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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14年的春天，在云南省华宁县和宜良县的交界处，一座名叫矣则的小山村里，一处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古旧四合院宅子被拆掉。村委会正带领村民们进行“美丽乡村”的建设，一年以后，旧有村居将再也看不到，代之而起的是钢筋混凝土的新式民居。就像10年、20年前中国大小城市的改造一样，这个群山围绕的小村子也开始陷入“工地模式”。农村的大多数老房子，因为本来就结构简易，建得并不牢固，拆起来显然不费什么劲。唯独这个四合院显然费了点功夫，这里一片狼藉，拆下来的东西摆放得到处都是。岁月流逝，曾经气派的四合院变成各种零散的木柱、木窗、木门，这些早已变了色的木柱、木窗、木门大概因为经历尘烟日久，已经看不出往日神采。不过，木柱上雕刻的龙头等装饰还是留下了当年盛装的痕迹。凑近了抚摸，仍能感受到木质的良好，做工也并不像山野村庄的东西那么粗糙，能想见当年的主人应该颇花费了一些钱。而且小小村子仅有这一处宅院保留了上百年，可见当年在村里是富裕的。
这座宅院最早的主人，就是本书主角褚时健的祖父，叫褚发珍。
那时的乡民们都叫褚发珍“监生”，这是当时官方对读书人的一种身份认证。在褚发珍生活的清朝末年，捐官风盛行，监生这种身份也要向官府捐资而得，只不过在捐官序列里属于比较基础的级别，花钱不算太多。这大抵也能看出褚家虽然在小山村，算不得大富，也还是有些家底的。而且褚发珍因为捐了监生，也任着家乡的乡长和团总，算是当地有社会地位的权威乡绅。
尽管矣则村地处云南腹地，群山环绕，原生民族人口居多，不过褚发珍可能不会认为自己是云南人，因为褚家是在他祖父那一辈，于清朝咸丰年间才从中原河南迁到云南的。
云贵高原自古是荒蛮之地，民族众多却人口稀少。这里传统的原住居民是古时以部落形式存在的少数民族，历来的中原中央皇权都对云南有着疆域政治统治权力，但除了发配犯人到这样的边疆贫苦之地，鲜少有汉族人口主动迁入。大量汉人涌入云南，是从明朝开始的，当时多为军事移民，官府把军士连带军属输送往云南，目的是为镇压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和镇守边境。这一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改朝换代后的清朝。清廷沿袭了前朝对云南屯兵戍守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咸丰、同治两任皇帝统治期间。为镇压云南回族起义，朝廷多次从外省征调军队及团练营勇进入云南。事平之后，有的返回内地，有的则被就地遣散，“归农归厂，自谋生理”。褚发珍的祖父，也就是褚时健的高祖父，大致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云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传统的移民省份，这里有根深蒂固的多民族农耕文化的悠闲底色，也有移民文化中必然含有的优胜劣汰特点。云南人的地域性格里，有“家乡宝”式安于己室的淡然心态，也带有移民文化中不进则退的“折腾”劲儿。旧时如此，现在依然，褚时健亦是。
褚发珍的祖父从河南被征兵到云南，就此扎根下来。褚家到底祖籍在河南哪里，进入高龄的褚时健也已经不太有记忆。他恍惚记得少时父亲跟自己提及过，但年岁久远，加之故人相继离去，已经全然淡忘。如今矣则村还生活着几户人家姓褚，不过村委会的冯德芸主任会告诉好奇的人，此“褚”非彼“褚”，现在村里居住的褚姓人是从云南宣威一带迁过来的，和褚时健家的河南祖籍相距甚远。
褚家先是在云南陆良的天生桥戍守，后来迁到山清水秀的华宁县禄丰乡大黑者村，当时归属云南宁州府。褚发珍的祖父出自军营，被遣散后依然在地方政府做一些保甲的公务，同时也和当地人一样种一些田地，做农民的营生。比较当地的农民，因为有一份公差收入，褚家过得不算差。同时和众多外省移民一样，褚家依靠土地在云南扎下了根。
褚家在大黑者村居留下来后，平时打交道的大都是当地彝族人。禄丰的彝族人世代依南盘江居住，因为生产力落后，人口并不多。褚发珍的父亲给他找的妻子，就是南盘江边的彝族人。褚时健对爷爷奶奶印象深刻，他很清晰地记得奶奶的长相颇有些特别，深深的眼窝，大大的眼睛，皮肤也不白。褚发珍成家之后不久，一家人又一次搬迁，沿着南盘江迁到宁州与宜良交界、临近铁路的地方，寻到一处面积颇大的平地，开荒安家，这里就是矣则村。
