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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海上力量的诞生、成长、受挫、重振、发展，大致上分成四个历史阶段。它们分别是：一、路易十四时期，二、相持时期，三、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四、美国独立时期。下面逐一介绍。
法兰西帝国的起始端较为模糊，远溯可及1453年—该年英法百年战争（1338年—1453年）结束，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统一国家，在大陆上战胜英国；近溯可定位在1598年——该年宗教战争（1562年—1598年）结束。
经过百年战争和宗教战争，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生机勃勃的国家；法国的政治结构和法兰西民族精神，经受了剧烈的动荡和重整；国王的威望和权力大增，他成为法兰西国家的化身，有了任其支配的国库收入和常备军队，还能利用不断强化的民族整体意识——一种泛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新教运动在法国全国范围的失败，使荷兰式的议会民主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都未能在法国扎根——恰恰相反，17世纪的法国，走向了另外一条中央集权的强国之路。
枢机主教黎塞留（1585年—1642年）的三面肖像画。他曾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他积极倡导国家绝对的权力，创建了一套以法国民族利益为重的外交政策。
传统意义上的陆上强国，其崛起通常要靠几代贤明孔武的君主接力来完成。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连续跳跃。路易十三（1610年—1643年在位）在枢机主教黎塞留的鼎力相助下，确立了法国政治哲学的神圣准则，即“国家利益”：国家的需要和国王的专制权力是一致的，缺一不可。为保证专制权力，必须加强中央官僚机构，选拔和培养忠于职守的可信赖官僚。法国的这套文官制度无论从效率还是延续性上，都大大优于西班牙帝国的贵族制度：黎塞留限制大贵族作为顾问对国王的影响，禁止贵族世袭特权，降低了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些做法都保证了法国的统一和强大，使之在欧洲舞台上以前所未有的气概和活力上演了一出出好戏。
1697年，法国人口已经有1 900万。经过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商业贸易，政府税收增加，国库充足。在对西班牙的30年王位继承战争（1618年—1648年）取胜之后，整个欧洲大陆上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堪与法国相抗衡。
现在，结合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和海洋谋略，来分析一下路易十四执政时期法国的成败得失。
当法国政体的总设计师——枢机主教黎塞留——于1642年去世时，他已经建立了一套可供后继人使用的运转有效、成绩卓越的方法和政策。次年，路易十三去世，他的继承人路易十四年仅五岁，于是大权落在贪婪腐败的枢机主教马萨林手中。法国国内原有的矛盾不断激化、暴发，法兰西动乱不休。
路易十四是历史上少见的拥有雄才大略的君王。枢机主教马萨林死后，路易十四在1661年掌握了全部王权。他发誓不让孩提时代目睹的动乱重演；在内心深处，他想成为查理曼大帝那样的人，并重建神圣罗马帝国。作为国王，他每日勤奋工作，事必躬亲，绝不依赖大臣，决策时充分体现了他自身的威严。他修建了壮美绝伦的凡尔赛宫，在宫廷中以令整个欧洲惊讶的方式培养出社交礼仪和时代风尚。
全欧洲都在效仿法国皇家的风范。欧洲的每个国王、小王侯、贵族都纷纷模仿凡尔赛宫来建造自己的宫殿和别墅。制造精美针织品和豪华家具摆设的工业发展起来了。奢华工艺品的买卖十分兴隆。雪花石膏雕刻、彩色陶瓷、镀金木器、金属制品、印花皮革、丰富悠扬的音乐、辉煌的绘画、美丽的印刷品、诱人的美食、醇香的葡萄酒、在家具和镜框边上彩绘的“绅士”、假发、紧身裤、鲸骨架长裙，高跟鞋、高发髻……这一切，在今天和当时都被称为“路易十四风格”。“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影响远及寒冷的斯德哥尔摩和封闭的莫斯科，只是在这一切奢华高雅的光影下，无数怨恨、阴沉、瘦削的法国农民和市民看不到“伟大君王”的光芒，也看不到他那些吞噬了无数金钱的走廊、挂镜、花坛、喷泉和园林。
