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文艺队的赵老师

70年代的洪祥中学，也有文艺宣传队。我虽是武术队的队长，但有时，也会被抽到文艺队里表演节目。

当时，洪祥公社属于永昌区，一个区管好几个公社，每个公社的文艺宣传队都要参加比赛。每到比赛前几个月，我就被抽到文艺宣传队里排练节目。那些节目的内容，我早就忘了，但那氛围，却一直留在我的生命中，滋养着我。

我虽然很自信，觉得自己是带着使命来的，做什么事都很坚定，但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一直认为所有人都是那样的。但老有人说我的思维跟一般人不一样。后来，我自己也就慢慢发现了这一点。首先，我的想象力很丰富，心也比较自由，少有条条框框，也不愿意像别人那样，按部就班。这也许就得益于小学初中时的那些文艺熏陶。

我所说的文艺熏陶，就是文艺排练时的那种氛围。那时，我有一定的空间，可以自己发挥一些东西。所以，我常想，要是没有当时那种自由的文艺氛围，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雪漠了。如果按时下的这种教育方式，我在小学初中时，可能就被扼杀了想象力，变成一个很平庸的人。所以，我对儿子从小到大的教育，一直都以自由为主。我先是教他明白人生选择的重要性，然后尽量地教他做人。此外，便是最大可能地激发他的想象力。陈亦新很小的时候，鲁新云就给他讲童话故事，长大后，我就教他读书。为了让他有读书的时间，我还会打电话给学校，叫老师不要给他布置家庭作业。有了我的支持，他就有了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学生时代。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有一颗自由的心灵，也有开阔的眼界和胸怀。

我若是有些天分，定然跟我那时的自由环境有关。那时候，我做什么，爹妈都不太管，他们不识字，对文艺节目之类的东西也不懂，但是我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高兴、最骄傲的时候。因为好多人都会喝彩、鼓掌，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孩子演得好。那时，他们就觉得我以后肯定有出息，这也是后来他们勒紧腰带供我读书的一大理由。而且，学习方面，我也一直没给父母丢脸，没让他们操心过。所以，他们对我一直很放心，也就随着我安排自己的很多事情。这种自由的家庭氛围，让我的天性得到了最大的发展。

天性中的好多东西是不用教的，别人专门学，也可能学不来。就好比，我天性中有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东西，也有艺术天分，很敏感，也很感性，虽然我不识谱，但我一听歌，就会唱。我不是有意去学的，而是听过之后，张口就自然会唱了。于是，多年之后，我当了音乐老师。我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没有刻意去学些什么，但接触过的东西，我很快就能掌握。我常对孩子们说，我学习有一个诀窍，就是学什么爱什么，学什么迷什么。第一次决定做雪漠文化网时，我就下载了原代码，连着几天都在研究这个东西，还熬了几个通宵，于是就凭一人之力，利用网上免费的原代码，把雪漠文化网改造了。背贤孝、学唱歌、练武术，都是这样，学啥，我就会迷上啥，并不是我有多高的天分。

也许，这跟我生长的环境有关。西部的文化土壤中，自然就有一种有利于艺术、文学、信仰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像是西部大地赋予一个人的基因，但这个种子本身怎么样，也很重要。要是生长在西部的文化氛围里，本身也是一粒好种子，又有后天的勤奋和努力——这是最关键的——他就能成功。否则，再好的种子，也会夭折的。

初中时，因为我嗓子好，在文艺队里，我总是受到老师的偏爱。当时负责文艺的女老师姓赵，城里人，一口普通话，很好听。那时节，城里人当乡下老师，在乡下还不多见。每次来个城里老师，都会成为当地的一大新闻。

我上初中之前，就听说了一个大新闻：一个城里老师跟一个乡下老师偷情，怀了孩子。这当然很引人注目了。听说，那是个未婚女子，很漂亮，男的已婚，娶了个乡下女子，这事引起的激荡，惊动了文教局，也延续了很多年。当时，许多人都主张给那男老师判刑，那女子的父亲却不同意。我的一位爷爷当时是贫协主席，他向我们转述了那位父亲的话：“不要紧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我的女儿很有眼力，那小伙子不错，可惜他结婚了，不然，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在凉州，像这个老人这样看事情的人不多。《长烟落日处》中，有个叫陈卓的人，他女儿跟人偷情，有了孩子，结果被他一棍子敲碎了脑袋，死了，但村里没人为那女孩打抱不平，好些人还怨那抓了陈卓的“大盖帽”——也就是警察——说他们不该抓陈卓，因为陈卓杀的是自己的女儿，还是一个给村里丢脸的女人。

但不理解归不理解，那男老师终究没有受到处分。多年之后，我见到了他，果然是个很优秀的男人，虽已进入老年，却仍是一表人才，谈吐不凡，气质很好。

赵老师也很漂亮，就成了那些大龄男生们背后的话题。她穿着很洋气，色彩鲜艳，有时学生就说她花不棱噔噔。凉州话中，花不棱噔噔是很花哨的意思，我一直没有找到相应的词汇来代替它。一些凉州人有个极大的特征，对于新鲜事物，对于超出常规的做法，有时候不是好奇，不是吸收，不是接纳，而是极力排斥，排斥的同时还忘不了要添油加醋地编上好多理由，以此来掩饰内心的那种不屑和盲目自大。这一点，我恰恰相反，越是新奇的事物，我越感兴趣，每每还爆出一些奇思怪想来，所以，很多老师都说我骄傲，总是“目中无人”。

参加文艺队的我，因为经常能接触到赵老师，就老是被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寻开心。每次我们参加完演出，他们就指着我脸上化妆后残余的红色，说那是赵老师每月的经费，暗含“月经”之意。在乡下人眼里，这是很恶毒的说法，因为在凉州人眼里，女人的月经是最不吉祥的东西。女人在经期时，是不能进堂屋的，否则，会冲撞祖灵，招来不祥。女人要是想害哪一家人，就在经期时，去哪家门口大哭，就会让这家人败运的。在凉州，这叫糟蹋。在小说《白虎关》中，我就写了一个精通此招的女人——白福妈。

怪的是，对同学的恶毒玩笑，我当时一点也不反感，可见那时，我们是真的喜欢赵老师。她给我们化妆时，手柔柔的，很舒服，那是高年级同学很嫉妒的事——他们只能远远地望一眼赵老师。

那时的文艺表演，是为了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有时也有宣传任务。相较于现在的学校，那时真是热闹得很。那时的农村里，也很热闹，许多农民都会自发地组织一些比赛。虽是一种穷欢乐，但那欢乐却是真的。逢年过节，村里人都欢天喜地的，或是荡秋千，或是闹社火，或是打篮球比赛，或是听贤孝，总有一种热火朝天的味道。

后来，却渐渐变了。

这次我到家乡，发现家乡差不多死了。树死了，人少了，年轻人不见了，留在乡下的，多是老弱病残者。最明显的是，没了那份热闹，没人再搞比赛了，大家都去挣钱了。连那留在乡下的妇女，也到附近村里去打短工挣钱了。以前，干活时，一招呼，谁都来帮你，现在不行了，不给钱，没人帮你了。

那乡村，真的快要死了。

可见，金钱的社会，将人性最美好的东西、最诗意的向往也给吞噬了，人类成了被物化的动物。每次回到乡村，我都有种被骗的感觉，明明心中的老家是那样，但当我踏入那块土地的时候，却啥都没有了。乡村还在那里，心却没感觉了。 Mmbd9IlzpDF/0lRC671GeSxDpwDBLwyVS+jqgXor7rAryc1DpJpgTp4sJZwx0W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