褚发珍成为褚家的家长后，褚家家境开始殷实起来，特别是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后。褚发珍被法国人看中，负责一段铁路的安保工作，于是褚发珍在1910年后带领一家人移居到铁路边安家。除了铁路上的工作，他也带领家人开垦荒地，自己种粮种菜。传统中原河南的人，对土地的情感都很浓厚，尽管方圆十几里只有自己一家人，褚家还是在那块自己看中的江边山下的平地上开了一块又一块荒地。慢慢地，开垦出来的地自己一家人已经忙不过来。但有地总是好的，有地就能吸引人前来。十几里外的一些山上彝族人家或者外来的移民人家，因为自己缺地种，也来到这个江边小村子——矣则——租下褚家的地，安家落户。在褚时健开始记事时，矣则村子里有七八户人家，时间稍长后有了十几家，都是因为租种褚家的地聚拢而来，小虽小，但毕竟也形成了一个村落。
褚发珍显然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花钱捐了“监生”，从政府那里争取了乡长和团练的职位，这样褚家也就不仅是拥有地产的小财主，而且在社会上也有着一定身份。1910年后，他还兼管了滇越铁路禄丰一段的铁轨安全工作，铁轨的所有者法国人还会发给他津贴。所以褚发珍算得上当地的乡绅，尽管那里仅仅是个极小的山村。并且因为他是负责管理治安的人，他手里还保管有枪。他生了三个儿子，褚开学、褚开科、褚开运，还有一个现在大家都已经记不起名字的女儿。
褚时健的父亲就是排行第四的褚开运。
褚发珍把自己的子女都教育得不错，褚开学作为长子显得最有格局。他和自己的父亲褚发珍很相像，学业上进，很有责任心，在政府有着一官半职，在四个孩子中算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在褚时健印象中，大伯一家和自己一家来往比较多，大伯很有威严，大伯家的孩子也和大伯一样有见识、有出息。排行老二的女儿招的是上门女婿，但并没有跟着褚发珍一大家子人过，而是在十几里外同属禄丰乡的一个叫鲁伯比的村子落户生活。老三褚开科为人老实，勤勤恳恳，很有褚发珍踏实勤劳的一面。除了地里的活计，褚开科也出门做生意，但褚时健一直不知道三伯到底做的什么生意，只听大人说三伯每次出门都是做生意。老四褚开运生性机灵，虽然学业上没有老大褚开学精进，但在褚发珍看来，小儿子聪明灵活，也是讨生活的一把好手。所以褚开运成人后，跑铁路运木材，成了一个生意人。
褚发珍带着家人搬到矣则后除开荒种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修建褚家的房子。在他心里，有房子才算真正把家安顿下来，所以在修建房子这件事上他花费了大量心血，不仅材料上颇为讲究，而且经常自己动手一起和帮工们盖房子。
但没想到意外就在最高兴的时候发生了。房子盖到一半，一天褚发珍帮着抬木头，脚下打滑，抬木头的手一时没抓紧，用来做柱子的粗壮木头跌落下来，砸到了他的腿上。
褚发珍从此就落下了残废，行动因此不方便，地里的活儿不能干了，地方和铁路上治安方面的工作也没法继续。但幸好三个儿子都已成人成家，褚发珍索性回到村子里，专注土地上的事。待房子建好后，褚发珍便把房子和土地都一分为三，算是正式给三个儿子分了家。不过褚发珍是个闲不住的人，他自己在家学起了编竹篮。砍竹子、劈篾条、编竹篮，都是他自己干。所以在他的孙辈褚时健的记忆里，爷爷还有一个身份是“篾匠”。褚时健记得很小的时候，爷爷坐在院子里划篾条，几个孙辈就围在他身边玩，爷爷一边动手干活儿，一边和孙儿们扯点家里的老故事。“您爷爷算是巧手吗？”我曾经问起80年前的画面，褚时健摇摇头：“不算是。篮子编得马马虎虎，不太周正，只能说过得去。一般编好后就是给三个儿子家里用，不拿去卖。”能工巧匠算不上，但祖父一直都是忙忙碌碌很勤快，这一点给褚时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影响。
分家以后自然家道不如从前，好在褚发珍的三个儿子都继承了他的勤劳。褚时健的大伯褚开学后来做了华宁县青龙区的区长，家境经营得越来越好，早早便离开矣则村的褚家院子，搬到青龙区的禄丰火车站附近居住，做了城里人。褚开科和褚开运一起把家里的一间房改造成了酒坊，两兄弟一家一半，另外褚开科也出门做生意。在褚时健记忆中，村子里自己家和三伯家属于日子比较好的。