路易十四创建了法兰西科学院，奖励文学、艺术、科学上有突出成就的人。他常把诗人、剧作家、哲学家、科学家请到宫中，从而影响了欧洲王室的风气。
路易十四幸运地获得他的财政大臣吉恩·柯尔伯的鼎力相助。柯尔伯聪明绝顶，在财政上既严谨又灵活：他深知财政不仅是预算，而且还包括正确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柯尔伯把法国传统经济从“重农主义”转型到“重商主义”，引进外国工匠，开设手工工厂，并予以减免税收政策。从此，法国不再需要花重金进口威尼斯的水晶珠宝、意大利丝绸、西班牙武器、荷兰纺织品，反而大力向欧洲出口。他对国王垄断的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北方公司（波罗的海）以及中东公司进行创新和改革，使得商贸极其发达，产品远销海外，为国王积累了无数资金。
图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年—1715年）于1667年参观法兰西科学院的场景。路易十四国王把自己看作欧洲专制君主效仿的榜样。他曾宣称“朕即国家”。
柯尔伯本人十分理性，并不热衷于扩张，但国王喜欢扩张，于是，国王便成为法国海军的缔造者。他办起了一系列冶炼厂、造船厂、大炮武器厂、火药厂、纺织厂（为军舰制作帆布）、工具厂、车辆厂……使法国造船业完全立足国内，并达到当时欧洲的最高水平。他拨出大笔经费资助海军。在他的资助下，法国舰船的设计工作实现了科学化和规范化，远远超过了当时英国那种相当随便地按实践经验实施的舰船设计。
在世界海洋上很快便出现了276艘挂着百合花旗帜的王室战舰，它们的规模都是标准化的。而当时英国军舰则大小不一、规格不整。到1683年柯尔伯去世时，法国海军可以在公海上与任何强国的海军相抗衡。6年后，柯尔伯的良苦用心终于开花结果，法国战舰在数量上已赶上英国和荷兰联合舰队。由于铸炮业、火药制造业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当时法国制造的大炮被公认为欧洲最好的大炮；法舰的火力、速度往往优于英舰。
即使如此，法国海军在达到增长的顶峰时，也开始了不可逆转的向下滑落。因为它始终有两个不可克服的天然障碍（后来，德国和俄国海军兴起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首先，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军事发展中，海军经费永远受到陆军的竞争。它的双重国家利益（陆地上和大洋上）使它不得不偏重大陆，求得陆、海的一个大体平衡。因此在一个长期的战争或发展过程中，海军肯定得不到它的战略需要的足够物资和人才、兵源。
其次，法国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它同时面临大西洋和地中海，但这两片海洋又被西班牙所分割。历届法国政府都必须将其海军分为大西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分别驻扎在西岸的布勒斯特和东南岸的土伦。
法国插手英国王位继承战争，勾起了英法世仇。此后几近两个世纪，英法一直处在战争和对峙状态。英国海军的战略完全抓住了法国这两个致命特点：首先，与法国在欧洲的敌人和对手结盟，迫使法国连续地保持在欧洲大陆花耗巨额军费，弄得民穷财尽，导致社会动乱、政府虚弱；其次，分别打击法国的两支舰队，并阻止它们联合起来。为此，英国一直占领直布罗陀，并在那里保持兵力和舰队分割法国海军。在英法战争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人达到了这个目的。
作为一个领土大大膨胀的帝国，如何保持并消化这些成果，并长久地保住霸主地位，路易十四面临着许多帝国的前车之鉴。他必须审慎地选择盟友、确定敌人——一步之差，则足以酿成千古之误。
在这个国运攸关的大事上，路易十四犯了一系列错误。错误的核心是：联英攻荷而不是联欧抑英。
国王的政策反映出他个人的贪婪、短视、实用主义、典型的大陆主义，以及没有长远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谋略。这些错误政策的后果，是将一个集几代人之功而勃然兴起的法兰西帝国渐渐地葬送掉了。
