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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希迎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正确的国家战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一，缺少战略或战略失当则往往令一国陷入凶险之境。若想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我们必须对自己和其他国家的战略行为及其效果有深入了解。
战略行为给我们的认知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如何理解他人或自己的行为；如何把握他人或自己的行为后果；如何理解自身和他人的行为是怎样相互作用并且最终导致这些行为和行为后果的。
20世纪，国际政治大理论之间的辩论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国际政治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极大地推动了战略（行为）研究的深入，然而这一状况在冷战结束后也面临挑战。
近年来，外交政策理论的研究逐渐冲破藩篱，对国家战略行为的研究也逐渐多元化，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在大的层面上，长时间以来，国内外的战略研究主要关注提出具体的战略方针，而忽视了战略制定中的方法论问题。这导致了既有战略研究的两个重要不足：一方面，缺乏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基本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对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研究不足。本章旨在弥补这两个缺陷，提出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
尽管一些学者对战略行为理论及其战略制定中的方法问题作出了有益探讨，加深了我们对战略行为的理解
，但大部分学者均致力于为国家提供大的战略思路和具体战略，对理解战略行为的方法论问题关注较少。
对理解战略行为的方法论问题关注不够无疑是战略行为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对战略行为进行更加精细的研究，我们需要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支持。当然，强调社会科学方法论不是要取代历史方法，而是为了相互促进，弥补不足。从方法论层面看，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缺乏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大多数情形下，国家的战略行为都是复杂的，而要理解复杂的体系需要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部分战略行为研究，特别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小的或中层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的缺陷。然而，这些理论并未给出一个用于理解战略行为的实用而有效的分析框架。
构建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实用而有效的分析框架是战略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过于倚重历史方法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战略行为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都相对单一，即过于倚重历史方法（建立在案例分析上的归纳和总结）。战略行为研究与外交史研究似乎有着天然的亲近性，这两个学科也确实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发展。
历史方法为战略行为研究领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极大地推动了战略行为研究的发展，并产出了一系列优秀成果。
在国内，一些学者用历史方法研究国家的战略行为，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是，历史方法的垄断地位也给战略行为的研究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其他研究方法，特别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要研究方法，在战略行为研究领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与此同时，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包括以理论构建为目标的研究国家战略行为的学者）也只讨论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而很少探讨战略分析和制定中的方法论问题。
（三）单一变量和多变量的困境
在理论构建中，学者需要兼顾理论的解释力和简约性，但理论解释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理论简约性。鉴于变量越多，理论构建就越困难，因此，许多构建理论的学者都严格控制被考察变量的数目。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复杂的定性研究也仅仅考察4-5个变量，而这已经非常复杂。
对研究战略行为的学者来说，尽管限制变量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极大，这是因为战略行为都是多个变量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意味着，研究战略行为的学者必须直面多个变量的复杂体系，唯有如此，方能深入理解战略行为。
部分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只关注一个或者两个变量。比如，有一些学者探讨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战略行为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是一国战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核心部门，因而主张关注政府机构对战略行为的影响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任何战略政策的出台、执行和调整都离不开领导人（决策者），因而主张关注领导人对战略行为的影响，他们探讨的是领导人如何进行战略评估
