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环境和家庭气氛对于个人思想意识发展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考查作者生长环境、社会关系（特别是老师朋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深入了解其性情禀赋，从而帮助我们真正理解《长生殿》《桃花扇》《红楼梦》这些经典作品的思想。

《长生殿》作者洪昇（1645-1704），生于明清易代之际，虽未作为成年人亲身经历国变，但成长之际，家国尚在剧变之中，余震未止，余痛正深。其师友中不乏颇具气节的故老遗民，如其老师毛先舒、陆繁昭等。

《桃花扇》作者孔尚任（1648-1718），出生时已在顺治年间，清朝统治作为既定事实，渐趋稳定，但易代未远，且孔氏作为正统儒学世家，遗民意识还是比较强烈的。尽管为了生存和现实利益，衍圣公孔胤植等人在清军入京不久即“顺应时势”奉上了《初进表文》，自称“臣等阙里竖儒”，谀颂满清“今庆新朝盛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云云，而且次年(1645年)闰六月，又上《剃头奏稿》称：臣(衍圣公)齐集上下众人，于闰六月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俱各剃头讫。……臣不胜惶悚战慄之至”（《孔府档案》），但“圣裔”们对刚刚覆亡的旧朝并不是没有感怀。孔尚任的父亲孔贞番，崇尚气节，入清以后，不仕于新朝。孔家周围还聚集了许多明朝遗老和“负奇无聊不得志之士”。孔尚任的族兄孔方训在明遗民中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孔尚任后来还结识了冒襄、邓汉仪、黄云、张瑶星等著名遗民。

无疑，明遗民意识的传流对洪、孔的思想和创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康熙二十八年八月，洪昇因在康熙皇帝母亲佟皇后丧期内在家搬演《长生殿》,被弹劾为“大不敬”而革职查办，株连数十人,包括随喜看戏的翰林院检讨赵执信。关于洪昇、赵执信等的获罪，后有人认为，佟皇后虽未满丧但国服已除，不至于看一场戏便“断送功名到白头”，因此“大不敬”不过是清廷实施迫害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因为《长生殿》多有兴亡感叹、影射“胡虏”之处，在全社会引起了关于明清易代的联想和共鸣。孔尚任在作品面世后被罢官，也不排除与其作品中的思想倾向有关——《桃花扇》所流露的遗民情绪较《长生殿》更为激烈。

曹氏与明遗民渊源也很深，其朋友亲戚中有杜濬、杜岕、钱澄之、顾景星等一批明遗民名士。至曹雪芹出世，虽然正宗的“明代遗民”可能已经没有几人在世了，但明遗民著作亦自传流，整个社会的遗民意识也从未消失。文化遗民以各种方式顽强生存着，发挥着教育、影响和延续文化遗民思想的巨大作用，形成了庞大的遗民意识群体——直至二百余年后，辛亥革命成功发动也是以文化遗民思想为基础的。深远传流文化遗民思想，亦必然在《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中有所反映。 9VHpY2m0i6O8LYBzw52Dsu54eVe5IEU3EPuY4IVyulSqhl68DqczneZ4+LPDfy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