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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徐静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们党在90多年的奋斗中，积累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精髓，以优良传统和作风为集中体现，以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为本质特征的党史文化，具体表现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党史文化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力中国梦的重要资源。贵州是党史文化资源大省，据2010年底统计，全省重要革命遗址共有2076处，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名前列。尤其是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期间，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今天，从党史文化的视阈分析，遵义会议不仅在当时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还形成了宝贵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成果，是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
遵义会议的文化成果首先表现在精神文化层面，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理性认识，二是为形成系统化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
（一）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理性认识
与长征相比，遵义会议侧重一个“议”字，“征”是要解决“行”，“议”是要解决“知”，因为有了遵义会议对“知”的正确解决，才有了长征正确的“行”。二者构成“知行合一”的完整过程。因此，遵义会议首先解决的是认识问题，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正如1963年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1985年1月，杨尚昆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遵义会议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党，首先是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人员，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自已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已的道路。”1996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对此作了进一步重申：“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因为这种认识的深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认识上的深化，而是一个组织、一个集体在认识上的深化；这种认识的深化不仅是认识真理的过程，也是修正错误的过程，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认识深化的过程和成果简明地概括为“遵义会议精神”。2010年9月，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同志在遵义考察时强调，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因为遵义会议正确地解决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问题，所以才有了长征正确的“行”，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进而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所以，2011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视察遵义时指出，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善于转变，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
（二）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时代
遵义会议不仅在当时解决了很多认识上的问题，开启了长征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且还进一步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新时代。
1.遵义会议开启了毛泽东思想由个人思想到组织指导思想的历程。在遵义会议之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毛泽东本人没有进入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导致他个人的思想只能在中国革命的局部地区发挥作用，而不可能成为整个党和红军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还经常受到质疑、排斥甚至打击。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随着毛泽东个人政治地位的不断变化，在党内、军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逐渐由个体到组织、由非主流到主流转化，并最终为全党所接受，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回溯历史，启动这个转化的重大事件就是遵义会议。所以说，遵义会议开启了毛泽东思想由个人的思想到组织的指导思想转化的全新历程。
2.遵义会议开启了毛泽东思想由部分探索到系统形成的完善历程。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开始了局部的探索，但这种探索仅仅限于局部地区，既不系统，也不完整。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上的变化，为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统、全面、完整地思考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总结和提炼，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决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历史地看，毛泽东思想由部分探索到系统形成，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节点就是遵义会议。
也许正因为遵义会议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时代，所以1943年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才说，“我党自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制度就是行动的规则，这种规则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反复、重复，就成为一种传统。遵义会议形成了很好的制度文化成果，这些成果后来成为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正如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
我们认为，遵义会议至少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好传统。
（一）形成了依靠自己力量修正自己错误的传统
遵义会议前，“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风范，体现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体现出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精神。而这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修正自己错误的伟大传统。1976年10月以后，我们党果断地结束了“文革”，并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全党，勇敢地破除了“两个凡是”的干扰，推动实现了拨乱反正，再次彰显了我们党依靠自己力量修正自己错误的传统。1981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完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形成了民主团结的党内生活传统
遵义会议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残酷斗争，在危急关头避免了党的分裂，维护了党的团结。会议成功地把群众路线运用到党内生活，召开了一次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最终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都表现出高度的党性，表现出顾全大局的胸襟。“文革”结束后，面对健康党内生活的再次破坏，我们党恢复思想民主、政治民主。先后开展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尤其1978年11月开始召开40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等等。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衷心拥护。这一期间，我们党召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彰显了民主团结的健康党内生活传统。
（三）形成了独立自主走中国道路的传统
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没有真正的自主性。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干预，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依靠自己的力量披荆斩棘、绝处逢生，从挫折走向胜利，全面开启了不同于俄国道路的中国道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党在破除“两个凡是”的同时，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秉持遵义会议开启的好传统，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遵义会议形成的独立自主走中国道路的传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使他们既不封闭僵化、又不全盘西化，而是从实际出发谱写中国道路的新篇章。
对遵义会议的理解，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视角。狭义地看，遵义会议仅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广义地看，遵义会议是指1934年底至1935年上半年召开的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要么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铺垫，要么为遵义会议成果的实现作了重大贡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广义的层面上，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组成，而其中的高潮部分才是遵义会议。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不仅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而且形成了宝贵的物质文化成果。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遗址。有人说，贵州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记就是有“一栋楼”，这特指遵义会议会址这栋楼。但是，如果把遵义会议看成是一个系列会议，那么这系列会议留下的就不仅仅是“一栋楼”，而是很多栋楼，具体包括黎平会议会址、猴场会议会址、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苟坝会议会址等一系列重要的会议遗址。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系列会议留下的宝贵物质文化遗产。
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战斗遗址。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不仅是解决了认识问题，而且还解决了行动问题。因为有了黎平会议，中央红军才会向黔北进军；因为有了猴场会议，才会有强渡乌江战斗；因为有了遵义会议等之后的系列会议，才会有了一渡赤水、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有了遵义战役的胜利，四渡赤水的胜利。这一系列重要战斗，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物质文化遗产。
因此，遵义会议所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栋楼，而是很多栋楼以及与这些会址相匹配的一系列重要战斗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今天遵义会议纪念体系的一个大体框架，这是属于贵州、更属于全党全国的文化财富。只有在这个层面来理解遵义会议的物质文化遗产，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遵义会议的完整体系。而且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从这个视角理解遵义会议，对我们今天正确地保护、开发和利用遵义会议的物质文化遗产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国发2号文件强调，要“加强以遵义会议纪念体系为重点的经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进一步地认识到，国发2号文件所指的遵义会议纪念体系，显然不应该局限为只开发“遵义会议会址”，它的内涵很丰富，强调遵义会议是个“纪念体系”。既然是体系，显然就不只是一个会址可以涵括的。就体系来看，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包括这期间的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都应该纳入遵义会议纪念体系。如果这样，我们便可以整合很多个点，进而可以把“遵义会议纪念体系”做大，真正做成大项目，在面积上成倍地扩大，让其带动的线路、地区成倍地增加，最终做成超大体量的红色旅游体系，带动更多地区、更多群众得到发展、得到实惠，让广大群众和一代代年轻人受到更多的教育，认识到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