，如何进行战略选择
，以及如何进行战略动员
。另有一些学者则关注利益集团对战略行为的影响，特别是一些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他们致力于研究国际体系如何影响到国内利益集团，进而塑造一国战略行为
。
从这些研究的变量选取上来看，它们均致力于找出影响战略行为最为关键的一个或者两个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理论。但这有一个致命缺陷：任何战略行为的背后，都会有多种因素起到作用，并且极有可能存在两个或者多个因素同样重要的情况。因此，让理论构建变得可驾驭（或者说是追求理论的“简约”）而舍弃任何一个因素都意味着是以牺牲对战略行为的理解为代价的。况且，绝大部分学者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舍弃这个或这些因素。
更重要的是，战略行为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即便我们罗列出这些因素也仍旧是不够的。要理解一个系统，我们还必须关注多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变量越多，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就越复杂，目前的案例分析工具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2×2的变量关系已经非常复杂，再多一些变量，要想厘清变量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排列组合和逻辑推理就难以胜任。如何能够相对充分地理解多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战略研究无法回避的障碍。
（四）战略研究中案例研究的问题
案例研究是战略行为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也大多采用案例研究这一方法，即选取特定的案例来验证理论。然而，许多战略行为理论的案例研究都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很多战略行为的研究都采用单一案例。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单一案例的研究很可能是作者潜意识地先从某个案例抽象出一个理论，然后再用这个案例来验证该理论。因此，单一案例很容易（潜意识地）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理论验证很难令人信服，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也将大打折扣。
解决之道是我们需要摒弃单一案例研究，进行多案例研究，尤其需要进行相对好的“比较案例研究”。
“比较案例研究”是指比较分析两个或者多个案例的案例研究，其最大优势就是通过有控制的比较来审视不同案例，追溯事件的过程，从而发现对机制的解释，更便于因果关系的建立。通过比较多个案例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并进行历史过程追踪，“比较案例研究”无疑比单一案例研究更有说服力。在战略行为研究中，不少学者都采用“比较案例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巴里·波森（Barry Posen）和伊丽莎白·基尔（Elizabeth Kier）分别比较英法德三国以及英法两国的军事学说，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比较研究中美领导人如何进行战略动员。
另有学者采用多案例研究验证其战略行为理论，例如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W.Taliaferro）就用多个案例来验证大国如何在周边地区频繁进行外交和军事干预以制衡威胁；马克·哈斯（Mark L.Haas）用多个案例来验证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如何影响了领导人对威胁的感知。
第二个问题是案例研究多为正面案例，缺乏对负面案例的关注。在当前的绝大部分战略行为研究中，案例研究基本是正面案例。诚然，正面案例是验证理论最常用的方法，但其要求也颇为严格：研究者必须说明如何选取一个案例，并论证为何选取这个而非其他案例。更重要的是，正面案例大行其道，负面案例则无人问津。事实上，运用负面案例的研究更有助于验证一个理论。具体说来，对战略行为的研究运用负面案例至少有三个好处：（1）在战略行为研究中加强负面案例研究，比较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可以从正反两面验证理论，避免了理论的循环论证；（2）负面案例研究可以限定理论解释的范围，使得战略行为理论更为精致，方法论更为科学；（3）负面案例研究可以审视既有研究，从负面案例中发现新的机制，补足现有理论。因此，战略研究需要有负面案例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五）对各种变量的作用机制关注不足
多变量研究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列举出许多可能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或变量），而在于如何厘清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对变量的相互作用关注严重不足，更谈不上变量相互作用的机制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影响不同战略行为阶段的变量组合可能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同一因素在不同阶段也可能有不同作用。
近年来，对战略行为的研究逐渐寻求连接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变量，综合考虑影响战略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在这些研究中，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以往战略研究的问题，开始探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
然而，既有的战略行为研究都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且大多没有关注到每个阶段都有许多因素影响该阶段的成败。须知，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因素组合，而同一个因素在不同阶段中的作用大小和方向也是不同的。
其次，相同因素在不同的情势下（特别是冲突或者合作）的作用大小和机制也是不同的。当前的战略行为理论主要关注各国如何制定战略政策以应对外部威胁或者解决国际冲突，很少关注对战略合作的研究。
