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欣赏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格列柯、维拉斯开兹的作品，你会注意到它们所表现的浓厚的宗教和王室主题。反观荷兰画派的卢本斯和伦勃朗的作品，就是一派民俗和小人物的风情了。这两种画派的风格就像西班牙与荷兰的政治、经济与海权的主调。
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血战中诞生的尼德兰北方诸省，被称作荷兰。它采取了与西班牙封建专政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并且以新教（加尔文教）抗衡天主教；国家有三级会议决策；贵族和资产阶级以联邦式的共和制执政。原来尼德兰就有发达的制造业和商业，独立以后这些产业更加繁荣，毛麻纺织、冶金、渔业、金融一片兴旺。荷兰造船业居欧洲第一。西班牙的大帆船，以及英国内河的平底船、运煤船、渔船均为荷兰所造，造价仅及英国的一半。荷兰自己的商船吨位占欧洲总吨位的四分之三，达10 000余艘，用于贩运俄国粮食、德国酒类、法国手工艺品、西班牙水果和英国呢绒。阿姆斯特丹每天泊船2 000余艘，全世界的货物都在这里集散——因而荷兰有“海上马车夫”之称。
荷兰的生产发展、民富国强，源自于较合理的和平发展和自由竞争的政治经济策略。这些策略较广泛地调动了市民阶层的积极性，基础牢靠。在海洋谋略上荷兰也提倡以合作来代替竞争，以欧洲贸易为主而不插手其他海上强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赢得了一段宝贵的发展时间。
但随着国力日渐强盛，荷兰海上力量就露出尖利的獠牙。一开始，这股力量由一些投机冒险的商人采取股份制的集资方法组成。1594年，四艘装备良好的航船组成远洋船队，扬帆驶往东方的爪哇。这是一次蓄谋已久并精心准备的航行，表明后起的荷兰不再满足于充当欧洲水域的商运霸主，而要到被葡萄牙控制了一个世纪的印度洋航线去一展身手。
荷兰船队一进入东方，就发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早已不堪一击，东方香料及香料群岛唾手而得。当富饶东方的神秘面纱揭开时，被利润迷住了心窍的荷兰资产阶级，抛掉了半个世纪的隐忍和韬晦，露出了赤裸裸的贪婪嘴脸和凶残本性。
1602年，股本比英属东印度公司大几十倍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它以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为中枢，先后占领爪哇、斯里兰卡、毛里求斯，在印度、缅甸、马来亚、澳大利亚都建有殖民据点；1624年侵入中国台湾；1648年在南非排挤了葡萄牙，创办西印度公司，并夺取了北美大陆和加勒比海岛屿的一些殖民地。连马克思也指责荷兰这个“标准资本主义国家，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画图……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
这时候，荷兰的大陆谋略和海洋谋略都跟它的国力和地缘政治严重背离。
当时尼德兰的人口只有约300万，西班牙为800万，英国500万，法国1 600万；它的国土面积仅2万平方千米，陷入几个欧洲强国的包围之中，几乎无地形障碍可守，却要经营、保卫万里之遥的海外殖民地。即便一时有钱，兵力、人力、后勤也严重不足。它走在当年葡萄牙（只有100万人口）失败的险道上了。如果荷兰人意识到这种险情，采取理性而明智的结盟政策，或许能缓和冲突、增加海权的稳定性。但前提是它必须放弃商业贸易垄断，让利于他国。让利对荷兰资产阶级来说简直不能接受。这种利令智昏终于使它从兴盛走向衰败。
荷兰毫不留情的垄断，终于把它的竞争对手变成了敌人。敌人一旦崛起，荷兰的虚弱就暴露无遗。
首先，荷兰绝对依靠海运事业生存，而英国则控制了通向荷兰海岸的水域。欲保障生存，荷兰必须选择与英国结盟或交战。交战就必须利用政权力量建立强大的非生产性职业海军，并且不断研究和采用最新的海上战术。其次，荷兰的陆疆紧邻法国，欲保卫国土就要动用大量人财物建造要塞并保持常备陆军，这迫使它的军费浩大，加重了税收和社会矛盾。最后，荷兰海军船数虽多，但多为两用型商船，体形小、船底较平，难以操纵。
荷兰人几乎是天生的商人，因而对英国的海战能力和潜力估计不足；英国人是天生的水手，热爱并愿意实践一切与海战有关的新技术和新战术。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决策的失误，决定了三次英荷海上战争的基本结局。
英荷第一次海上战争发生于1652年—1654年，残酷的大小海战达9次之多。初期，英荷海军实力相当，但荷兰舰队由各省分舰队组成，不如英军指挥统一。战略部署上，荷兰海军在次要的地中海战场集中了优势兵力，虽然取胜，由于在国运攸关的英吉利海峡地区舰队处劣势，又要护航商船队，战斗结果败多胜少。最后招致英国舰队封锁荷兰海岸，荷兰的贸易、工业、财源枯竭，百业凋零，忍辱签订城下之盟。
战败之后的荷兰上下总结教训，重整军备，立誓复仇。荷兰海军名将德·赖特上将因改革海军，声威大振。荷兰趁英国内乱外扰之际再次宣战，史称英荷海上战争（1665年—1667年）。德·赖特几乎纠正了荷兰海军的全部错误。反观英军，却犯了兵力分散、战术陈旧的毛病。荷兰舰队在“四日海战”（1666年6月1日到6月4日）中大获全胜，并于1667年6月12日溯泰晤士河而上夜袭伦敦，击毁并缴获了许多英舰。英国从未遭此惨败和损失，终于意识到对手已非昨日吴下阿蒙，被迫签署《布里达和约》。荷兰赢得了体面的和平。
这幅雕版画描绘的是荷兰的鹿特丹港口。鹿特丹是16和17世纪荷兰繁荣的商业港口之一。
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年—1674年）时，荷兰面临的局势远较过去复杂和险恶：法国历史上最富雄才大略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联合英国陆海军夹攻荷兰。德·赖特上将的舰队虽然与英法联合舰队打成平局，无奈脆弱的荷兰陆军远不是强悍众多、经验丰富的法军的对手，陆域相继失陷，最后不惜决大堤以海水淹阻法军，双方损失十分惨重。
三次战争，尽管荷兰人奋勇作殊死斗争，但终因其固有的不利因素而耗尽了民族和国家的底气。其人员、物资、金钱的消耗都非常惊人，最后连庞大繁荣的商业和海运体系也因战争和失败而一蹶不振——真像金黄色的郁金香一样灿烂，也像郁金香花一样“花期”短暂。
西班牙和荷兰的海上兴衰史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一个国家的陆上兴盛或海上称雄，往往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一旦形成，就如同在暴风雨或多礁石海域中行船一样，难以驾驭、危机四伏。表面上的强盛、富有、强有力的支配权、民族自信心的高涨，往往使统治集团和决策群低估了风险与变化。在冲突中这些人往往把局部失败认为是技术、战术、兵力应用不当，很少从战略整体上进行评价，并灵活地做出大的改革和转变；等意识到了，为时晚矣。任何强国（包括海上强国）都有弱点，根本之处，就在于它的实力与它的雄心（或曰野心）背离脱节。因此，如何稳定并延长权力与优势，将是对人类智慧和谋略最苛刻的考验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