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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它是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
。
从根本上说，探究社会变迁的动因，以便确定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从而制定人为的干预策略，以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这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任务。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家致力于该项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见解，成为我们今天有关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先后被视为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而正式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安排也被视为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资本的提出，意味着人们为该项研究增加了新的成果。它被认为是上述资本之外、可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尽管目前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尚存争议，人们对它的确切构成、它的可测量性和它的实际应用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多余的概念
，但是，社会资本所指涉的社会组织结构（network）和社会信用（trust）的积极作用却得到了普遍承认。
正如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概念一样，它在20世纪50年代被提出来的时候，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
，直到今天，围绕它的争论也依然没有平息，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在这一概念之下和这一主题领域之内开展广泛的学术研究。从近年来学界的讨论情况看，社会资本也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它既被当做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为此，许多学者还在从事旨在使其更加精密化的学术工作），也被看做一种学术研究方向（众多学者就是在承认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信用影响社会治理这一基本假设之下开展有关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的各项研究工作的）。
根据社会资本的一般理论，一个社会（大到国家、区域性组织和国际性组织，小到社区、企业和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的构成和性质，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个体和集体行为，也影响着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和治理模式。从政治学的角度讲，社会资本的构成与性质与现实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它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资本总拥有量的变化；其次，社会资本作为政治权力的要素和基础，影响着政治权力主体（个人或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此外，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是倾向于正式的制度性行为，还是倾向于非正式的组织行为；是倾向于合作性行为，还是倾向于不合作行为）。
“低水平的社会资本会导致一些政治功能失调”
。许多研究人员注意到管理的集权会产生一种过度僵硬、反应迟钝的政治体制。而管理的集权恰恰与社会自组织的发育不足、社会自治水平的低下不无关系。有人已经把低水平的社会资本与特定地区地方政府的无效率和到处泛滥的腐败联系了起来（帕特南：《让民主运转起来》）。“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会产生紧密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反过来也普遍被看做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公民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平衡国家的权力，同时保护个体免受国家权力的侵扰”
。类似的研究结论广泛存在于浩如烟海的文献当中
。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侧面证实了社会资本与政治体系的高度关联性。
然而，社会资本在政治生活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到底承担什么功能？它对政治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政治发展的？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进行继续深入的学术探讨。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政治学家热衷于社会资本的应用研究，致力于构建社会资本对具体的政治要素或政治体系不同层面问题（如政治参与、政府绩效、公民文化、政治腐败等）的解释模型。在庞杂浩繁的文献中，哪怕是稍微系统全面的理论概括和阐述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无论是对以前研究工作的总结，还是对于今后研究的继续深入，系统的理论阐述都是非常必要的。
古典经济学家揭示了土地、劳动和资本（物质的）这三个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把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
，认为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的提出使“资本”向广义扩展成为可以带来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
一般认为，当代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第一个系统表述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提出的。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
之后，在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亚历杭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等学者那里，这个概念和分析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他们的阐释之下，社会资本变成一个更加明确的概念，指涉所有有利于增进一个社会或群体共同收益并促成集体行动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关系。
20世纪90年代，更多的学者加入有关社会资本的讨论和研究，使社会资本一时之间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以下表格（表0-1）非常简要地概括了这些学科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状况。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成为本书研究的理论支持。
表0-1 主要社会学科对社会资本研究概要