事实上，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面的因素对国家之间的合作同样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它们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可能和它们对国际冲突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鉴于各种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要构建一个分析战略行为的统一框架，就必须厘清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且对它们的作用机制作出一定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关于国家战略行为的统一分析框架。
（六）忽视了两个盲点及其挑战
当前的战略行为理论还忽视了可能导致战略失败的两个盲点及其挑战，或至少对这两个盲点没有较深入的探讨。第一个盲点是国家的不同战略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或相互矛盾，而这很容易导致战略的失败。第二个盲点是战略环境会发生变化，即外部发展摧毁了政策制定时的预设环境和执行战略的必要环境。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是瞬息万变的，因而战略行为也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并且，前一阶段的战略行为也会塑造战略环境，从而使得后一阶段的战略环境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从战略行为的进程来看，这两个盲点对战略行为的成败殊为关键。目前的大多数战略行为研究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盲点，就更谈不上对这两个盲点及其挑战有深入研究了。
以上论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大体努力方向，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在这一节里，我们将首先提出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我们认为这个初步分析框架应该是理解战略行为的起点，并将用一个小规模的实验来展示这个分析框架的效用。这个初步分析框架将战略行为细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战略行为的阶段
按照主要行为体的不同，以及这些行为体的重要性来审视战略行为的进程，我们可以将战略行为分为四个阶段，即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
显然，在战略评估阶段，尽管战略评估的启动通常需要国家决策层的推动，但国家的情报收集和评估系统是主要行为体。在战略决策阶段，国家的决策层是主要行为体，国家的情报和智库系统也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在战略动员阶段，国家的官僚体制（bureaucracy）是主要行为体，国家决策层是重要的辅助行为体。在战略执行阶段，国家的官僚体制和具体的执行人员（比如，高级外交官）是主要行为体，国家决策层的支持以及情报系统的反馈也是非常重要的（见表1-1）。
表1-1 战略行为的阶段划分
第一个阶段是战略评估，即国家对国际环境、国家能力和国家政策选择等因素做一个尽可能全面和准确的评估的过程。尽管在国家战略行为的过程中，任何阶段的失败都可能造成战略行为失败，但因为战略评估是战略行为的第一步，如果战略评估有误，战略行为则几乎不可能成功。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对战略评估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国家如何评估外部威胁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内因素。
然而，战略评估事实上远比评估外部威胁复杂。
战略评估是对国家战略行为的整个基本环境做一番考察，而评估外部威胁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在国际层面，战略决策者不仅需要评估外部威胁（包括敌人的多少和坚定性），也需要评估自身的盟友多少和凝聚力，还需要评估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在国内层面，战略决策者则需要兼顾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态，特别是国家运作战略政策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国家的政策选择。
另外，鉴于国际社会是一个系统，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非常复杂，更限于外部信息缺乏和自身“情感”或“情绪”的影响，战略评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需要多次修正的过程。对领导人来说，好的战略评估还需要规划一个蓝图，这个蓝图不仅要宏观，更要尽可能全面、细致，对战略行为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和可能都要考虑在内，并对其进行准确评估，形成一定的预案。
第二个阶段是战略决策，即领导人根据战略评估确立一整套战略规划或战略政策，借以指导国家的战略行为。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集团）是处理信息的中心，担负着政策选择的重大责任，而国家的官僚体制只起辅助或者侧面作用。首先，领导人依据国家情报评估体系所提供的战略评估，甄别并处理来自于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大量信息，再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和关切。其次，国内不同部门和团体（例如外事部门、军方、利益集团、媒体、公众声音等）通过各种管道力图影响到决策过程。因此，领导人需要根据各方的利益相关程度，综合国家利益的排列顺序，权衡各种利弊，才能最后确立某个战略。
第三个阶段是战略动员。战略动员也就是战略准备，是指国家通过动员国际、国内战略资源（特别是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备实践已决定的战略。在战略动员阶段，国家的官僚体制是战略动员的主要行为体，肩负着动员的具体任务。
战略动员的客体则是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例如武器、钢铁、石油、粮食以及军事人员等。某些时候，领导人在战略动员阶段可能也有重要作用：因为战略动员有时需要决策者的直接推动。领导人还可以通过不同的策略来实施战略动员，比如，夸大外部威胁等。