表面上看：与强大的英国结盟，反对相对弱小的荷兰，从军队、舰队、物资、商业利益上看，都属利多弊少。路易十四正是如此谋算的。他利用英国的海权野心并使之加盟。当英国舰队击败荷兰海军之后，强大的法国陆军就进攻人数少、装备差的荷兰陆军和民兵，夺取荷兰领土，把荷兰削弱到二流国家的地位。从此，在欧洲将永远无人能与法国争霸。一旦此目的达到，法国将联合整个欧洲的力量向英国挑战；如果战而胜之，法国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帝国，重温昔日罗马帝国辉煌之梦。
此如意算盘看似合理，但其致命之处在于重犯了当年西班牙王室的错误：对英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英国在欧洲大陆政策上，几百年始终奉行这样一条原则：永远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的一个国家。国家的政体、政党、国王可以改变，但这一原则永远不变。
中国有句古训，叫作“狡兔死，走狗烹”。路易十四联合英国对抗荷兰，就使自己成为了“欧洲最强的国家”，必然成为英国攻击的目标。法国毕竟是一个陆上强国，与英国在大洋上争霸尚力不从心，而且英国将联合欧洲大陆上其他反法国家（由于路易十四东征西讨，奥地利、西班牙、荷兰、瑞典和几个日耳曼国家早想联手抗法）组成反法同盟。法国再强大，在长期对抗中，也打不过众多反法国家的联盟，而且一旦失败，裂土丧权、赔偿军费，就很难有翻身之日。
如果路易十四能将眼光放长远，能对欧洲政治军事局势的纵横捭阖、发展变化洞察先机，采取与他的军事、外交政策相反的路线，即：以盟主身份，联合荷兰，提携日耳曼诸国，与奥地利平等相处，对瑞典保持警觉，取得教皇和西班牙支持——形成一种联欧洲以自重之局面，那么，法国将获得巨大的工商业利益和贸易利润，并从欧洲的和平发展中获得最大的经济发展和工农业利润，进而逼迫英国签订一种双方均有利可图的商贸、金融、海运、海关、投资、进出口等一揽子协定，将法国的文化、制度、人口、创新性、激情与英国的政治民主、工业革命、海外殖民、科技等优势结合起来，达到兼收并蓄的目的，那么，路易十四将被视为法国乃至欧洲的英雄而载入史册，成为名副其实的“太阳王”。
然而路易十四贪婪而短视：先是联英攻荷，招致荷兰的长期憎恨，后来荷兰以自己最好的舰队和雄厚的财源投入反法联盟——奥格斯堡反法联盟（由奥地利、西班牙、瑞典和几个日耳曼国家组成）；接着，路易十四插手英国王位继承战争（1689年—1697年），迫使英国贵族和商人迎来荷兰奥伦治王室的威廉亲王和他的妻子玛丽（原英国国王詹姆士之女），结果导致英荷两国处于共同统治下，携手抗法。
法国不得不应付两个消耗巨大的战场：大陆战场和海洋战场。路易十四巨大的个人声望、庞大而高效率的行政和军事机器、西欧任何君主都不曾享有的专制权力，以及他对权力的独特理解，加上积累的许多成就和胜利，使他误以为能同时应付两个战场而有余，因此，采取了错误的谋略。
这种两线作战的错误，后来的拿破仑、德皇威廉、希特勒、日本军阀们也一再重犯，最后皆以大失败而告终。
总而言之，法国的谋略应取：联欧制英，以经济发展取得综合国力优势，不战或少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次兵伐交”。
好大喜功的路易十四处在权力和威望的顶峰，当然看不到这些，他的指挥和谋略也难以融入东方色彩。他沿着自己的好战之路走下去，把一个兴旺发达、雄踞西欧的法国，弄得民穷财尽、一片破败，最终导致爆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其实，路易十四时代的英国海军处于相对衰弱时期，联欧抗英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
英国自克伦威尔于1658年去世后，忙于王朝复辟，应付国内局势，渐渐放弃了大海军思想和在海上炫耀武力的做法；同时许多战舰废旧腐蚀，最富有经验的一些海军将领先后去世，军官转业、军队裁员，此时的英国几乎没有什么海上雄心和抱负，是皇家海军最虚弱的一段时期。
1666年6月1日到6月4日，英荷海军主力在北海南部激战，此役又称“四日海战”。荷兰海军先后投入3万兵力和装备6 000门火炮的大舰队，击沉“皇家查里士”号等17艘英舰，英海军阵亡官兵8 000余人；1667年6月12日夜，海军上将赖特率领的荷兰海军在夜黑风高时，乘潮水大举突入泰晤士河，火烧英国舰队，使英国人蒙受奇耻大辱。
