无数，死伤无数。
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就在1942年日本人对滇越铁路的一次轰炸中严重受伤，这次受伤直接导致了一年后他的离世。
褚开运长年跑铁路运输，滇越铁路的存在就意味着他的生计，所以在国民政府拆除铁路但保留了他的木材生意一直依赖的线路时，褚开运还觉得非常幸运。日军轰炸频繁，妻子也经常劝他不要再往火车上跑了，太危险；特别是妻子又一次怀孕后，更是经常劝阻褚开运不要再出门跑生意。但褚开运有另外的想法，他觉得家里既然又要添人口了，更应该多挣点钱，不然不知道哪天就打仗了，还怎么做生意？纷乱年代，谁都没有安全感，也无法得到安全感。
1942年的一天，日本人再一次对滇越铁路弥勒、个旧段进行轰炸。褚开运正在一个叫巡检司的车站忙活木材的事，突然的轰炸让所有人都躲避不及。巨大的声响后，躲过了炸弹的褚开运却被爆炸掀起的气浪重重击倒。待轰炸消停，同样经常跑铁路的熟人们把褚开运抬到一边时，发现他已经被震到重伤，完全动弹不得。
褚开运一时没有办法通知家人，只好无奈地躺在巡检司小镇上等待同乡的人把他顺路带回家。而褚王氏，尽管在家里牵肠挂肚也毫无办法，怀孕的女人只是偶尔对大儿子石柱说两句：“你说他咋个还不回来？”
半个月后，褚开运终于等到有附近乡里的人到巡检司，这时他的伤势已经很重，需要靠同乡用简易的担架把他抬回家。当他被抬进家门时，褚王氏看见全身包扎的丈夫，竟然是高兴的，因为丈夫毕竟活着回来了。但她马上陷入悲伤之中，丈夫伤到几乎没有力气和自己说一句话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褚时健第一眼见到受伤的父亲时，一下就懵了。对于日本人的轰炸，他有着最直接的印象。日本人对滇越铁路和昆明大轰炸时，每每飞机低空飞过矣则上空，他能清晰看见日本飞机机身下那块红红的“膏药”（日本国旗）。小伙伴们也知道那是敌人的飞机，所以当美国人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的双机身飞机越过村子上空时，褚时健还会和小伙伴们大声叫：“飞机飞机，下个蛋嘛！”无知的少年们也知道国仇。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其实国仇，就是家恨。
之后的一年大概是褚时健和父亲相处时间最多的一年，受伤的褚开运再没有办法出门做木材生意，也没有体力帮家里人做家务活儿。他只能每天躺在床上，或者唉声叹气，或者张口骂骂日本人。“他心里其实是着急，生意没法做了，家里人的生活成问题。”褚时健说。
那一段时间，褚时健对于上学越发不上心了，不过不再是因为贪玩，而是家里需要人手干活儿。在父亲受伤后不久母亲就生下了小弟弟褚时佐，家里张嘴吃饭的人一下变为八个人：六个小孩两个大人。褚王氏从小儿子出生后就没有一天轻松过，她要做家务，要到水田地里去干活儿，还要照顾生病的丈夫。家里的收入也一落千丈，褚开运的生意是没法做了，全家吃饭都指望着褚王氏种的两三亩水田和租种出去的苞谷地。作为老大的褚时健看到母亲实在太辛苦，便主动承担起了许多家务活儿和农活儿。有了这些活计惦挂着，上学的事自然就顾不上了。
家里除了种地，还经营着一个小小的烤酒坊，这是分家时和三伯家共有的一个酒坊。一家一半。因为有烤酒坊，每年都有一些酒糟，褚王氏就养了十多头猪。家里另外还有一匹已经瘸腿的马，早年用它来驮东西，现在老了瘸了，只能拉拉磨。自从父亲生病后，褚时健每周放学回家后更多时间就是在家里忙这些活计。早上起来，他把弟弟妹妹都叫起床，安排两个弟弟翻翻酒糟，加点菜叶之类的拌好，拿去给猪当一天的食物；再让妹妹和另一个弟弟去管着那匹瘸腿马，或拉去石磨边磨磨苞谷，或给它喂点草。
而褚时健自己要赶紧去酒坊，租户们每年交来苞谷作为租子，家里必须把这些苞谷酿成酒，拿到市场上去卖掉，家里的收入在父亲生病后主要就靠这个酒坊了。以前是母亲和请来的小工负责烤酒，现在母亲没空，也没钱请小工，只能交给大儿子来做了。