第四个阶段是战略执行。战略执行是指国家利用已经动员的战略资源，实施既定战略。战略执行是国家战略行为的最终表现，或者说是战略的行为输出。战略执行还可以细分为战略布局、战略实施和战略调整三个部分。战略布局是战略执行的初级阶段，意指执行者通过各种手段控制重要的战略关节点，从而形成对己有利的战略态势，进而把握战略的主动权。
在战略执行阶段，良好的战略布局会让己方占据先机，进而为战略实施打好基础。战略实施是战略转变为具体国家行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纸面上的战略由具体的人员转变为具体的行为。
然而，即使看似完美的战略规划，在实践中也可能存在诸多问题，战略实施人员则应该及时调整应对变化，以避免战略无的放矢。特别是，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之间是一种战略互动关系，一国的行为发生变化，通常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行为作出调整，而该国的行为最终可能也必须随之调整。这意味着，任何战略执行都需要战略调整，以避免战略政策脱离实际。
（二）理解战略行为的成功与失败
我们提出的初步分析框架首先将给出一个通常不被认识到的结论，即：战略行为的失败很容易，但是要解释或理解失败却相对困难；战略行为的成功很困难，但是要解释或理解成功却相对容易。
显然，一个成功的战略行为意味着在以上四个阶段都基本是成功的，而且同时也要求国家的不同战略不存在大的相互矛盾，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把握基本准确。换句话说，战略行为成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一个正确的战略得到了良好的执行，包括评估大致准确、决策正确、动员了足够的资源，以及执行得当且灵活；（2）战略环境总体有利于战略的执行；（3）国家战略并无严重的相互矛盾和抵触的情况。类似地，战略行为的失败也可能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1）战略行为四个阶段中至少有一个阶段是失败的；（2）外部环境的变化超出了战略评估对外部环境的把握，换言之，外部发展摧毁了政策原有的执行环境；（3）国家战略有相对严重的自相矛盾、自相抵触。
尽管战略行为的成功很困难，但是要解释或理解成功却相对容易。相比之下，找出战略行为失败的原因，相对来说就困难得多：失败很容易，但是要解释或理解失败却相对困难。这是因为要解释失败，需要我们弄清楚哪一个或哪几个阶段失败了。如果无法对失败原因作出准确的判定，就会出现好的部分不能保留，而坏的部分则有可能得到保留的“悲剧”性结果。
具体说来，理解战略行为的成败，仅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四个阶段的成败组合就有16种之多（见表1-2）。假定战略行为的成功很容易判定，那么对一个失败的战略行为的判定有14个错误答案，而只有1个正确答案。
显而易见，系统地探讨和解释战略行为成败（特别是失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比如，即便在战略评估和战略决策都成功的情形下，也仍旧有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的三种不同组合将导致战略行为的失败。因此，理解一个战略行为的失败，不能简单笼统地认定“战略本身失败了”，对不同阶段的判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又比如，假定一个战略行为失败的真实原因是资源动员不足，而评估的结果是该战略行为的评估和决策都是失败的，那么这个行为体就极有可能会抛弃一个正确的战略，而不是增加一定的资源投入。
如此一来，我们对战略行为阶段的简单划分就很容易让我们发现一些既有的战略研究的严重不足。我们将发现，目前的研究对战略行为成功和失败（特别是失败）的原因事实上都没有特别精细的研究。战略行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任何一个阶段失败都将导致失败，因此确定失败的原因其实非常困难，而既有研究大多没有重视这一要点。
以托利弗为例，他探讨的是国家如何从国内社会汲取和动员资源，塑造国家应对威胁的战略行为。他认为19世纪后半叶的清政府与日本都致力于军事自强战略，但是由于清政府的国家汲取能力较弱，因而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失败。
尽管托利弗指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是正确的），但他对战略失败的缘由的理解却是简单化的。他忽视了战略行为任何阶段的失败都可能造成一国战略的失败，即除了战略动员失败以外，清政府可能在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或战略执行上也是失败的。类似这样的简单化的战略研究还有许多，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
表1-2 评估战略行为失败或成功的不同组合（+成功，-失败）
（三）一个小规模的“实验”
为了初步验证我们的分析框架的有效性，我们做了一个小规模的“实验”。我们的实验对象是五位从事中国战略分析的中青年骨干人士或学者，他们来自政府战略研究部门和大学。我们要求他们对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战略行为（针对某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进行评估。我们将这三个战略行为用A、B、C表示，而五位人士则用甲、乙、丙、丁、戊表示，其结果如下（见表1-3）。
表1-3 不同分析者使用分析框架后的分析
首先，我们的分析框架使他们各自的分析过程更加精细，他们的分析结果也因此更加精细。此前，他们之间的讨论时常会出现“这个战略不对”这样笼统的判定。一些分析者还能够自觉地在此基础上将一个战略行为分为几个时段，并且对每一个时段的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进行评估。
其次，正如我们先前预测的那样，不同人士之间共识相对较多的战略多半是相对成功的战略，即在某一年之前的C战略。而也正如我们先前预测的那样，针对那些不是很成功的战略行为（比如B战略行为），不同人士之间的分歧很多。
最后，对于那些不是很成功的战略行为，我们的分析框架让我们看到不同人士的判断之间更加细节的分歧。这样一来，他们的分歧就可以被更加精细地推敲。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框架，他们之间的讨论（甚至争论）就无法进行：各说各的判定和理由，却没有对话。通过讨论，他们可以达成共识，这样更容易让他们接近一个真实的判断，从而有助于他们从中国的战略行为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总之，尽管实验规模小且简单，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分析框架的效用。