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饱经革命、宗教斗争、战乱、王室更迭等沧桑，国王、议会不断分权，皇室、党派、贵族、资产阶级和平民为一己之利纷争不休，既无雄心，又无金钱去争霸于世界海洋。这时的英国，在整个欧洲近代史上是最虚弱的时期，为它的竞争对手们尤其是法国提供了一次又一次可乘之机。
英国海军的劣势还在于它的战术呆板而保守。在侧舷实心弹火炮帆船时代，英国舰队应采取何种海战战术争议颇多，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混战”，即在有利时机不应受纵列队形的束缚，集中火力歼敌；另一派即所谓“正规”派，坚持在整个战斗中保持纵列队形。
这种“正规”派和“混战”派的争论贯穿在长期的英法战争中。在英国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国在比奇角海战（1690年）中使用了“混战”战术，结果失败了；法国在巴夫勒尔角海战（1692年）中使用了“混战”战术，也失败了；在接着发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军在直布罗陀防卫战中使用“正规”战术，保住了直布罗陀。
根据这三次战争，英国皇家海军正式确立了“正规”战法，并把它载入海军部《永久战斗条令》（简称《条令》）中。《条令》规定，在任何战斗中，英军指挥官必须以编列形式作战，而且要以纵列队形与敌舰交战。《条令》由军事法院严格监督执行，违者严惩。一些英国海军高级军官曾在实战中权宜处置，没有严格遵照《条令》，结果不是丢官（海军上将托马斯·马修斯因1744年的图伦战役而被免职），就是丧命（海军上将约翰·宾在援助梅诺卡岛之战后，因不遵守《条令》而被军法处决）。
英国虚弱时，不去想法抑制它；等它恢复了强大，不去与它平等相处保持和平，反而愚蠢地向它挑战——路易十四种下的失误种子，法国要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品尝其苦涩。
路易十四死后，法国政府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衰落。英国乘机利用其海上力量优势，在全世界到处扩张殖民势力。
1726年，红衣主教弗勒里主政，他采取了一系列明智的外交和内政政策，加上工业革命、生产力增长、商贸繁荣，仅1716年—1787年间，法国的海外贸易额就增加了5倍。1780年，法国商船队已有2 000余艘船只，人口也增加到2 600万人，法国渐渐恢复了实力。同时，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等国也迅速崛起，欧洲出现了多个力量中心，列强之间的角逐又开始了。
1756年，英法重新开战，这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因持续时间而被称为“七年战争”。
“七年战争”期间，法英之间爆发了多次海战，因而也涉及许多战略、战术和谋略问题。法国作为一个陆上强国，必然存在国家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又分成两方面：国土防卫和领土诱惑。
以18世纪中期法国的实力，防卫国土绰绰有余。那么，富余的精力如何使用，就是关系国运、长远的战略问题了。法国在实业商贸兴国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终究抵挡不住欧洲的领土诱惑，于是就加强陆军以参与欧洲列强角逐战争。因此它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海洋谋略就产生了巨大、严重的偏差。这一偏差最终导致法国从1750年至今的两个半世纪中，无论做出多少努力，也只能屈居欧洲二等强国的地位。
像威廉·皮特这样的英国政治家和马汉这样的海洋谋略家，对这个形势真是看得一清二楚。
法国应采取的方针是：利用难得的“弗勒里和平”，进行国家利益、军事战略的大调整，把扩土殖民的外延扩张战略有步骤地转变成内涵式的结构强化战略，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产业兴国、科技兴国。