这一切褚开运都看在眼里，作为一个只有40多岁的男人，家里的忙碌和窘境、自己的无能为力，最让他心里难受。他很着急自己的生意，做了几十年的木材运输，突然之间化为乌有，而原本健康的自己突然间又丧失了谋生能力，褚开运变得悲观起来。眼看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想到几年间自己的父母、三哥都因为生病而相继去世，褚开运对自己的健康也失去了信心，他觉得自己该交代后事了。
进入1943年，褚开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6月的一天，他让褚王氏请人到老街的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大儿子褚时健叫回了家。他让儿子到他床边，让妻子也坐在边上，交代了他的打算：大儿子在读完书以后，立即和舅父王之义家的小女儿王兰芬结婚成家。“你是老大，家里以后靠你了。”褚开运对褚时健说。大儿子点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也许在褚开运的想法里，作为父亲，只有给儿子安排好结婚成家的大事，才算基本完成了对他的生养过程。但儿子只有15岁，又正念着书，马上成婚很不现实。但他不甘心看不到那一天，所以自己一手把儿子的婚事安排好，总算能安心一些。
褚时健一直觉得父亲和自己以及弟妹们并不亲近，自己也并不是太了解他。直到父亲过世很多年后，当他自己的生活安定下来，他才发觉，血缘的力量如此强大，自己和父亲在很多地方非常相似，比如并不擅长表达情感，比如说话直接，比如对家庭强烈的责任感。“他经常都不在家，但其实都是在为家庭奔波操劳。家里的大事都是他在决定。”
在交代完后事几天后，褚开运就撒手尘寰。褚时健清晰地记得那年父亲42岁，自己15岁，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褚时佐尚不满1岁。
家里的生活在父亲去世后越发艰难，六兄妹加上母亲，七张嘴要吃饭。褚时健作为长子的责任一下就沉重起来。母亲地里、家里两头忙，还要照顾不到1岁的小弟弟，精力完全不济。最大的一个弟弟褚时候也要小褚时健两岁，所以弟弟妹妹们都只能打打下手，基本上还是被照顾的对象。
15岁的褚家长子一下就长大了。
家里的酒坊是爷爷留下来的，三伯家和褚时健家一家一半。三伯家在三伯去世后请了师傅帮忙烤酒。本来褚时健家每年也是请师傅，但父亲从生病到过世后，家里便没有余钱再请师傅。母亲一是忙，二对烤酒也不太在行，家里十几亩山地租给别人，交上来的租子都是苞谷，苞谷除了烤酒，也卖不出价钱。于是，母亲让褚时健把烤酒这件事担起来。
褚时健对商业生产的敏感在烤酒这件事上集中体现出来，在他后来的企业经营上，几乎也能往回追溯到他年少烤酒时养成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特点。
褚时健家的酒坊不大，一间房，一个灶，120多个用于发酵的瓦缸，每次用700多斤苞谷。对于一个烤酒师傅来说，这个规模实在很小，但对于十五六岁的褚时健来说，要酿出酒，不容易；要多酿一些酒，更不容易；要酿出又多又好的酒，大人都觉得难。
“我从小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好，下河拿鱼要比别人拿得多，烤酒我也不输人。做一件事，力气一样花，马马虎虎地做力气就白花了，认真总是没有错。”
传统方法烤苞谷酒，分几个步骤：泡苞谷、蒸苞谷、放酒曲发酵、蒸馏、接酒。