前面提到，战略行为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对一些最重要的因素进行初步的界定。因为相比国内因素，理解国家战略行为背后的国际因素可能反而相对容易，我们将先探讨国际因素，然后再探讨国内因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应然”问题，即战略行为体应该考虑的因素或者是应该会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但我们深知，鉴于各种限制，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精英集团可能在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客观环境因素，而且要准确认知这些因素在当时也是非常困难的。显然，领导人或精英集团主观认识到的环境与他们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之间的差别越大，国家的评估和决策就越有可能出现问题，战略行为也就越有可能失败。因此，要理解战略行为（特别是其成败），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到当时领导人或精英集团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还必须考虑到领导人或精英集团所认知的客观环境，这两者缺一不可。
（一）国际因素
1.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分配。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分配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物质力量分配，特别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对比。尽管现实主义者（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者）可能过分夸大了国家实力分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进行战略评估和战略决策时，实力的对比通常是领导人所关注的首要因素。一定意义上说，实力的对比也是影响国家战略政策的核心因素。
2.盟友的多少和凝聚力。结盟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重要战略行为，也是实现国家目标、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外部手段。一国的战略行为除了需要权衡己方盟友多少（以及敌方盟友的多少）之外，还需要考虑己方盟友的凝聚力，因为盟国内部存在着“被抛弃”（abandonment）和“被牵连”（entrapment）的可能性。
盟友的多少决定了一国可能获得的外部支持的多寡，盟友多可以增加支撑战略政策的资源；联盟凝聚力则是指联盟之间在战略协调上的团结程度和配合程度。
以冷战时期的美苏为例，美国的盟友远远多于苏联，并且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也远胜于苏联的盟国，因而美国可以通过利用盟友的战略资源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从组织形式来看，联盟可以分为对称性联盟和非对称性联盟。非对称性联盟一般存在一个领导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冷战期间的北约和华约。对称性联盟内国家实力往往不相上下，大多存在着实力比较接近的两个或者多个国家（比如一战前的法俄联盟）。其他条件恒定的情形下，非对称性联盟的凝聚力一般要高于对称性联盟，但即便是非对称性联盟内部，不同联盟的凝聚力也有所不同。总体说来，联盟凝聚力的大小受到国家实力差距的大小、意识形态的相似程度、联盟制度化程度以及领导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多寡等因素的影响。
3.敌对国的多少、能力和坚定性。国家战略行为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要分清楚敌我形势，对敌对国的威胁作出准确及时的判断。
一个国家面临的敌国越多、越强，这个国家的战略环境就越困难。
同时，敌国的坚定性（reso-luteness）也是影响战略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敌国坚定性是指敌国对抗本国的战略意志强度或决心（resolve）。敌国的坚定性越强，对本国的挑战或威胁也就越大。
4.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社会存在一些特定的趋势，而这些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作用不容小觑。如果一国能认清世界大势，并顺从这些大势，就可能对其战略政策起到正面作用。
相反，如果逆势而行，则往往会遭遇巨大的阻力，并丧失其战略机遇。在国际政治领域，历史上的黑奴解放运动、去殖民化运动等都是能够影响到一国战略政策，甚至国运的历史趋势。战略决策者如果不识时务，逆潮流而上，则往往难以实现其战略目标。一些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如工业化、信息化、产业转移、石油资源逐渐减少、金融服务业的兴起、资本的流动加速等等，也会影响到一国的战略政策选择。
（二）国内因素
国家的战略行为是一项多阶段的浩大工程，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国内因素的影响。同一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有所不同，且不同因素在相同阶段的作用也相差很大，因此需要对主要的国内因素一一进行探讨。
1.领导人个人的禀赋、偏好和学习能力。在传统的战略研究里，领导人一直是最重要的角色。但在行为主义的科学化诉求中，个人这一层次的分析却逐渐被边缘化，仅存在于一些早期的外交政策分析中。
可问题在于，如果忽视领导人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我们就很难理解国家的行为。毕竟，是领导人感知外部威胁，规划和讨论战略。因此，我们必须将领导人重新纳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
以往的研究大多将领导人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体，从国家利益的成本—收益分析来制定和执行战略政策。然而，没有绝对理性的人，领导人也一样。要更好地理解国家的战略行为，就必须考察领导人的性格和偏好，这可以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不同的问题领域，领导人的偏好会有差别。如果领导人在某一领域特别擅长，就更容易按照自己的逻辑给国家战略行为烙上自我意志的烙印。有的领导人其个人偏好在国内政治，有的个人偏好在外交政策；有的领导人擅长经济领域的议题，有的则擅长安全领域的议题。其次，领导人的性格可以分为进攻性的（鹰派）或者防御性的（鸽派）。领导人如果是进攻性的，则在对外政策中往往主张通过强硬手段来解决问题。再次，领导人还可以分为“革命型”和官僚型。“革命型”的领导人，其战略行为往往个人风格比较明显。相比之下，官僚型的领导人，往往按照官僚体制的运作程序来处理战略事务，因而战略行为中的个人风格不明显。