社会资本被当做一种新发现和新认可的资源，其学术价值体现在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解释方面。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社会资本被看做是促成合作和交易、保证交易制度良好运转、提高其他资本运营效率的关键因素。在社会学的研究当中，社会资本作为无形资源的社会关系，既被看成是个人能力的储备，也被视为一个组织或社会凝聚力的基本来源。在政治学的研究当中，社会资本作为社会信任的来源和“公民社会”的黏合剂，被视为产生社会自治的基本条件，进而不仅被看做影响制度和政府绩效的关键因素，也被看做构建良好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核心基础。
尽管社会资本概念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但是，围绕社会资本概念的争论却并没有中断。有关社会资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如何定义社会资本？（2）如何衡量社会资本的存量？（3）如何估价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社会资本的性质和构成；第二个问题关系到如何衡量社会资本的存量，以及社会资本能否作为一个可以量化的分析概念；第三个问题关系到社会资本的估价问题，即它究竟在社会变迁、经济增长以及政治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它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在讨论过程中，社会资本研究也确实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不过，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一些社会学家的批评和质疑与其说是针对社会资本概念本身，毋宁说是针对社会资本的具体应用研究和个别结论。例如，人们质疑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而是因为他得出了美国社会资本正在急剧下降的结论。
真正的质疑和批评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因为经济学领域的反对派要么根本反对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要么即使承认这一概念有一定价值，但仍然怀疑它的解释力。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阿罗在1999年世界银行编辑出版的《社会资本》一书中撰文主张“放弃社会资本”
，其理由如下：
（1）社会资本热衷于讨论信任问题，“信任能够促进经济进步，这即使是在经济学家当中也是一个早已被讨论过的话题，博弈论中的‘声誉效应’（reputation effect）就是其理论基础”。
（2）社会资本也热衷于讨论社会交互作用的问题，作为社会资本要素的“社会交互作用（social interactions）可能带来积极影响，也可能是消极影响”，并不像社会资本理论家所解释的那样，社会资本的存量越大越好。
（3）测量社会交互行为的想法是一个陷阱，一个妄想。与其考虑多少的问题，不如把当前存在的社会关系看做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让我们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关系，避免一切可避免的阻力。
（4）社会网络能够防止由不均衡的信息所导致的市场失灵，能够提供其他活动不能提供的调节工具，但即使如此，大型制度的运作，例如政府，事实上比社会网络更为重要，对于解释经济发展可能更有意义。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也在题为《论经济运行与行为模式》的文章中，对社会资本概念提出质疑。认为考察社会制度和共有的态度对经济运作方式的作用是值得的，但社会资本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他引用别人的研究指出，人们常常认为，东亚经济的起飞和高速增长是亚洲特有的品质和性格以及社会组织的价值（勤劳、团队精神、中庸之道）的结果，但最新的研究表明，亚洲超常快速发展一点也不能归功于任何特有的天赋，而是无可争议地要归功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强度积累。这样的事实如果成立，那么，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力可能需要重新恰当评估。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站在认同社会资本概念的立场上来研究社会资本的性质、构成、功能和投资问题，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命题和成果是本人研究的基础和资源。本书所提出的理论假设、基本命题均来自于这些研究成果。当然，社会资本所遭遇的质疑，在本人的研究中也会得到自认为恰当的关照。
20世纪，发展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由此形成了新的社会学科分支体系，即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三个分支学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使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过程、条件、动力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经济学家对不发达经济的论述，对于理解政治发展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Nurkse）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提出“贫困恶性循环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有源于供给与需求的两个循环过程：供给方面的循环是，低收入——低储蓄能力——资本形成不足——低生产率——低收入；需求方面的循环是，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小——资本缺乏——低生产率——低收入。不难发现，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观察，这两个循环都是从低收入又回到低收入，不断地恶化。并且，它们在“低收入”处相连接，相互影响、强化，使经济增长滞缓，长期陷入贫困状态。
该理论认为，贫穷国家贫穷的原因和结果都是贫穷；不发达经济发展的困境就是贫穷的恶性循环。为了走出困境，经济学家提出了种种救治方案。最早的药方中主要有一味药，即资本积累，后来又逐渐加入了新的成分，如技术的引进与创新，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正式的制度（如经济政治法律制度）设计。到目前为止，该药方中又被添加了非正式的制度（社会规范和信用）建设。药方内容的变化过程体现了诊断的不断深化。
政治学家们从政治的角度关注发展问题。在政治学的研究命题中，类似经济分析的循环困境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而良好的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又需要有优良的政治文化相匹配，而优良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又取决于公民素质的提高，而公民素质的培养发育又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此看来，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关于人与环境的循环论证成为一个永不过时的命题。
那么，政治发展的困境是什么？如何推动政治发展，如何使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得到良好的治理，让一个社会的政治运转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面对这样的问题，政治学家们通过自己的研究，阐明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有的人看重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希望有一个英明伟大的政治领导者，能够结束政治纷争，恢复社会秩序；有的人看重政党的组织力量，希望有一个先进的组织来治理混乱的世界；也有的人看重民主选举，认为人民当家做主是根治社会疾病的良药；最近一些年又有越来越多的人看重制度设计，希望制度的创新能够带来新的光明。
