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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江河边长大的孩子几乎都有一个当仁不让的特长：善水。褚时健也不例外，他不仅从小就在南盘江和花鱼塘里扑腾出了上佳的游泳技术，五六岁已经可以一个猛子扎出老远，而且从七八岁就可以在南盘江和河滩上的鱼塘里捉鱼了。
南盘江里常见的鱼是马鱼、粗鳞鱼和一种叫金沙鲈鲤的鱼，华宁当地人叫得随便，不叫金沙鲈鲤，就叫花鱼。花鱼生性比较凶猛，平素就是靠吃江里和水塘里的杂鱼为生，要抓住它不是件容易的事。南盘江里花鱼特别多，河滩上的花鱼塘里也几乎都是花鱼。在那个年代捉鱼，没有什么工具，基本就靠双手双脚的技巧，眼明手快鱼就能到手。所以村里的人都说，哪个娃娃聪明机灵，抓几次鱼就知道了。褚时健五六岁时的抓鱼战果主要来自鱼塘和江边的浅水处，到了七八岁男孩子撒野撒欢的年纪，捉南盘江里的鱼就不是问题了。村里的大人小孩抓鱼基本上都是两种方式：看准之后用手拿下；再就是用双脚慢慢靠近大鱼，把鱼圈在一个范围内后，用一根结实的树枝迅疾地往水下用力叉下大鱼。褚时健似乎两种方式都擅长，因为一旦某日他下水捉鱼，总是满载而归。
“我双脚靠近鱼，要慢慢地靠近它，掌握那个速度。鱼会以为我的脚是它的同伴，不警觉，不会走，趁这个时候同伴就用树枝把鱼拿到了。”——难怪都说褚时健聪明。
在褚时健的童年，难得有一天不和水打交道，身边有条江，天然就是玩伴。褚时健有两个堂哥，年岁和他相差不多，兄弟几个从小就感情好，常在一起玩。尽管身为弟弟，但论到捉鱼的本事，“还是石柱强些”。关于自己小时候捉鱼的本领，褚时健最记得的一个细节是，连续几天提着一大筐鱼回家的结果就是母亲站在灶台边无奈地对他说：“不要再拿鱼了，家里都没油煎它了！再拿只有干吃了。”
其实母亲心里知道自己的儿子捉鱼回家是为帮补家里的生活。尽管因为褚时健父亲在外做生意，他家在村子里算得上生活比较殷实的，但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村生活整体上都比较差，特别是吃肉吃盐有困难。褚时健捉的鱼，让家里的伙食改善了不少。
母亲说缺油，叫自己不要拿太多鱼回家，褚时健听了进去，毕竟是家里老大，他很能理解母亲必须节俭过日子的想法。
但母亲可能没注意到，家里的油用得快，炸鱼的确消耗了不少，还有一小部分则是褚时健悄悄拿出去了。他自然不会拿去浪费掉，还是拿去炸鱼了，只不过是给别人家炸去了。村里的小伙伴们家里普遍都很穷，一日三餐尚且不太能保证，油星自然也见得少。有时大家一起去捉鱼，褚时健捉到一大堆，每次都不独享，一起去的伙伴人人有份儿，偶尔别人还很犹豫拿还是不拿，因为家里没油没盐的，拿回去也没意思。每遇这种时候，褚时健经常就是一句话：“我给你嘛！”他的义气在村子里还是很有名气的。
现在矣则村村委会冯主任的父亲就是褚时健当年的玩伴，他父亲经常念叨自己小时褚时健给自己油和鱼的恩惠，甚至还有过年时的“袁大头”——民国时期的一种钱币。每到过春节，看小伙伴家里没钱过年，褚时健会悄悄从家里拿些袁大头分给他们。大人们心里都知道，但都没吭声。特别是他的母亲，知道儿子往外拿钱，而且自己家里钱并不多，但也装着不知道，对这个大儿子她一直很信任，几乎没有过责怪打骂。“我和我妈相处得好。”褚时健说。
褚时健母亲的好心眼儿在村里也有口皆碑，因为她经常给乡里其他人和一些流浪到村里乞讨的外乡人接济粮食。而且，她也不像一般乡里妇女那样爱唠叨。在矣则村，虽然名分上褚家是有土地的小小东家，其余人是租种土地的贫穷人，但褚家过得和别人没有什么大不同，事实上也很难有大不同。在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极小的村子，土地贫瘠物质贫乏，贫富的差距不可能很大，与我们想象中70年前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人际关系大有差别，现实只不过是十来户人家聚居在河边，相互扶持互相取暖而已。
褚时健的童年，算得上无忧无虑。家中自有两亩水田，母亲操持家务繁忙，农忙时会请上一两个短工帮忙种田，一家的温饱也算对付得过去。家里另有十几亩旱田，租给别的农户种苞谷，每年也有一些盈余的粮食收入。父亲在外做生意，能给家里挣一些余钱，所以尽管在褚时健之后，他的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四个弟弟，家里负担很重，但比起愁吃愁穿的乡邻，褚时健一家已算生活殷实了。
村里的小伙伴不少，几乎家家都有小孩子和褚时健在一起玩。褚时健的两个堂哥——大伯家的褚时俊，三伯家的褚时仁——也常常在一起摸鱼捉鸟。特别是褚时俊，和褚时健最合得来。“我们两个有些地方还是很相像的。”褚时健说。起码在肤色上，几兄弟很有共同点，都是黝黑黝黑的，成年后依然如此。而几十年后，褚时健的儿子褚一斌也继承了这样的黝黑皮肤，这几乎成了褚家男丁的标志。
