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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后，终于到了复诊看报告、正式聆听宣判的时候。医生看了我的PET检查结果，甚至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告诉我实情。他安慰我，PET检查结果未必百分之百准确，他也不是癌症专科医生，腹部照出来的二十几个亮点，不一定是恶性肿瘤，仍有可能是炎症。这时，我的心情勉强止跌回稳，在密云不雨当中，看到一丝丝希望。
可是，当我再问：“如果不是炎症，而是肿瘤，那会是什么状况？”
医生摇摇头，顿了顿，才慢腾腾地说：“现在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都不好，我看我们还是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先去做个腹部穿刺，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满怀希望却被浇了一头冷水，有点儿泄气。但没过一会儿，我再度提醒自己，癌症患者最需要的就是信心和勇气，过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能迎刃而解，这一回，无论如何我都要相信身体可以陪我挺过这一关。
可是，等到做腹部穿刺检查时，我的信心马上又溃散了一地，简直无法收拾。他们先给我看一根大约30厘米长的针，告诉我要先用一根中空的针管插到腹部定位，再向针管里插入一根细针，去抽取肿瘤里的细胞组织。因为我的肿瘤都长在肠系膜里，肿瘤是软的，包裹着它的肠系膜也是软的，里面还有很多液体，针管一戳它就会移动，需要先照CT定位。此外，做穿刺时我还必须保持不动，不然就有可能会戳到别的地方，功亏一篑。
尽管打了局部麻醉，但眼睁睁看着一根长针慢慢扎进肚子里，那种心理冲击还真是恐怖，况且我前前后后总共做了二十几次，医生累得满头大汗，我也被搞得精疲力竭。
过去我一直以为，我的信心是很坚定的，我也不断提醒年轻朋友，信心坚定是多么重要！我从来都不知道，当身体受到病痛的威胁和折磨时，过去用理性头脑堆积起来的信心完全帮不上忙！我只想逃，或者闭上眼睛试图闪躲，甚至也会呼天喊地，大声哀叫。后来不知道在哪本书上看到，这种出于身体的本能反应，其实是生命的自我防御系统。只是我习惯用意志力控制一切，病中才发现，身体对疼痛的反应竟然有我无法控制的时候。那么，生命里是否还有更多的神秘领域，也是我无法探知、无法控制的呢？我也感到茫然了。
夜晚，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思绪漫飞。一会儿想到我不得不暂停的工作，一会儿又想到创新工场满怀壮志为创业者付出的同事……想想才隔多久，我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仿佛被禁闭在一间玻璃屋里，虽然可以看到、听到外面的世界，但那个活色生香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属于我。
想到母亲与家人，我为自己亏欠他们太多而感到难过。我的母亲已经九十几岁高龄，我是她老来得子的幺儿，她一向把我捧在手心里，可是我自十一岁到美国当小留学生，及至少壮之龄工作、创业，除了短暂的假期能回家陪陪她，大部分时候都是远走他乡，让她年年为我倚门而望……黑暗之中，我禁不住悲从中来。
和母亲相处的时光永远令人难忘
生死哲学大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指出，人在面对疾病、死亡、悲伤等重大失落时，会产生“五个阶段”的心理反应─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
在确诊淋巴癌之前，我的心情分分秒秒就在前面那几个阶段翻腾。我痛责老天、天天上网笔战结仇，借着针砭时弊宣泄自己无所适从的惶恐和愤怒。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一次又一次在脑海里反复搜索答案。
是北京的雾霾吗？是微软官司期间我的心理压力太大？还是我长期过于讲究时间效率造成的精神紧张？或者，是我从小就争强好胜的个性导致细胞不安？
那二十多个淋巴肿瘤，吸足了化验试剂里的糖分，宛如闪闪发光的小鸡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的心情跌至谷底，久久不能平复。
祈求上苍再给我一次机会 图片来源：纪录片《向死而生》
等到我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过去没日没夜地拼搏，把身体拖进了恶疾的深渊，我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跟神明讨价还价，不断向上帝、菩萨、诸神祈求：“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只要让这场病赶快过去，我一定痛改前非，尽力弥补……”我虔诚地祈求上苍，只要让我躲开癌症，我绝对早睡早起，改过向上。若是真的躲不了，也请让我的病情减轻些，给我机会重返生活，弥补过去的缺憾，包括对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的亏欠。
对于死亡，我完全没做好准备。我还有雄心壮志，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完成，我求生的意志无比强烈，只要有一丝存活下来的希望，我绝不放弃。只是，真的能闯过这一关吗？我一点儿把握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