领导人的禀赋和学习能力也是不同的。由于成长背景、知识结构、兴趣偏好等因素的不同，领导人在战略决策中的禀赋存在差异。有些领导人能够睿智地判断一国所处的位置，并通盘考虑以制定合理、明智的战略政策。有些领导人则由于禀赋的缺陷，或者在某些问题领域缺乏足够的能力，不容易形成决断，或者是作出战略决定之后出尔反尔，让执行者无所适从。另外，在学习能力上，领导人也差异明显。学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负面学习”，即从本国和他国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避免以往所犯的战略失误；
第二种是“正面学习”，即学习自己国家，尤其是他国的成功之处。
领导人在国家制定、执行战略政策时，两种学习都需要考虑。不过，对领导人来说，这两种学习能力会有差别。有的领导人可能两种能力都很强，有的领导人则可能仅仅擅长其中的一种，也有的领导人可能两者都不擅长。
2.精英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精英凝聚力是指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中的群体或个人视彼此为精英阶层一部分的程度。宗教相异、族裔不同、个人成长以及战略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都可能成为精英分裂的原因。长期的政治对立也有可能导致精英集团的分裂。最终，在一个社会里，身处两个不同集团的精英阶层拒绝承认对方是整个国家的合法精英。
同理，社会凝聚力是指一国的公民视彼此对国家拥有平等权利的程度。在多族群国家里，历史、文化和宗教等原因可能导致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程度非常高，从而使社会凝聚力低下。长期的阶级斗争、高度的社会不公，以及长期的党派政治对立也会降低社会的凝聚力。
显然，精英集团的凝聚力是一国制定战略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精英集团的凝聚力越高，国家制定战略、动员资源和执行战略的能力就越强。社会凝聚力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动员资源和执行战略的能力，不仅如此，社会凝聚力还可以影响到精英对本国能力的判断及其对国内安全的担忧，进而间接影响到战略评估和战略决策。总体说来，一个社会如果是分裂的，其战略行为则步履维艰。一战期间的沙皇俄国就是一个社会凝聚力不足的典型案例，尽管沙皇俄国的精英尚存一些凝聚力，但是其社会凝聚力的缺失令其很难进行战争动员。其中一个重要结果（同样也是原因）是沙皇俄国利用其精英部队维持内部安全，而非外部安全。
3.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深刻影响着战略行为（详细的讨论见第四节），在这一点上，很多学者作出了有益探索。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和斯奈德研究了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对冲突的影响；
傅泰林（M.Taylor Fravel）探讨了政体安全如何影响领土争端等。
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于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如何影响一国的战略行为，大部分既有研究都只考虑了这两个因素的其中一个，而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对战略行为的影响。
大致而言，政体可以分为多元政体和一元政体两种理想类型，根据其安全程度又可以将国家划分为强多元国家、弱多元国家、强一元国家和弱一元国家。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强多元国家在战略行为的各个阶段都应该表现不错。弱多元国家在评估阶段可以做得不错，但在决策、动员和执行阶段则不容乐观。强一元国家在动员、执行阶段可能不错，但是在评估和决策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弱一元国家在评估、决策、动员和执行阶段都存在诸多问题（见表1-4）。
表1-4 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对战略行为的影响
4.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官僚体制的有效性意指官僚体制在以下几方面的能力：汲取资源和动员资源的能力，执行战略的能力，信息收集和反馈能力。显然，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对于国家的战略评估、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对于战略评估阶段，通常只有情报收集和评估的官僚体制起到直接作用。
官僚体制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以下五个因素：（1）分工是否明确。官僚体制内存在各个部门的竞争，因而各个部门的分工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旦分工不明确，便会影响到官僚体制的有效性。（2）奖惩措施是否公正严明。一个政治系统中必须有得当的奖惩措施来保证体制的正常运转，惩罚违背规则的行为和奖励遵守规则的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3）信息网络是否畅通，信息是否透明。官僚体制内的网络与信息关系到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畅通的网络结构与透明有效的信息是基本前提。（4）资源是否足够。一个体制的运转必然需要强有力的资源支撑，如果官僚体制的资源不能保证，战略行为也将缺少官僚体制的支持。（5）官僚体制的文化是否具有进取精神。官僚体制往往充满了惰性，如果要保证其有效性，就必须构建一种鼓励进取的制度从而维持一种进取文化，以不断改革和进步。如果丧失了进取文化，官僚体制往往会阻碍国家战略行为的出台和实施。
5.国家的学习能力。国家的学习能力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能力之一，意指一个国家不断从历史和其他国家学习经验教训以努力提升自我水平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的学习能力突出，其把握历史机遇、推动战略行为的能力也就越强。总体来说，国家学习能力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全民学习的基础设施、鼓励学习的社会激励机制、鼓励个人和组织学习的文化。
