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情传奇”串演历史，不是洪昇或孔尚任首创，其有着悠久传统。明嘉靖、隆庆年间，昆山梁辰鱼的《浣纱记》就曾以范蠡和西施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串演了吴越春秋的全部历史。清初吴梅村写有一部《秣陵春》，托借南唐学士徐铉之子徐适与临淮将军黄济之女黄展娘的爱情故事来抒发其对南明亡国的感思。至洪昇、孔尚任，将这一文艺传统进一步发扬和完善，更加有意识地将历史真实和艺术情感融为一体，达到了一个高峰。曹氏继《长生殿》《桃花扇》之后，对国家民族兴亡进行更深刻总结和反思，而迫于更加严酷的“文字狱”，将艺术手法发展至“假语村言”“真事隐去”，使得命意隐蔽得更加巧妙深邃而情感更加深沉。

洪昇在《定峰乐府题辞》中说：“二十一史中理乱兴亡、纲常名教之大，往往借房帏儿女、里巷讴谣出之。”孔尚任强调说他的《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红楼梦》言其“大旨谈情”，却声称“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当我们把三部作品摆在一起进行剖析，会发现它们都有明显的两条线：爱情线、国史线。

《长生殿》取材于唐天宝年间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串演一代兴亡历史，其爱情线、国史线结合最为紧密——李隆基和杨玉环既是主情者同时也是主政者。《桃花扇》的爱情线、国史线则有分离，四十出《桃花扇》，写侯、李情戏不过十五出，大部分是南明史事。不过还不能把《桃花扇》完全分割成“爱情”、“历史”两部书，侯李毕竟还是历史中人物，除了串戏之需要和代替作者表述观点立场，还担负着历史剧中特殊角色，如李香君在重要的一出《选优》中的位置安排。而《红楼梦》的爱情线、国史线则分明构成两部书，两条线索并行不悖，扭结推进，以“红楼爱情梦”隐藏“红楼历史梦”，达到托情述史、“真史隐去”之目的。

在两条线的位置摆布上，《长生殿》虽以一定史实为基础，整体上仍以虚为主；有“弘光小史”之誉的《桃花扇》则以实为主；至《红楼梦》则虚实结合——宝黛故事为虚，明清历史为实。而在两条线的关系上，《红楼梦》其实不如《长生殿》《桃花扇》处理得好。由于《红楼梦》所传史事既多，很难像《长生殿》《桃花扇》那样把情戏角色揉进述史的情节，而且《红楼梦》是“真史隐去”的作品，如果“专职”情戏中的角色过多参与述史情节，很有可能给读者的索隐工作造成更大困难——即便现在这样处理，作者有意使“情”“史”两线互相交错，故意作“横云断山”状，而且多次提示提醒，读者还真假难辨，不知何为云、何为山，如果把两条线更紧密地搅合在一起，云山雾罩不分彼此，恐怕真的就没有人能读懂作者隐去的“真史”了。这或许也是作者创作时的一层考虑罢。

《长生殿》《桃花扇》《红楼梦》结构布局相近相通。三部作品都设置了“龙珠”以组建结构。《长生殿》以“钗盒”为经，盟言为纬。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更明确说：“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一柄诗扇成为“离合”、“兴亡”的见证，把“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巧妙地穿插在了一起。《红楼梦》也试图以“宝玉”为“珠”，把情戏的矛盾冲突串联起来，推进情节，可说是《长生殿》特别是《桃花扇》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但由于《红楼梦》是分明的两部书，且“假语村言”“真事隐去”，“私掖偷携强撮成”，因此在“珠”的运用上，《红楼梦》亦不如《长生殿》尤其不如《桃花扇》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收放自如。《桃花扇》二龙戏珠，穿云入雾，如挥彩练，艺术笔力确实惊人。

三部作品在人物故事刻画上也很相通，都着力并成功传神地刻画了忠义兼备的“下层人物”。《长生殿》中有雷海青，《桃花扇》中有柳敬亭，《红楼梦》中有晴雯。作品中这些“小人物”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充满大义，显得更为勇敢和坚定。善于运用“小人物”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方面来自于作者对那些承担社会重任的统治阶层的失望，更重要的可能是作者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使然。 h+/faOQomqtRAcfCFJ97d0FpDqffA2iWOE73meuyiomPxOR90HX/gJCdTdOj0j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