作为褚发珍的小儿子，也就是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选择了一条大胆冒险的路：做运输生意。20世纪初期的云南省，处在群山包围中，有着云贵高原历来贫困落后的历史。但是，因为地处边境，这里却有着不同于中国内陆省份的别样商业氛围，茶马古道已经开了云南地区商业贸易的先河。自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世界弱国，与云南相邻的几个东南亚国家也逐步沦为欧洲强国的殖民地。
由此之后，云南的军事、经济地位显得尤为不同，云南人对于商业的敏感神经也开始被触动。在19世纪末期，就在距离褚家生活的华宁县不远，云南红河地区（现在的红河州）的弥勒县，出了一位后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商人之一的王炽。王炽从赶马帮贩运货物开始，逐渐钻研出商道，开设了著名的商号“天顺祥”。从天顺祥开始，王炽在财富之路上一帆风顺，代办盐运、经营房地产、广置田产大量收租收息，其积累的钱财数量之巨，堪比清廷国库，被世人称为“钱王”。王炽乃地道云南人，他的出现并非偶然，有时代的因素，也有地域的原因。
褚开运尽管只是在矣则这样的小山村，但这个山村就在铁路边上，而且这条铁路通向境外。对于一个心思活泛的人来说，铁路的存在是机会，也是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最好窗户。褚开运从事的生意是木材运输：到山区去收购木材，卖到个旧锡矿上——锡矿坑里需要燃料，也需要各种支撑木，矿上叫镶木。这个生意听起来似乎很容易赚钱，但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很多人去做，因为到山区收购木材是个辛苦活儿，跟矿上谈买卖是个技巧活儿，而押上木材跑铁路搭火车则是个冒险活儿——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兵荒马乱的中国，耕地的生活尚且不安宁，更别说出门做生意了。
褚开运是个有勇气的人，他不仅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做这门生意，而且把它做得不算差，因为一家人尚算安稳的小日子就全靠他长年在外的奔波。而家里的农活儿和家务活儿，就完全是他的妻子褚王氏一力承担。褚时健的母亲褚王氏也是华宁县人，她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是彝族，而是地道的汉族。褚时健一直说自己受母亲影响很深，和母亲感情很好，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褚时健少时父亲长年在外，常在家陪伴他们兄妹的只有母亲。
褚时健深眼窝、高鼻梁，颇有彝族人长相的特点，很多人便揣测他的奶奶是彝族人。但实际上云南多民族混杂居住，中原人也不断有人到云南定居，已经很少民族有所谓的单一长相特点。倒是2014年初夏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到云南探望褚时健，两人说起各自的祖籍，正在研究犹太史的王石突然有些灵光一闪的表情：“您祖上从河南搬过来？河南曾经有一大群犹太人定居过，后来慢慢都融入了当地。您的长相并不像中原人，而且这么擅长商业，会不会是有犹太人的基因？”随口一句笑话，褚时健也一笑而过，不置评论。他早已过了好奇自己是从哪里来、寻根探源的年纪，岁月流逝，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褚时健出生时很令褚开运和褚王氏紧张，因为他们本来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两个男丁对于一户农家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因为医疗条件原始落后，这两个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生急病夭折了。除了褚开运和褚王氏，褚发珍也特别不安，农村人信命，他很担心，难道自己的小儿子养不成娃娃？