泡苞谷是力气活儿，褚时健要自己一个人把700多斤苞谷一袋一袋扛到酒坊水缸边，母亲帮忙把苞谷全部用水泡上。十五六岁的少年，几百斤麻袋扛下来，已经累得不行了。但活儿还得紧跟着做，苞谷泡到发软，吸足水分后，到晚饭时分，就该上甑子（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蒸具）蒸了。蒸的过程看似简单，无非是在火上连续蒸上十几小时，等到苞谷开花就可下锅。但这简单的环节却是能不能烤出酒的前提：蒸十几小时，柴锅里一直要有水，灶里一直要有柴火，所以必须有人一直盯着，否则水会烧干，柴火会烧尽。水烧干了苞谷就煳了，没原料烤酒了；柴火烧尽了苞谷不熟，也烤不出酒。而且蒸到一定时间，还需要把苞谷搅拌搅拌，不然受热不均匀。以前是父母和师傅轮流守着灶火，现在只有褚时健一人对付了。
通宵不睡显然不可能，但睡又很容易睡过头，万一水干了怎么办？褚时健知道，水一干苞谷一煳，自己和弟弟妹妹的学费就没了，家里的开销用度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他要想办法。在最开始蒸时，他仔细算了一下时间，一锅水从添进甑子到烧干，大约要两个多小时。于是他尝试着在加了水、添了柴后就在柴灶边靠着墙浅睡一会儿，灶上稍有动静，他立即就醒过来。如此三番几次，褚时健形成了自己的习惯：只要甑子上蒸着苞谷，他在灶边睡到两小时左右，一定自己醒过来。
“心里有事，不会醒不过来。”褚时健说自己自从烤酒，从来没有把苞谷蒸煳过，这个连村里同样烤酒的大人都做不到。母亲也觉得大儿子神奇，半夜曾经悄悄走到酒坊看儿子，见儿子有模有样地在添水加柴，灶上的甑子徐徐冒着白烟，做得比以前的师傅还从容，她才彻底放了心。“我和我妈关系好，她很了解我，所以一直对我很放心。”褚王氏自己也守过酒坊，知道其中的辛苦，但她从来不对儿子说过多担心或交代或安慰的话，这大概就是母子间的默契。
褚时健对生物钟自如掌控的本事一直到80多岁后依然没有减弱，他的孙辈都知道，如果第二天和爷爷约好几点一起出发去某地，最好提前一小时就到约好的地方，因为爷爷只有早没有晚的时候。而且，他从不用闹钟。“我自己脑子里就有个小闹钟。”
耗精力的蒸苞谷过程完成后，就是考技术的发酵了。蒸好的苞谷拌上酒曲，均匀地放到发酵箱里，密封后就开始发酵，发酵后放进瓦缸里糖化，最后蒸馏出酒。发酵的过程最重要，出酒量多少、酒精度的高低全在这一环节上。三伯家的师傅教了褚时健怎么发酵，但在褚时健看来，这事可以做得更好。师傅提醒他发酵时要关门，他琢磨着这应该是温度的问题，因为夏天和冬天的发酵情况不一样，而且在冬天时，他观察靠近灶火边的发酵箱发酵程度总是好一些。酵母菌长得好，出酒率就高。瓦缸糖化过程也一样。靠近门边的瓦缸糖化结果总是没那么理想，出酒率要比靠里的瓦缸少20%~30%。几次下来，褚时健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他把灶台里烧剩下的还留有余温的柴火装在破铁盆里，放在远离灶台的发酵箱下面和门边的瓦缸边上，使环境温度一次性升高。结果非常明显，别人家三斤苞谷烤出一斤酒，褚时健总是两斤半苞谷就烤出一斤酒。而且他在冬天基本上也能做到和夏天差不多的出酒率。
特别是每年春节过后，旧历二三月，气温上来后，褚时健两斤苞谷烤出一斤酒，比平常要多15%。“我这样一年烤上个七八回，这一年日子就过得稍微安心点了。我和弟弟妹妹的学费也有了，家里大米不够吃还可以有钱上街买点。”
教他烤酒的师傅很不明白，为什么同量的苞谷，石柱烤出的酒总是比自己的多？村里的人开师傅玩笑：“你还蒸煳过苞谷呢，人家石柱煳过没有？”
褚时健一直念着这个师傅的好。到年老的时候，褚时健每次从玉溪回老家华宁，偶尔碰到已年迈的师傅，还会给他几千元钱。褚时健也不说为什么给，师傅也不问，只是默默收下。
褚时健酿的酒不仅出酒量比别人大，质量也好许多。他形容自己的酒是：打酒的提子放下去提起来，酒沫子一下就能盖上来。“这种酒就是45度以上，人家一看就是好酒，那就好卖。冲进去一点沫子没有，那就算没烤好的酒。”
“我烤酒是当一个劳动力来用，要给家里挣钱的，不能随便搞搞。”