在制度设计中，最早受到关注的是国家制度层面的设计，现在，人们又逐渐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基层社会组织层面。由于国家制度常常令人感到沮丧（政府失灵），而且现代国家生活的复杂性又远远超出常人所想，使得制度设计难度太大，于是人们意识到，与其花精力去设计一个不可能完美的制度来管理社会，不如发展社会自治，让民众实现自我管理。在这种思路下，市民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自组织的发展便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治理（governance）理论以及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分析可以被看做是这一总思路下进行学术探讨所产生的具体成果。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这一学术思考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一般而言，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理论，其构成和形成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a.提出一般假设（hypothesis）；b.展开具体分析（analysis）；c.进行实证检验（validate）。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社会资本的一般理论假设业已建立（参考表0-1），但是，有关它的具体分析还有待进一步展开。社会资本理论家罗伯特·帕特南在90年代曾经概括指出社会资本研究所讨论的核心问题
：
（1）“社会资本”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它是否类似于其他有用的资本形式？
（2）我们如何区分社会资本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3）社会资本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发展的？
（4）公共政策是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或者说，公共政策和社会资本是如何互相作用的？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也曾经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社会资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以下这些问题代表了社会资本研究的方向：
（1）社会资本意味着什么？
（2）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3）社会资本如何变化？
（4）怎样促成社会资本的形成？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我认为，对社会资本的界定还不够明确，有关社会资本的构成和性质也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阐释，社会资本与政治发展的相关性也缺乏全面的理论说明。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虽然也有人开始关注社会资本研究，但这种关注主要还停留在以论文集的汇编方式译介社会资本理论的阶段，还未能产生有关社会资本的专门性的系统研究成果。也有人试图应用社会资本来解释中国的问题，但由于对理论本身的研究不够，所以，所发表的文字总让人有不同程度的“贴”的感觉。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正是本人最早选定社会资本作为研究课题的初始动因，后来进一步成为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激励机制。
近年来，本人一直关注上述问题，并自觉跟踪这方面的学术进展。在2003年赴美访学期间，又广泛收集了有关社会资本方面的资料，并进一步将研究目标集中在对社会资本本身的理论阐释方面，希望能够通过对社会资本构成、性质和功能的全面分析，说明它对于政治发展的确切意义。
选择“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作为研究课题，目的在于从理论上系统分析社会资本的性质、构成、类型和存在方式，说明社会资本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功能，阐明社会资本的来源、投资方式及策略。在本书中，我将尝试回答如下问题：
（1）社会资本的性质和构成；
（2）社会资本的类型和表现形式；
（3）社会资本的功能；
（4）社会资本的来源；
（5）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
从理论上阐述社会资本的政治意义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下还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提供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并形成对政治生活主要方面的理论解释，既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必要补充，也是开展中国政治学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基础。
其次，对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的估价离不开特定国度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议题。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分析社会资本与政治体系的关系，从理论上阐明社会资本对于政治发展的作用和价值，对于本土化的中国政治研究也不无积极意义。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热衷于讨论公民社会建设，中国政府也致力于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社会资本研究向我们揭示，人类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仅仅凭借个人力量无法得到解决，通过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民主程序也不容易得到改善。相反，社群和社区的自我调节，再配合国家和政府权威的调控倒可以产生良好效果。无疑，社会资本分析有助于确立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及“和谐社会”构建的长远战略。而且，假如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政治生活，中国的某些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第一，社会资本分析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所谓“超稳定结构”
的性质和形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引起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的事实是：（1）统一的国家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世界历史上极为少见的；（2）在这两千多年中，国家制度保持很强的连续性。那么，是什么力量造就了这种高度的凝聚力？是什么机制造就和维持着这样强大的生命力
?难道仅仅是强大的“政治专制”统治和超强的政治控制吗？最新有研究表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专制的控制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其政权的直接和最后的单元只到县一级。
那么，如此凌驾于社会之上并超然于社会之外的国家机构对于广大的乡村社会是如何实现统治的？维持中国社会高度统一的机制除了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要素之外，恐怕还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的要素。引入社会资本的分析可能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社会资本分析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高度集权模式的形成。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人们希望对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的形成做出解释，进而期望对旨在改造这一模式的改革策略形成看法。许多研究都把这一体制的产生归结为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国际上的一些学者也往往从自己的感情立场出发，把它归之于共产体制的特有本质。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使这个问题具有了更加深远的历史延展性。这些研究认为，晚清开始，西方文化的渗入和列强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各种政治力量的互动结果摧毁了正在萌芽状态的新生的社会因素（市民社会），推动中国走上了“西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之后奋起直追的赶超心理驱使下，对传统的反复声讨，最终促成了一次次的“打碎旧世界”的革命运动和出台大大小小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改造方案和工程。现代化确实是一个革命的不可逆转的过程