所以到褚王氏再次即将临产时，大概是听了一些迷信说法，褚开运带着妻子离开老屋，搬到江边一个临时搭建的木屋去生。可以想象当时褚王氏内心有多不踏实，临时住处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什么都是将将就就。而且当时正是农历的冬月期间，云南华宁尽管算得上四季如春，但初冬还是有些寒意，江边的房子更是在江风中显得孤立无援。
煎熬了一昼夜之后，1927年农历腊月初一，公历1927年12月24日的黎明时分，褚王氏生下了一个男孩。一家人欢天喜地，褚发珍连声说道：“这就不同了！这就不同了！”这天正是那一年冬至的第二天，中国传统是把冬至当作“小年”，所以也算一个吉祥的日子。这一年也是生肖年中比较祥和的兔年，因此，阳历平安夜平安出生的这个褚家男孩被一家上下视为有福之人。不过，80多年后，这个男孩的妻子开玩笑说：“哪个说兔子就温和？兔子急了也很要命的，会咬人的，他就是。”
这个男孩，就是褚时健，出生时爷爷给他取的名字叫“石柱”。1928年春节，石柱满月，家里显得特别喜庆。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在历史上算不上非常特别的年份。年初的2月，被后世称为“云南王”的龙云发动了云南政变；4月，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紧接着武汉的国民政府就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8月，武昌起义爆发；10月，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华夏大地政局不稳，战事频频，可想而知当时百姓的生活是如何不安宁。国际上，BBC（英国广播公司）在这一年成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美国航行家查尔斯·林白驾驶单翼机耗时33小时多独自完成不着陆飞越大西洋……这一年，革命家李大钊被处死，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康有为在山东病逝。有人离世，就有人出世：台湾著名企业家王又曾、泰国国王普密蓬、教皇本笃十六世相继出生在这一年。人的生命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一样，此起彼伏，生生不息。
而在千山之外，矣则，这个云南华宁县的小村寨，那些国际国家大事在信息不通畅的当年，完全掀不起任何涟漪或波澜。春去秋来，有风有雨，但脚下的土地没有什么改变，山村小人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守住土地，为早晚的餐食，为一家老小的生活平安、生命延续。褚家人的生活也是如此，为眼前的喜事高兴，为明天的气候担心，一如村前的南盘江，土地之上，高山之下，风雨兼程，踉跄向前……
在彝族语里，“矣则”音的意思是“小小的”。从清朝末年褚姓人家来到这里定居，迄今为止这个村子也不过100多年历史。而且确如它的名字一样，这个村子的规模比想象中还要小，是山脚下江边一块不大的平地。撒腿从村的这头跑到那头，也不过村里老人咂吧几口水烟的工夫。这里是由汉族人褚家的到来而开始有人家的，但却有一个彝族的名字，也许是因为最早跟随褚发珍一家而来的，大部分是当地的彝族人，大家随口那么叫着，约定俗成，就成了它正式的名字。
在行政规划上，矣则历来属于华宁县的青龙区禄丰乡管理，褚家之前居住的大黑者村，也是禄丰的地界。不过矣则显得有些特别，因为它就像一个三不管地带一样，按现在的行政划分，正好处于三区五县的交界点：昆明地区、玉溪地区、红河州地区，宜良县、华宁县、弥勒县、路南县、澄江县。村里的人都开玩笑说，一早起来，跑五个县轮流吃顿早餐，回来还要干会儿活才到中饭时间，可见矣则的位置之特殊。从距离上看，矣则与宜良县仅仅一江之隔，矣则到华宁县城是56公里，到宜良县城是57公里，相差无几。褚时健小时的生活，很多时候都和宜良有关。
这样一个交界地带，尽管在行政级别上是最低的，却并不闭塞，即便几乎是在一个世纪以前。
因为村子后面有一条铁路。