烤酒的过程中，褚时健还会随时用本子把一些数字记下来，比如700斤苞谷原料，大概要烧1500斤柴火，两斤半苞谷大概出一斤酒，苞谷大概合算多少钱，柴火多少钱，酿出的酒卖多少钱，花多少钱请小工挑到集市，他都一笔一笔记好、算好。大概当年认真，即便年过80岁后，褚时健还清晰记得这些数字。“搞物质生产，就是消耗要低，质量要好。成本核算和产品质量都非常重要。不管什么事，你要先搞懂才做，不懂的事，先向别人学习。不然你亏本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烤出酒来还要去卖，距离村子2公里多是比较大的禄丰车站，那里人多，酒好卖。但因为三伯家也在那里卖酒，褚时健母亲说担心两家斗气，就让儿子挑着酒到14公里远的一个小车站去，小车站的集市每四天赶一次集。最开始母亲和儿子一起去卖，两人轮流挑担子。但家里事情太多母亲实在脱身不开，几次之后褚时健就独自一人去，有时实在太累，就花点钱请个小工帮忙挑到集市上。母亲最开始还是担心，总问东问西，后来看褚时健虽然不出声，但从不出差错，也就放心了。“回家掏出钱袋子，让我妈数数钱，她也就明白了，放心我了。”
做什么事都琢磨一下，这是褚时健从小的习惯。每次挑酒到集市，他都会根据上一次卖酒的情况，调整一下这一次带的数量。每次他都会带得比预计卖出量稍少一些，他的理由是，“东西少，大家喜欢抢一抢，这样卖得快，下次人家还等着我的酒”。每每卖到最后，酒的成色不太好了，褚时健会敲敲酒缸。这是他的又一项本领，只要缸里有酒，他敲一敲就大致能知道酒的度数了。一般酒卖到剩下一两斤了，褚时健敲敲酒缸，听出酒的成色不太好了，就会马上把价格往下降一降。“褚家老大，五分钱卖不卖？”“卖了卖了！”半卖半送，挑去的酒迅速就卖完了。“酒卖完了，人家都说我公道，下次又买我的。”
烤酒这件事大概是褚时健对于少年时期的回忆中最美好的一页，因为烤酒，因为烤酒过程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延续至今，甚至让他淡化了当年父亲离世的凄惶和在乡村生活的苦楚回忆。也是因为烤酒，让褚时健开始了解自己：做事、把事做好，就会快乐，就会有成就感。
作为长子的褚时健开始帮着母亲打理家里的大事小情后，越来越对自己的学业、未来没有什么计划了。他的小学已经念完，如果父亲尚在，应该会送他去念中学。大伯家和三伯家的堂哥都是如此，特别是大伯家的褚时俊，在褚时健心目中是读书好人也好。堂哥高中毕业时，大约有七八千人参加高中联考，著名的西南联大只在昆明招收两个人，大哥褚时俊就是其中一个中榜者，而且就读的是当时人看来非常高深的机械专业。褚时健每次去大伯家，和堂哥最聊得来。但在内心里，他知道自己和堂哥不一样，堂哥家庭条件不错，可以全身心求学，而自己则要承担起长子的责任。
父亲已不在，家里的生计占据了他全部的想法。他在小村子矣则找到了许多生活的信心：下河去捉鱼，多多少少能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还有很多乐趣；烤酒这件事上，村子里没有几人能烤得过他。他显然是个能干的小伙子，年龄不大，却已经能挣钱，褚家的大儿子在村子里俨然已是一个小小当家人。这些都让他很安心在小村子里待下去。他心里几乎已经有了准主意，好好在村子里待下去，种地挣钱。
那年夏天，他还在山脚下一锄头一锄头地开出了一片荒地，准备用来种果树。褚时健是个有心人，他注意到周围山上有人种的柑橘树长得很好，但方圆几十里并没有太多人种，当地人习惯种苞谷。母亲劝他别搞了，家里两三亩水田都忙不过来，还有十几亩旱田租给别人种，何苦自己又搞出几亩地来？褚时健不干，说：“这么好吃的果子应该好卖，能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
母亲很少问褚时健对以后生活的打算，农村的家庭事务一桩接一桩，母子俩在一起谈话也都是聊眼前的生活琐事。对于未来，褚时健不提，母亲也没有问，在那样的生活状况下，她觉得自己和整个家都很依赖这个大儿子。