，它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复杂的。现代化刺激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而产生的实际行为的结果，就是动摇和颠覆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国社会结构。今天，反思这个过程，引入社会资本的分析可能有助于合理认识和客观评价中国传统社会以及现代化进程，也有助于解释全能主义和高度集权的国家建构和治理模式的产生，还有助于提出集权模式的改造方案。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使原有的社会资本流失或遭到破坏，从而使新生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不能在原有的权力界限内找到合理和恰当的社会根基，这就为国家权威体系直达社会最底层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state and civil society）关系的研究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和对立，坚持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国家的强控制往往与社会自治的相对不足相匹配。
应当承认，这种结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但如果由此得出国家的退却（retreat）是社会发育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一个值得争论的命题。社会资本研究坚持认为，社会自治的程度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性质和“数量”，而社会自治的相关要素，又会成为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资本，影响国家权威的方式和效率；在社会资本的形成和投资方面，个人、企业、社会自组织和政府都能够而且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社会的健康发育并不是国家退却的自然结果，相反，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改善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事业，它的良性增长取决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投资。肯定国家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样的分析显然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第三，社会资本分析有助于将中国政治的“关系”（relationship）研究纳入政治学主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一直被看做是一个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社会。中国社会中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
如何理解和认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关系”？一般认为，“人治”被视为传统中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而维持“人治”模式的最主要机制就是人际关系，这被认为是一种“潜规则”
。今天，人际关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至于总有人把它作为分析中国现实的方法和角度。应当承认，“关系”概念如同“单位”概念，被用来解释中国政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然而，与国外多数研究重视社会关系积极功能的趋向正好相反，国内往往把运用关系和社会网络当做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的代名词，新闻媒体也多从消极方面报道社会关系的作用。
能否和如何将“关系”概念纳入正面的学术研究话语体系之中，换句话说，能否和如何将这种不被广泛认可的“关系”研究纳入到政治学研究领域，这是中国政治学应该考虑的问题。社会资本分析能够为我们提供理论上的支持。通过政治的社会资本分析，可以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关系”找到一个合理的理论定位和解释。根据社会资本理论，我们可以把“关系”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存在方式，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非正式”的社会资本。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也许这种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它对政治生活可能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讲，它增强了团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之内降低了个人或组织的社会交易成本；从消极的角度讲，它强化了团体的排外性，使制度主义者所坚守的原则和规则受到削弱，使正式的组织制度和规范难以得到严格实施，从而增加了社会总体的交易成本。
第四，社会资本分析有助于解释和评价近年来中国社会普遍推行的村民自治运动和自治组织的发展。有观点认为，实行村民自治是政府改变统治方式的权宜之计，是当政者释放民主压力的应对举措。这种认识和判断产生了相当影响，使许多学者不愿意积极关注这方面的各种尝试和努力。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显然会因为过于短视和表面化而缺乏深度。实际上，社会资本分析为村民自治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根据社会资本的理论，不论政府主观意图如何，村民自治运动和自治组织的发展，其客观后果都会促进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或许它可能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传统的村民治理结构和模式。
第五，社会资本分析有助于形成解释中国政治的更为完整的模式。以往，人们一般引用西方政治学关于国家与个人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习惯于从国家制度和公民意识和行为两个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出发分析政治问题，而社会资本理论让我们更加关注“中观”层面的问题，即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群或社区组织在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把人们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的关注点从两个极端性的层面引向一个中间地带，而从可行性的角度看，这也正是一个易于把握和操作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特色的家庭（家族）、单位、邻里关系、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同乡会、校友会等组织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更加明晰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