法国军事战略的调整本应走把单纯陆军进行转型，从而使陆海军平衡发展的道路。在海洋谋略上，针对英国皇家海军士气高昂、技术熟练、战斗力强的特点，法国应发展海军武器装备技术。当时，法国拥有欧洲一流的大科学家和实验室，如数学家拉普拉斯、化学家拉瓦锡等。只要政策得力，法国人完全可以发明或改进、完善当时或稍后流行于世的各种海陆军新兵器，如水雷（1777年美国独立战争中已经使用）、蒸汽机船（1690年法国物理学家就曾提出设想，被造船师当成无稽之谈；1783年，法国的达班侯爵曾造出一艘明轮蒸汽机船；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成功并实用化）、螺旋桨推进器（19世纪已有各种形状的螺旋桨和试验水池）、潜艇（18世纪有几十艘不同的试验潜艇下水，富尔顿还专门为拿破仑造了一艘潜艇）、线膛炮技术（虽然发明者实现于19世纪，但18世纪就有人提出构想）、开花炮弹（即爆破弹。虽然法国炮兵军官亨利·佩克桑实用于1824年，但18世纪就有许多类似发明，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标准化武器加工（这本来就是法国人之特长）、后膛装药的枪炮（法国人有此发明，但未能实用化）、铁甲舰（虽然在1861年—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首次使用，但一个世纪前，法国工业和造船业完成铁甲包覆木壳舰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当时广泛采用包铜皮船底）等，此外还有旋转炮塔、鱼雷、先进蒸汽机等也是如此。
以法兰西民族的聪明才智，以当时法国的工业技术力量，用并不很多的投资，就能装备和改进一支全新的海上武装力量。这些新装备、新技术足以使英国两百余年的海上操船技术、炮术，以及那些花费高昂的旧式木质风帆战列舰形同废物。如果法国走上这条道路，以它的综合国力，将能傲视天下，英国能与之比肩就相当不易了，更谈不上赶超。这种政策和战略只要积累30年，整个欧洲的形势和游戏规则都将为之大变。但很可惜，新技术、新装备在当时的法国保守军方和保守政治家看来，多少有点可笑，觉得它们像小孩子，前途未卜，远不如传统的技术、政策、谋略能给他们带来荣誉和权力。
富于幻想的法国精英们，在这方面显得相当缺乏想象力和实践精神，远不及他们在建筑、宫殿、舞会、轻喜剧、服装和装饰、家具、文学、艺术、绘画等方面那样灵气十足、勇于创新。其结果就是让比法国人略显呆钝的英国人、普鲁士人、美国人，甚至奥地利人和瑞典人占尽先机，抢先采用了先进技术、战术、装备。用一位英国议员的话来说就是：“英格兰如果不采用这些机器，必败无疑。”
一位传统的基督教的欧洲君主，一位在路易十四辉煌成就阴影下的法国国王，周围有那么多复杂的官僚、贵族、僧侣、利益集团缠绕在一起，欲想挣脱统治欧洲数百年的哈布斯王朝的羁绊，或想做出大的战略调整，困难实在太大了。路易十五只能随波逐流，半是被迫、半是情愿地参加了“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在海洋上，法国与英国打了一些败多胜少的战争，它眼看着机会渐渐从手中流走，最终把世界海洋的制海权拱手交与英国人。
“七年战争”由北美战役（在今加拿大地区）、诸圣群岛海战（在加勒比海）、梅诺卡岛之战（在地中海）、印度之战、拉古什和基伯龙湾海战（在欧洲大西洋水域）等陆战和海战组成。
在海上战斗中，英军恪守《永久战斗条令》，给法国海军以可乘之机。法军针对英军编制战斗队形和实施攻击时需要反复操纵帆船机动，利用法国火炮射程远的优点，发明了“射击帆索”战术。用火炮和特制的炮弹射击大面积的帆索和船桅，能大大降低甚至破坏英舰的机动性，迫使它纵有好的炮手和水手，也无法编队、抵近射击和追击。而这几项是英国皇家海军用几个世纪时间形成的优势。
1756年梅诺卡岛之战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战例。法军舰队掩护乘运输舰的陆军去攻占地中海上英军据守的梅诺卡岛。加里森尼尔侯爵率领12艘法舰与约翰·宾海军上将率领的13艘英舰几乎打成平手。英舰在攻击时由于信号混乱并受《永久战斗条令》束缚，遭到法军沉重打击，交战中英军由于分舰队的6艘军舰桅具索具严重损坏，整个舰队无力追击敌人。法军大举登陆，攻占要塞，英国守军投降。宾上将由于失职被法庭判处死刑，内阁被迫改组，让一位后来像丘吉尔一样的大臣威廉·皮特任陆军大臣。皮特获得对所有陆军和军舰的控制权后，以他有远见的战略眼光和充沛的精力，使英国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除梅诺卡岛之战失败之外，英军在其他战场上大多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胜利。
在北美，英军在舰队配合下，于魁北克击败法军，占有了加拿大。