穷困、偏僻、山旮旯的人最懂得“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含义，火车所到之处，物资交流、商业贸易、人来人往便成为现实。褚时健的家乡，早在1910年就已经通了火车。这条当年称为“云南铁路”、今天中国境内一段称为“昆河线”的国际铁路在中国铁路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几乎被历史抛弃，列强进入中国，瓜分领土、掠取资源。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人不战而胜，取代中国成为越南的宗主国，从而彻底打开了中国的西南门户。法国人的心思当然不止于此，云南矿产资源丰富，法国人迫切希望将矿产通过越南运出中国。
1898年，法国驻华公使吕班提出“滇越铁路”的修筑权：“中国国家允许法国国家或法国公司，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筑铁路一道。”由此，1901年，全长894公里，由越南海防到云南省会昆明的铁路动工。铁路分为两段：一段为越南境内海防到老街，这一段铁路在1903年竣工；云南境内一段为河口到昆明，长468公里，1903年动工，历经艰难，7年后竣工。1910年，总投资为1.65亿法郎的云南铁路（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共有车站62座。这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开了中国铁路之先河。
特别的是，不同于国际通行的标准宽轨，这条铁路的轨道距离仅为1米。这是因为修建之初，法国人考虑到规划的铁路线路正好经过地震断裂带，而且云南山区山多坡度大，地质条件复杂，不适合建成标准轨。已经工业革命经年的法国人调整修建技术，将轨道间距改为1米，并且将线路稍微东移，使之适应云南的地理条件，同时还节省了工程建设费用，所以这条铁路还有一个美妙的别称：米轨。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法国人给当时落后中国上的一堂现代工业科学课，首先得益的，当然就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人。
据说当年火车开到云南省会昆明时，昆明人大惊失色，“观者骇怪”。但是，火车毕竟长驱直入而来，落后的云南，特别是滇南地区的经济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沿线的村民们没人敢坐“铁龙”，列车不收车票，乘务员还拿出水果糖、面包等小食品奖励敢于坐车的人，终于有人嘴馋，咬咬牙登上了火车。
法国人后来在一份总结报告《云南铁路》中写道：“云南真正的海上出口并不在东方，即广东和香港方向，而是在东南方直接由红河山谷通向海防和东京湾（即今北部湾）方向。”（据《滇越铁路百年祭》）这里说的就是滇越铁路的走向。
米轨不仅改变了云南人的出行，某种程度上，云南人在思想观念上也得到一定更新，领先于西南地区的其他人。
2014年秋天，笔者从云南玉溪出发自驾前往矣则，在国道、县道、乡道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后，在靠近村子时，半山上看见一列火车从米轨上轰鸣而过——蜿蜒云南群山逾百年，这条铁路依然存在且一直在使用，只不过现在只能用于货运。遥想当年小山村的村民，如果要上省城，搭上米轨火车，三小时后即达，竟比现在还强上几分。待火车驶过，我走上铁轨，枕木早已几度换过，一些金属的配件一看也年份不长，但铁路的主干——阳光下反射着刺眼光线的两条铁轨依然是百年以前法国人指挥中国劳工们铺下的。沧海桑田，多少人的血汗流在了铁轨之下，曾经有多少列车驶过这里？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脚踩在窄窄的米轨之上，感慨万千地缅怀历史？
褚时健年幼时，就经常在这条铁轨上玩耍。不同的是，那时铁轨上经过的火车有货车也有客车。褚时健眼里的滇越铁路上，行驶的是在火车制造上一直领先的法国人制造的米其林火车。最早在米轨铁路上轰隆隆驶过的蒸汽火车已经给云南人以震撼了，但没想到自1932年后，贵族火车米其林出现在米轨上，时速竟达100公里，可谓中国最早的动车。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车轮不是钢轮而是橡胶轮胎的米其林火车被云南人作为“快”的代名词：“你快得过米其林火车？”