前文已经叙述了领导人的学习能力，但是国家的学习能力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包含领导人的学习能力、国家机器的学习能力和社会的学习能力（比如，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三个组成部分。国家的学习能力能够影响到战略评估和战略执行，特别是当战略行为受挫需要调整时，国家的学习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影响战略行为不同阶段的因素很多，我们的研究也正在这个方面借助数理方法（比如解释结构模型）继续深入，我们在这里先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通过归纳和推理列举出影响不同战略阶段的主要因素（表1-5）。
表1-5 影响不同阶段战略行为的主要因素（选列）
注：“+”的多少表示这些因素的影响大小，空白表示影响很小。
（一）战略行为各阶段的因素组合
表1-5清楚地表明，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因素组合，而同一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大小可以不同。根据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我们将其分为核心因素（+++）、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
在战略评估阶段，核心影响因素是：政体类型、领导人禀赋、领导人的学习能力、领导人的偏好和国家的学习能力。首先，政体类型会影响到战略评估。从战略行为的过程来看，不同政体的评估模式会有所不同，并最终影响战略评估的结果。其次，领导人禀赋是影响战略评估的核心因素。对领导人来说，其对战略进程的掌控能力，特别是对国际环境的敏感性，以及对国内政治纷争的协调和引导能力，都是战略评估至为重要的因素。再次，领导人的偏好也是影响战略评估的核心因素，即使面临同样的战略环境，领导人也会因偏好的差异而做出不同的评估。最后，领导人的学习能力、国家的学习能力也都会影响到战略评估，因为战略评估不仅需要领导人学习能力的保障，还需要依托整个国家的学习能力。此外，官僚体制情报收集和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对战略评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属于重要因素。政体安全也是战略评估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是通过间接影响决策层对内外威胁轻重的判断而影响评估的。
在战略决策阶段，领导人的作用不可或缺。领导人的偏好和领导人的学习能力这两个因素不仅可以影响到战略评估，也会影响到战略决策，只是作用大小不一。领导人禀赋和偏好都是影响战略决策的核心因素，而领导人的学习能力则变成了一般因素。除此之外，政体类型、政体安全、精英凝聚力也是影响战略决策的核心因素。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不同意味着各国国内政治结构会有所区别，而这会塑造战略行为的决策模式，从而影响到战略决策。最后，如果精英缺乏凝聚力（精英是分裂的），精英在战略决策上将不容易达成一致。
战略动员是战略行为成功的重要保证，缺乏强有力的物力和人力资源保证，战略执行会举步维艰。能够影响到战略动员的核心因素包括政体类型、政体安全、官僚体制的有效性、精英凝聚力以及社会凝聚力。政体类型不同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差别，而政治制度的差别将会影响到战略动员的效率。政体安全同样会影响到战略动员。如果国内政体安全程度低，动员能力势必受到影响；如果一国政体安全程度高，则有益于其战略动员能力。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其关键作用显而易见：官僚体制高效灵活，政令方能畅通顺达，汲取物质资源、吸引人力资源的能力才能有所保障。
精英凝聚力是影响战略动员的核心因素，若精英集团缺乏凝聚力，则可能影响到社会层面的动员。社会凝聚力也影响战略动员，因为整个战略所需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最终都是从社会中汲取，所以统一合作的社会力量是重要保证。如果社会缺乏凝聚力或者社会陷入分裂状态，战略动员将难以开展。与之相较，因为许多情况下领导人并不需要直接参与战略动员，尽管拥有巨大威望的领导人能够推动战略动员，领导人禀赋也只是影响战略动员的一般因素。
战略执行是整个战略行为的最后阶段。影响战略执行的核心因素是政体类型和官僚体制的有效性，而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的学习能力则是重要因素。与战略动员相同，政体类型和官僚体制的有效性深刻影响到战略执行的方式，因而是核心因素。特别是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对战略执行的影响尤为巨大。一个高效迅速、合作无间的官僚集团能够保证战略按照原先的设计运转。如果官僚组织内部分裂，各个组织和部门仅仅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则往往使战略政策偏离既定轨道，造成战略政策的失败。政体对战略执行的影响大致和政体对战略动员的影响类似：政策的实施在不同政体里有很大区别。国家的学习能力则关系到战略行为执行后的调整和修正，国家学习能力弱会影响到国家的战略灵活性，因而它属于重要因素。精英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关系到战略执行的具体运作，并可能影响到具体行为的成败，因此也属于重要因素。
（二）同一因素在战略行为各阶段的作用方向不同
表1-5表明，在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同一因素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但是，表1-5仅仅描绘了独立看待每个因素时的情景。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因而构成了复杂的系统。
这些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只能留待后续的工作中再进一步探讨。在这里，我们选取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做一个简单讨论，表明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对不同阶段的影响的方向以及大小都可以不同。