褚时健不认为这是遗传。“整天在江边晒，哪有不黑的道理？”水边居住的人都有常识，带水的皮肤最不经晒，一遇太阳就黑。褚时健童年时经常在日头暴晒下奔跑在河滩，想游泳了、捉鱼了，扑腾下水就开始划拉，上岸后随便找块大石头一躺，就这样把衣服晒干了。
如此童年时光，不可谓不快乐。
一日，还叫石柱的褚时健又拎了几条鱼进家门，母亲问：“今天这么早回家？没有和你两个哥一起？”石柱忙着拿刀去处理鱼，随口回答母亲：“他们上学了。”母亲听了，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石柱说：“你也该上学了。”这个时候的石柱已经9岁多了，算比较大的入学年龄，但在村里，其他同龄的孩子基本没条件读书，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
1937年9月，开学季。在一片战火的中国大地上，难得云南小山村还有着平静的时光。父亲褚开运特地安排没在开学那几天出门，他平时很少在家，但送儿子去上学、见老师这件事，他知道应该由他这个当家人去做。不过山村的人不到上学是想不起要取个大名的，反正整天都在村子里待着，取大名也没人叫。但上了学可不一样，褚开运自己在家想了半天也不知该给儿子取什么名，只好等入学登记的时候去求助于老师。上千年来中国乡村的私塾先生除了教书传道，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给村里的小孩取名字。尽管石柱要上的已经不是私塾，而是正儿八经的政府小学，但老师依然是当地少有的文化人，获得的尊敬旁人不能比。老师听了褚开运对自家姓氏排行的介绍，想了想，提笔在纸上写下了“褚时俄”三个字——“时”字辈，且名字必带一个“亻”部首。褚开运起初觉得这个名字并不理想，因为听起来太女气。传统的云贵山区，多爱给女孩子取名“娥”。但年轻的老师笑得很灿烂：“俄国啊，你不知道呀，大国家呢。”老师这么说，褚开运也就不拒绝了，女气就女气吧，反正儿子黑乎乎的，怎么也不会长得像女孩子。
几年后褚时健才知道为什么老师给自己取名叫“俄”，老师是共产党人，有“亲俄”的思想。
褚时健就读的初小就在禄丰车站附近，距离矣则村2.5公里。禄丰车站因为算滇越铁路沿线的特等站，所以带动禄丰也成为热闹的地方，周围几个村子的小孩都在这里读书。这所小学属于政府公办，里面的老师都是华宁县城和附近宜良县、石林县请来的。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对教师资格考察较为严格，如果是政府的公立学校，有着成套的资格鉴定制度，对老师的资格还设有一定的有效期，所以那时的小学教师，在教学业务水平上比较过关。因为读书的孩子住家都较远，所以学校采取的是住宿制，周末学生才能回家，这也是民国时期大部分乡村学校的常规制度。
褚时健初小期间，曾经有过三个国文教师。三个老师对学生的古文要求都很严格，要求学生每天都背诵一篇古文，晚上交不了功课不让进寝室休息。
褚时健算学生里学得不错的，每天都能顺利将古文背诵下来。从自由自在的小山村到书香课堂，褚时健找到了自然野趣之外的另一种乐趣，他觉得从老师嘴里读出的古诗古文竟比唱戏还要好听。老师们都很负责，褚时健年老之后都还记得当年老师带领学生朗诵《诗经》和唐诗的情景，“老师讲得好，学生自然就爱学习了”。褚时健对初小的几个国文老师印象深刻。在之后的岁月里，尽管褚时健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光寥寥无几，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阅读，无论在任何一个生活阶段，他在睡前都要看几十页书。
相比古文每天都能顺利背诵，褚时健觉得自己在初小阶段的数学更好。他依然把这归功于老师，外地来的几个老师对这些农村娃娃严肃却并不苛刻。如果有学生完不成学习任务，最重的惩罚只是“必须完成，否则不可以回寝室睡觉”而已，传说中的戒尺、体罚都不曾出现。所以褚时健觉得自己真的上学太晚了，应该早几年上学，会学到更多。“讲得好”是他一直对自己小学老师的评价，而且他也觉得一个老师的讲课水平是作为老师的第一要义。
因为堂哥们也在这所车站小学就读，兄弟们可以在课余时待在一起，这也是褚时健觉得快乐的原因。每到周末，褚时健便和堂哥约着一起回家或返校，而每逢这个时候，就该褚时健大显神通了。