精密铺设的铁轨、无论外观还是质量都上乘的火车，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产品，无意中成为这个世界对褚时健最早的一种教育，那就是生活中的先进和品质。褚时健多年后回忆起矣则，对米轨的回忆尤其多，那两条长长的铁轨，不仅是他的玩伴，也是一种理想生活的模板。加之爷爷早年曾负责铁路的治安工作，褚家人有过与法国人简单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工业化产品的基本认识自然也就开始了。而且附近禄丰车站算得上滇越铁路上的大站，法国人亲自管理。“法国人带着七八个人就把一个大站管理得井井有条，现在想起来还是佩服的。”褚时健说，“小时候看见火车，就觉得长大应该过那样的生活。哪种生活其实自己也不清楚，但感觉米其林火车就能代表我们的愿望。”那个时候矣则村子里的小孩子，坐上火车就能到个旧，到省城昆明，每天出门就能看到米其林火车飞驰而过。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大多数中国农村孩子甚至城里的孩子想也未曾想过的事，毕竟，铁路在那时是再新鲜不过的东西。有时想想，所谓“见识”无非就是见过好东西，然后能判断什么是好东西，进而能做出好东西。褚时健守着米轨长大，也算见证过“好东西”、“好生活”，这也算是作为山村孩子的他最早的人生启蒙。
滇越铁路上的老火车站
矣则不仅有滇越铁路从背后穿越而过，每天都在增添新的生活元素，在村子前面，还有一条水浪奔腾的江，南盘江，它是给大半个南中国带去富饶的珠江的源头。
中原人对居住有上千年的心得和经验，迁居时大都会找一块宜居住、宜耕种且风水上也比较讲究的地方。矣则虽小，但从这几方面看大都符合。矣则背山面水，背靠青山，面朝珠江的源头南盘江。南盘江水流湍急，行至矣则村的地界，正是江水转弯的地方，尤其显得江面宽阔，水声响亮，给这个偏居一隅的村子无时无刻不带来活力。村里的老人到今天还记得几十年前江里的鱼虾非常丰富，应有尽有；夏天雨季江水上涨，江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木头漂来。不过也有危险，遇到涨水时节，有村民撑船渡江，一个水浪翻滚过来，就能把小船打翻。每年夏天都有小孩甚至大人在江里淹死的消息。——江边生活的人，大事小情都可以和江水有关系。
比起丰富的南盘江，村子后面的山就逊色一些，这大概是迁到矣则的第一代褚家人没有预料到的。云南人靠山吃山，对山有着深厚的感情。民间有说法：云南人最不怕打仗，战事一起就躲到山里去，两个月不下山都没关系，因为山里有足够多可吃的东西。但矣则就不太一样，因为位于河滩上，石块太多，土地显得不肥沃，植物品种也就不甚丰富。因为无法开垦出更多的水田，村民种植的农作物中，水稻只是少量，更多的是苞谷，这一种植习惯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云南的烟草业开始高速发展后，这里开始种植烟叶，因为带来的收入不错，现在已经成为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这和褚时健也有关系，不过都是后话了。苞谷不是主食，所以矣则的农民辛苦耕种一年，总还是显得有些不够吃。
因此，水才是小小矣则村人的生活主角，大山只是一个生活的背景。褚时健的性格里，水一样寓力量于无形的特点很是明显。
有江就有河滩，对于矣则村民来说，河滩也是生活环境中重要的部分。尤其对于小孩子而言，河滩是最好的玩耍地方，而且就在距离村子1公里多外，还有一个不小的、深深的水塘，因为里面花鱼很多，村民就叫水塘为“花鱼塘”，小孩子们在里面摸鱼玩水，很是欢乐。
南盘江的对岸，属于宜良的竹山镇，也叫禄丰。从矣则到华宁的禄丰和宜良的禄丰，后者要近得多，因为只是一江之隔而已。矣则村的人把宜良的禄丰称为“老街”——倒像是自己的地界。老街上有学校，有卫生所，有集市，是矣则村的人常常要造访的地方，华宁、宜良……矣则村的人天然就没有被困囿于某个地方，它被群山和江水封闭，却凭借铁路和地理位置获得一定的开放。
褚时健的家乡，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这就是他生命开始的地方，他一辈子都说着这里的方言，无论身处何地。他尽管很早就离家，却一辈子都和这里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是他的血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