夏天的矣则，到处生机勃勃，山上的苞谷旺盛向上，只待收获。南盘江又是水涨的时节，鱼儿活得欢，下河捉鱼的大人小孩总是收获满满，像褚时健这样的捉鱼高手更是从不落空。天光也正是长的时候，小小村里的人每天都能干很多活儿，尽管不远处在打仗，隔三岔五就让人惆怅，但毕竟小小山村还有一时宁静，每天都辛苦劳作的人有意无意都只看眼皮底下的时光。
堂哥褚时俊也趁放假回到矣则，几乎每个假期堂兄弟们都要在褚家老屋一起玩耍。褚时俊年长，堂弟们都愿意听他的。尤其是褚时健和这个堂哥很投契，他看堂哥又能读书又懂道理，堂哥看他又能干又懂事，所以褚时俊一回矣则，几乎都是和褚时健混在一起。
褚时健带着大哥上山打鸟，下河摸鱼，这些方面的技巧褚时俊比不过他。看着他轻轻松松就把鸟和鱼抓到手，褚时俊不时感慨：“石柱你太厉害了！”得到大哥的称赞，褚时健心里很是受用。他还把堂哥带到山脚下自己开出的荒地边，高兴地展示给他看：“我准备用来种水果，你看怎么样？以后你回来就有甜甜的黄果吃了！”这一次，堂哥没有出声表扬他。
黄昏时分，褚时健和褚时俊两人又来到南盘江边，做弟弟的卷起裤腿就往江里走：“我两个今天搞点鱼吃！”不一会儿，站在江里的褚时健就甩上来一条一尺多长的鱼。兄弟俩就势在河滩上捡几根木棍，支起了一堆火，挂上一口小锅，褚时健熟练地处理了鱼，开始煮鱼吃。太阳快要西下，河滩上已经有了凉意，两兄弟边看着落日，边说着话，很是惬意。褚时俊问褚时健：“石柱，你这么能干的人，难道要在这个小村里待一辈子？”褚时健没有出声，他能感觉到堂哥早就想说这话了。褚时俊接着说：“你不出门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看堂弟低头不说话，他接着说：“我知道你担心家里，但你要是没有好的前途，以后就是家里担心你了。你年纪这么小就不读书了，以后和村里的莽汉有什么区别？能干又有什么用？”
褚时健煮着鱼，说不出话，心里翻江倒海。堂哥一番话把自己内心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又搅动起来，其实他何尝不希望出门、读书？以前看着父亲从外面带回一些新奇玩意儿，他总是在想象山之外有多精彩，山那边的人和自己有什么不同，但家里……
褚时俊又说：“你只知道你父亲死得冤枉，但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死。现在国家是非常时候，你我是男儿，不要只看眼下这几亩地几口饭。多了解大事，才能做大事……”褚时健听着堂哥的话，心里好像豁亮了起来。他后来回忆说：“我堂哥会说话，几句话就让我明白了人生真理。”
褚王氏知道了兄弟俩的谈话，站在灶台边划拉了几下锅里的铲子，就回头对褚时健说：“你哥说得对，你要去读书，过完这个暑假就去昆明。家里的事你莫担心，我担得起来。”褚时健问母亲：“要是不行咋个办？”母亲拍拍身上的土：“不行再喊你回来。”
接下来的时间，母亲和褚时健就开始为褚时健的学费做准备。昆明的学费生活费都不低，母亲和儿子昼夜不分地烤酒，每个赶集日都挑酒到集市上去卖，希望在开学之前把一年的学费凑够。
去昆明读书是堂哥的建议。一是他在昆明读大学，知道哪些学校适合堂弟读，而且他和另一个堂弟褚时仁都在昆明读书，兄弟几个互相有个照应；二来矣则就在滇越铁路边，去昆明比去县城方便得多。
临行前，褚时健自己收拾包袱。他悄悄把一个童年时在铁路边捡到的饼干盒子塞进了包袱，那是当时一列米其林火车上的外国人扔下来的。这个饼干盒子图案精美，盖子把盒子盖得严严实实，村里的小孩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东西。褚时健一直没舍得扔它，在他那里，这个饼干盒子是他对外面世界最美丽最具体的一个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