学校距离村子2.5公里，这点路程对农村孩子来说不算远。但因为村子和学校之间有火车，而且禄丰是个大站，火车必然会停，所以每次从矣则返校，褚时健都爱拉着堂兄或同学一起扒火车。就像抓鱼一样，褚时健的身手要迅疾于同龄人得多。每次他和伙伴们走到山上铁轨边，看准火车正是上坡减速时，一把抓住门边的把手，腾身一跃，成功了！“我就没有失过手。”他每每说起，都很得意。从学校回家却不能扒火车了，因为车到矣则村附近是不停的，但小孩子哪有肯老老实实走那2.5公里山路的？有什么花招就都能使出来。而且就算有人愿意走，褚时健也不会陪着，因为他还有高招，那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跳进江里，顺着江流一路漂着就到家门口了。书包怎么办？褚时健有办法：顶在头上，用布带从下巴到头顶绕一圈，书包就扎紧了，以他的游泳技术，不呛一口水，不把书弄湿一点点。每每凫水回家，母亲总横他一眼：“又是水里回来的？！也不怕水淹到你！”
在褚时健的初小时光最觉惬意的时候，学校发生了一件事，让已经11岁的他觉得突然有些长大了。一天上课，同学们纷纷传说学校有几个老师不见了，褚时健感到很奇怪：不见了？那么大个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待校长进了教室才知道，班上的两名老师还有学校另外一名老师，悄悄“逃跑”了，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官府正要抓他们。一夜之间，老师说不见就不见了，褚时健觉得很难理解，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其他老师及时接上这些老师的工作，孩子们也放了羊。褚时健说，从那个时候起，自己就不太爱学习数学了，成绩也开始逐步下降，因为数学教得非常好的那位老师就是失踪人之一。
“数学这门功课，几节课不上，后面就不太跟得上了。老师生气还来不及，也不会给我们补课，所以越到后面越不爱学习了。”
准确地说，不仅数学成绩下降，其他功课也开始变得没那么有兴趣，上学变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不过因为堂哥一家就在车站边上住，偶尔伯父和堂哥都会来“关照”一下褚时健的学习和生活，他也会把功课对付过去。褚时健的成绩总不会太差，他的理解力比其他学生要强，不用使笨劲儿就轻松把初小的功课完成了。
很快初小的学习结束了，褚时健进入高小。在当地，高小是另外一所学校，并且不在禄丰，而是在一江之隔的宜良县竹山镇，矣则村里的人俗称“老街”的地方。以直线距离而言，矣则距离老街很近，但因为有水流湍急的南盘江相隔，没有桥没有结实的船，从此岸到彼岸还是颇费功夫。因为褚时健依然是住校，每到周末回家也只能老老实实搭船。初小时头顶书包顺水漂回家的“壮举”这时是断然不能用了，每年都有小孩丧命在水深而且水势猛的南盘江，要横渡过江，就连大人也不敢想。褚时健心里有分寸，自然也不会让母亲再担心。他已经13岁多，在农村，几乎被当成成人来看待。父亲有时进山收木材，如果碰到褚时健正好周末待在家里，父亲就会扔一把尺子给他：“走，和我进山去。”儿子能帮的地方很多，丈量木材，帮忙搬挪，简单算账。父亲发现，算账时儿子的心算甚至比自己还强。父子俩尽管话不多，但干活儿的效率还是很高。每次儿子跟着进山，褚开运就发现这趟活儿干得又快又好。
但褚时健还是对上学没那么有兴趣。夏天，南盘江的水涨得很高，江里的鱼正是最活跃的时候。校园里树上的蝉正鸣叫得欢，没有一点风，老师讲课的声音也显得疲倦，整个课堂一室昏昏欲睡。这个时候的褚时健根本无心听讲，他一门心思只惦记着那一江扑腾跳跃的鱼，于是和同学使使眼色，趁着老师背转过去或正举起课本的一瞬间，小伙子便俯身下去，蹲身贴地一溜烟出了教室后门。外面阳光正好，苞谷地里的苞谷差不多一人多高了。他们三步并两步赶到江边，随手在地上捡起一根木棍用石块打磨尖，接下来便是褚时健开心无比的抓鱼时光了……
“回到学校，老师用尺子把手板都打肿了，还是要去。”
对于儿子如此忽略学业，在家的母亲并非不知道，但家务繁多，家里还有三儿一女四个年幼的孩子，对于她而言，最重要的是生计，是从早到晚庄稼的长势、家里的一日三餐，儿子的学习状况她实在没心思去管。而褚时健的父亲长年在外，也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儿子的学业。在那样的年代，在偏远的乡村生活的大多数人家，远远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和精力顾及下一代的学业和未来。尽管他们知道读书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他们而言，送孩子上学已经是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最好交代了。
褚时健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爱上学读书的人，但在他记忆里最初那几年的上学时光却充满了美好和乐趣。这些快乐与乡村有关，与铁路有关，与江水有关……大自然给予了他生命最初的灵气和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