在欧洲水域，英军取得了拉古什湾和基伯龙湾海战的胜利，消除了法国舰队对英伦本岛的威胁。
在印度沿海的作战中双方打成平局，但法军失去了陆上后勤补给和军舰维修基地，最终放弃了印度。
英军在加勒比海群岛上投入了相当大的陆海军力量，旨在获得这些岛屿的经济利益。经过长时间战斗，英军击败法军，占领了法属诸岛，并与西班牙交战，进而占领了古巴。
1762年，英国又从西班牙手中抢到了菲律宾。
1763年《巴黎和约》签订时，英国已经实现了皮特深谋远虑的计划，达到了它帝国事业的巅峰。这座巅峰的基石，就是它航行在世界海洋上的皇家海军舰队。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战胜法国后，它所处的地位与法国来了一个交换。它变成了一个包袱越背越重、肩负全球利益的世界性帝国。它的战线大大延伸，薄弱之处时时显现。北美十三州的独立战争就爆发在英国脆弱的统治链条上。
美国独立战争中，乔治·华盛顿的陆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英国依仗海军把军队调来调去、机动作战，并未被打败。英军转移到南方，取得了一些战果。华盛顿无能为力，十分悲观。
1779年年初，德·拉斐特侯爵从美洲殖民地战场返回法国，力劝法国政府出兵援美。希图复仇的法国政府终于决定派出陆军和海军舰队赴美参战，支援殖民地抗英。罗香波将军和德·格拉斯海军上将分别统率法国陆海军出征。
在“七年战争”中，法国丧失了许多海外殖民地。但卸掉这些海外包袱后，经过10余年调整，法国的军事力量不但未衰落，反而有了增强，尤其是海军力量，法国舰队中的军舰航速超过了英舰，火炮射程也在英军之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海军中终于涌现出一批如德·格拉斯那样堪与英将匹敌的优秀将领。在20余年的战斗和训练中，法国水手和炮手的水准、技术、耐力和士气也有提高，缩小了与英国海军的历史性差距。英国海军在全球海洋上力量的分散和削弱，与法国海军整军经武后的崛起，一弱一强，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过程中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1781年9月，法国舰队在德·格拉斯海军上将指挥下，掩护华盛顿陆军部队，在切萨皮克湾与英军舰队展开了激战。英将格内夫和胡德死守《永久战斗条令》，队形呆板，法舰指挥灵活，兵力也占了上风。英舰队被迫撤回纽约，抛弃了约克镇上的英陆军康华里思部队。在美法联军的猛烈攻击下，英军投降，华盛顿取得了独立战争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北美十三州终于获得了独立。这也是数世纪法英海上战争中，法国取得的最有意义的一次胜利。
此役之后，英国海军作了深刻反省，后来在加勒比海诸圣群岛海战（1778年韦桑岛海战，1779年格林纳达海战）中渐渐突破了《永久战斗条令》的束缚，舰队司令获得了实战指挥中的自由；在肯彭费尔特战术信号系统实用化后，海战指挥更趋灵活，皇家海军逐步走上了越战越强的胜利大道。
反观法国，它始终不缺乏一流的战舰和海军武器装备，它缺的是像英国海军里那些代代相传的各级优秀军官。英国地处岛国，它的水手、渔民素来剽悍，招募、选拔、提升海军军官较为容易，而法国就缺乏这种条件。这个客观差距只有建立专业化的海军院校才能弥补，如1845年美国建立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位于马里兰州）。法国曾设立法兰西科学院，但几位法国君王竟然从未想到设立海军学院。等到19世纪醒过梦来，法国国力已然不济，虽然其也成立了著名的波尔米克海军学校，但为时已晚，各种补救措施都难以挽回大势了。
法国大革命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内战和外战频繁，政府无暇顾及海军和海外事业，法国的海上力量急剧衰落，几乎没有像样的舰队，海军形同虚设。到督政府时期（1794年—1799年），政局渐渐平稳，法国又像它历次表现出的伟大生命力那样，凤凰涅槃般地重建了海军，并且恢复了一定的实力。
拿破仑·波拿巴获得权力（1799年）后，开始了一系列的陆上征讨，并接连获得胜利。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士气高昂的平民士兵和军官，加上拿破仑的天才战略战术，使法国陆军几乎成为欧洲大陆上所向披靡的常胜军队。拿破仑巧妙地使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所取得的领土、权力和财富，使路易十四只能望其项背，整个欧洲都在拿破仑的大炮下发抖。