强多元国家中的精英是统一的，政体安全程度高，其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都非常强。这意味着强多元国家容易团结起来采取强硬措施应对外部威胁。相比之下，强多元国家却不容易团结起来发起战略安抚以构建合作。这是因为，在多元国家中，反对党的存在意味着任何战略安抚的尝试都会被反对党冠之以对敌人的懦弱，因为战略安抚的尝试经常意味着妥协和退让。
因此，尽管强多元国家有能力进行战略安抚（特别是当温和鹰派或鸽派当权时），但是它很少主动发起战略安抚。总体说来，只有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时，多元国家才可能主动发起战略安抚。
弱多元国家的政体安全程度低，精英通常是分裂的。弱多元国家中央政府的能力也相对弱小，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力量相对强大。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的能力相对弱小和政体安全程度低，如果外部威胁和安全压力非常大时，弱多元国家可能会考虑妥协和让步的行为。然而，弱多元国家的精英又是分裂的，且一定会有反对党攻击妥协和让步的行为以获得选票。因此，弱多元国家在妥协和让步问题上也很难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因为国家能力的低下，弱多元国家很难有效地坚决抵抗外部威胁。因此，弱多元国家可能既不能很有效地构建合作，也不能很有效地坚决抵抗威胁。
强一元国家的政体安全程度高，中央政府的国家权力相对较大。在战略行为的四个阶段，强一元国家在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上会有一定优势，但是在战略决策阶段，领袖的偏好和个性对战略决策影响非常大。在战略评估阶段，一些同领袖的偏好与个性相悖的意见可能会受到压制，因而战略评估可能不够客观全面。较之于强多元国家，强一元国家缺少社会掣肘，寻求与对手合作时所面临的危险性较小，因而相对容易妥协。换言之，一元国家比多元国家更适合达成战略安抚与合作。
从冷战经验看来，缓和对抗的倡议基本均由苏联率先提出，而非强多元国家美国。另外，较之强多元国家，因为缺少社会和反对派的制衡，强一元国家也更容易执行业已达成的协议。冷战结束阶段的历史似乎也支持这样的理解。
在弱一元国家中，虽然国家政体是一元的，但其政体安全程度低，中央政府的能力很弱。总体来说，弱一元国家的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国家权力被地方政府分享。因而，在制定和执行一个统一的战略政策时，弱一元国家往往存在巨大缺陷。在战略决策阶段，弱一元国家尚可依靠国家领导人作出决策，但是在战略评估阶段，弱一元国家就很容易出现差错。特别是在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阶段，弱一元国家的中央政府因为缺乏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掌控能力，难以使战略得到贯彻。战略动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社会作为支撑，以保证整个国家的官僚体制运行畅通，但是弱一元国家中脆弱的中央政府显然无法担此重任。同理，战略执行也是需要国家作为一个体系才能够有效运转。弱一元国家很难满足这两个阶段的要求。
对战略行为的深入研究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然而战略行为都是复杂的体系，面对这样一个复杂体系，我们需要更好的分析工具。鉴于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缺乏一个基本分析框架，本文在批判和吸收当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首先，我们强调，战略行为包括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四个阶段。其次，我们强调在不同阶段，不同因素塑造国家的战略行为，而同样一个因素在不同阶段其作用的方向和大小也是不同的。
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之多元，互动关系之复杂，给构建理论带来了诸多困难。要在短时间内构建一个精致、解释力强大、因果关系明晰的理论框架并不容易。从这一点上来说，本文提出的初步分析框架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我们认为，未来对国家战略行为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首先，针对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建立不同的解释模型。构建战略行为的宏观统一模型（或理论）非常困难，但是针对每一个阶段，则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中层模型（理论），通过几个精致的中层模型（理论），串联起战略行为的宏观模型（理论）。其次，厘清不同因素在同一阶段、相同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机制，构建更加机制化的理论。再者，鉴于案例研究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建立一些主要大国和重要国家的战略行为数据集，然后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考察各种因素对这些国家的战略行为的影响，再用定性（案例）研究来更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对战略行为的影响。
最后，尽管我们这里的讨论有了一定的动态性，但对于判定其他国家的战略走势仍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动态的分析框架和模型。
在理论层次，我们认为下述几个方面是能够产生突破的。首先，在战略研究中，传统的“制衡”与“追随”二元论已经不再有价值，我们需要更加精准地对战略行为进行分类和定义。
其次，构建战略合作的理论。当前战略研究中的一个特点是对冲突过于关注，从而忽视了对合作理论的研究。从学术积累的视角看，加强对战略合作的研究可以突破当前的局限，从而产生新的理论增长点。再者，理解他人的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归因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内部纬度的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以及外部纬度的盟友和敌人的多寡、国际趋势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但总体说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过于简单，其面对的情境也过于简单。因此，国际政治和战略学者必须发展出超越社会心理学的、能够应对复杂体系的归因理论。
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