拿破仑又一次处在如何征服古罗马帝国旧有疆土，进而称霸世界的战略选择门槛上。
拿破仑明智地认识到，他征服欧洲和世界的最大障碍不是别人，正是英国。英国的最强大之处，就是它的皇家海军。
在当时，英国处于鼎盛时期的风帆战舰经过多年改进，已经发展出“战列舰”这一特殊舰种。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装有纵帆设备的高大船楼被淘汰了。军舰降低了重心，提高了速度；船帆也大大地得到了改进；首部纵向三角帆和桅杆之间的支索帆因效率高而大大增加；横帆的驱动力也因增加了翼帆而加强。满帆时，一艘大型军舰可以挂36面帆，以10节航速前进。军舰采用铜皮包船和铜抓钉阻滞海洋生物在木壳上的附着，提高了船速。战列舰真正成为海战中的王者。它长80米，舱面甲板下面的巨大舰体上有3层火炮甲板，共装有100余门大炮。旋转火炮齐射一次能发射半吨炮弹。弹种有实心铁弹、霰弹、链弹（专门射击帆樯索具）、火箭、灼热弹和各种铁钉铁片。火炮设有挡水炮门。每艘战列舰可容纳乘员约600名。除装载大量弹药、粮食、淡水、酒、咸肉等补给品外，它还常运载活牛、活羊和活鸡鸭等。
英国在19世纪初是真正的海上霸主。到1803年1月，它拥有第一线战列舰30艘，巡洋舰和50门炮船86艘。此外，预备役中还有战列舰76艘，巡洋舰和50门炮船49艘。而拿破仑累遭重创的法国海军只剩23艘战列舰、25艘巡洋舰，以及17艘相当于50门炮船的中型巡洋舰。
拿破仑解决英国问题的方法是登陆英伦，利用步兵和炮兵优势直接打击英国陆军，占领英国，彻底解决后顾之忧。多佛尔海峡边的布伦兵营是入侵英国的前进基地，拿破仑的大军长期驻扎在那里。法国皇帝扬言：“只要出现三天大雾，我就可以成为伦敦、英国议会和英格兰银行的主人。”
但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仍然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尽管半个欧洲的造船厂都在为拿破仑建造军舰，但他却没有身经百战的海军上将和大批富有经验的舰长和军官。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最优秀的法国陆军，但并未能造就与之相称的法国海军。
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利用他的卓越陆战谋略，企图像指挥陆军一样调动指挥海军。这就出现我们一再提到的陆战谋略与海洋谋略的相容和相异问题。
拿破仑的海上作战计划从纸面上看相当出色，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针对法军舰队相对较弱（英军拥有战列舰240艘、巡洋舰317艘，法军拥有战列舰103艘、巡洋舰55艘）的现状，法军采取分散诱敌的机动战术。以维尔纳夫为统帅的法军土伦舰队突破封锁，从地中海前出到大西洋；米赛西指挥的罗什福尔舰队（大西洋舰队）也实施突围，与土伦舰队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海域会合，骚扰那里的英国殖民地，诱使英军主力西调加勒比海，分散英法海峡区防务。然后法国舰队利用时间差杀回海峡，袭击数量上占劣势的英国海峡区舰队。只要调虎离山成功，云集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西部港口的千百艘平底船将运载拿破仑的大军渡过海峡在英国登陆，法国陆军将击败英军、攻占英伦。
但这个计划在执行上有致命的弱点，尤其是它的后半部。由于法国海军已近20年未在大洋上与英军进行过成功的战斗，无论是单舰还是舰队的战斗力都令人怀疑。1789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敌视法国，千方百计破坏法国海军，常年将法国舰队封锁在海港中，使之得不到实战机会；而海战的炮术和驾船技术在战斗中至关重要。即便一切执行顺利（在无线电发明前的通信手段下，协调舰队是非常困难的），维尔纳夫和米赛西的联合舰队能否全歼一支单独的英军舰队（它们在海峡地区有好几支之多）？全歼单独一支英国舰队之后，是否意味着法国海军就能取得海峡区制海权？（如果其他几支舰队联合起来，或纳尔逊的追击舰队及时返航投入战斗）冒险在英国登陆后，英舰队主力会不会在海峡区或港口消灭运兵后的空船（像1798年埃及阿布基尔战役一样，该役中纳尔逊几乎全歼了拿破仑的登陆舰队，害得拿破仑远征军孤军留在埃及），或把法国陆军困在滩头？对这些疑问，拿破仑全然不顾。他自己一贯爱冒险，在众寡悬殊的劣势下屡打胜仗。他甘愿去冒险希图侥幸取胜。
这是法国画家雅克·路易·戴维作于1801年的拿破仑骑马肖像画，描绘的是1797年4月拿破仑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情景。
无奈海上不比陆上，冒险的结果就是特拉法加海战。
特拉法加海战以英军大胜和法军惨败而告终。事实终于证明了法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英军，连18世纪中期的水平也没有达到。法军曾多次遇到好机会，但由于维尔纳夫害怕纳尔逊，未能在加勒比海区域拖住英军纳尔逊舰队。他的返航，又带回了英军主力，并使英军正确地判断出拿破仑的登陆意图。拿破仑战略意图被识破后，绝大部分英舰集结在海峡水域，使法军登陆的航渡几乎不可能。
海战在爆发前，早已失去其战略和战术意义，成为一种流血惨重的浪费。1805年7月22日维尔纳夫与英将考尔德率领的分舰队在维哥湾附近打了一场接触战，法方兵力占绝对优势（20 ∶ 15），却有两艘法舰投降——说明法舰被长期封锁在港内，无法操练并获得实战经验，故无力破敌。英军炮手操炮熟练，平均每门火炮射速为法军的两倍；英军舰船在战斗中以一顶二，而且设计精度、指挥能力、战术协调能力和士气均远高于法军。维尔纳夫在日记中写道：“在浓雾中，因为我方舰长对战斗和舰队战术完全缺乏经验，除了紧跟前面的船只以外，并无其他良策。在此，我们已成欧洲笑料。”
维哥湾海战后，维尔纳夫继续北上，竟然误将与他会合的阿里曼德舰队（原米赛西舰队）当成敌人的舰队，掉头南逃，放弃了合兵一处兵力暂占优势的良机（连拿破仑也不胜遗憾地说：“维尔纳夫丧失的机会实在太大了！”——他只需要一个短时间局部的制海权就敢进行航渡登陆英伦，可惜连这个机会也让维尔纳夫丢掉了）。法军统帅临阵怯敌、畏战之心若此，海战的结果早已一清二楚。
惨烈的特拉法加海战发生在1805年10月21日，英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33艘战列舰中，12艘被俘，1艘烧毁，7艘彻底丧失了战斗力；联军死伤被俘14 000人，英军只死伤约2 000人，但纳尔逊上将在该役阵亡。正是因为纳尔逊放弃了陈旧的英国海军队列战术，采用分段机动队列英军才取得了该战役的辉煌胜利。
特拉法加战役对拿破仑的打击极大。他无法克服征服世界的障碍英国，只得又到欧洲去开疆拓土——进行一场又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无论胜利还是失败，这些战争都激怒并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敌人。法国陆军无论多么骁勇，统帅本人无论多么富于智谋，迟早会在全欧洲的重压下崩溃，重走路易十四的老路。正如马汉所说：“对于英国这些遥远的、遭受风吹雨打的舰船，拿破仑的‘大军’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正是这些舰船挡住了他们统治世界的道路。”
而英国却通过特拉法加海战的胜利，登上了“日不落帝国”的宝座，成为世界头号海洋强国。
特拉法加海战及其前期的战略和战术行动充分说明：海上霸权只能在长期实战中打出来。不经过许多小型、中型的战斗，光以军舰、火炮数量来衡量海军力量，只能误军、误国。要有一个平衡的陆军和海军，一个平衡的大战略；要善于从海洋谋略角度看待战略问题，善于从长远的、多种角度上去看待战略问题——这些都是特拉法加海战留给世人特别是法国人的深刻教训。
拿破仑战争之后，法国王朝复辟，国家动荡、政治衰微。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已不再是欧洲头等强国。由于经费不足，法国再也无法维持一个像样的海军舰队。随之而来的是海外殖民地渐渐被别国蚕食，政治、经济、商贸利益都受到削弱。自豪气盛的法兰西，终于无法在全球舞台上全力施展自己的抱负。
回想自查理曼大帝（768年— 814年在位）以来，法兰西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工程、哲学等领域不知出了多少巨人、英雄和明星，然而在海洋事业上却屡遭败绩，令多少法国人感慨唏嘘，一掬英雄末路之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