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低谷

1968年9月15日，青年学生王卫国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进“延川革命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这个副主任是什么角色，他自己心里也没谱。庆祝大会一结束，他专门找县文化馆馆长白军民探讨一番。白军民不光是他小学时的老师，更是“红四野”的亲密战友。

“白老师，你说我这副主任到底顶不顶个副县长，就像咱马县长 那号？”

“说不定比副县长还扛硬，因为副县长只是行政职务，革委会可是党政财文通吃，兼代县委。”

王卫国又问：“咱们延川七类地区，县长最低十七级，那我每月就能挣一百零一块半工资了！你才三十七块！”

白老师说：“怕你连三块七也挣不上！”

王卫国说：“怎啦？我这副主任是省革委会红头文件任命的，正儿八经的副县级，还是红色政权，可不是旧人委！”

白老师说：“憨娃娃，省革委会批的你是群众代表，而现在还是学生身份，连政籍也没有，单位更没有，我劝你把你那个副主任看得淡淡的，刚才那些憨话再不敢跟别人讲，不然人家笑话你！”

王卫国不以为然，好心好意地劝诫老师：“你这话也千万不要对其他红色政权的领导讲，我不出卖你，可你这是攻击红色政权的反动言论。什么错误都能犯，政治上的跤不敢栽，你们一老家小就看你哩！”

当时的王卫国，长期身处社会底层，长期被压抑的政治抱负与权力欲望开始得到实现，但他也怀疑这种身份的真实感，甚至不敢正视其尴尬的境遇。

接下来的情况，更让王卫国难堪。他上任之日，便是他的受累之时，办不完的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何策划大规模“武斗”还没交代彻底，怎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审查又开始。三五天交一份斗私批修的检查，弄得这位刚走马上任、踌躇满志的延川县红色政权的“新贵”手足无措。

在那个政治狂热化的特定年代，最高领袖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个指示的全文如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是一个与两千万知识青年的命运相关联的重要批示，尽管当时的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关于这个批示的起因，有多种说法，其中的一种是全国性的红卫兵运动持续两年多，终于闹得革命领袖也头痛起来。尽管此前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但全社会的震荡和混乱却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三届高中毕业生共四百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无限号召力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出了这个批示。

这个重要批示与正在春风得意之时的王卫国的关系，一是在于接下来的中共中央最新指示：“老三届”要全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王卫国虽是初中毕业生，也被政策套到“老三届”的队伍中，他尽管已经贵为县革委会副主任，也必须返乡劳动。二是随着“北京知青”的大量涌入，他的人生向度就与北京知青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恋爱，甚至后来的婚姻与家庭走向。

1968年底，延川县革委会在县城井滩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延川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会”。凡各学校的“老三届”学生全部下乡，到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接参加到战天斗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县革委会给每位上山下乡学生送一套时称“红宝书”的红皮《毛泽东选集》，一把老镢头，一块新白羊肚毛巾。身为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王卫国也在其中，他必须带好这个头。

命运再次与王卫国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倾注满腔热情的这场政治运动，突然间变了脸，露出残酷的一面，他有一种被政治游戏所戏弄的感觉。一心想跳出“农门”的他，又一次灰溜溜地背着铺盖卷回到郭家沟村。他虽然还暂时身背“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空头政治荣誉，但现实的问题是他已经被剥离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受苦小子”，要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残酷现实。

1968年冬天，回到刘家圪 大队的王卫国，正赶上大队打坝修水利。他和返乡学生都被编进农田基建队，从事劳动强度极大的打坝劳动。打坝劳动，最重最累的活就是崖上挖土。陕北冬天，地冻得像铁壳一样，镢头下去往往只能挖个白印；挖不了几下，就震得虎口流血。王卫国每天都挥动着几斤重的老镢头，在寒风逼人的严冬中，坚持在半崖上挖土，他是用浑身的劲儿表达自己的愤懑情绪。

当然，起初回到农村的王卫国，仍在满腹狐疑中守望自己似乎苍凉的理想。因为他尽管是返乡农民，但头上还顶着一顶“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乌纱帽。这种特殊的身份，至少还给他提供了谈笑风生的心理。刘凤梅回忆，在1968年冬天的打坝造田中，“干活时，路遥几乎不说一句话，可在这个时候（即休息时——笔者注）他却显得十分活跃，他常常成为谈话的主角，他谈论国际新闻时事，谈论西方国家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的斗争……他那渊博的知识，使我这个比他高两级的学生不得不自愧弗如。收工后，我们又相随回家，一路走一路谈。他的家就在我上工的半路上，他有时邀我去他家坐，我也毫不客气，坐在他家的土炕上，嗑着干妈为我们端来的南瓜子，我们继续谈天论地，有时他也拿一些书给我看，这一年冬天，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那时，农村生产队社员实行挣工分分口粮，好男劳力一天十分，而王卫国每天只能挣到八分，这还是照顾到他是个学生娃。但是，从事这种纯体力的劳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关键的时候，养父王玉德的人品起了作用。王玉德是郭家沟有口皆碑的好人，经常“说大事，了小事”，在村里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儿子回村劳动了，村里人怎能让他干重体力活？

刘家圪 大队领导们思前想后，先想到一个让王卫国到县城拉大粪记全勤的办法。“拉大粪”是农村生产队特色性的积肥方式，在大集体时派队里的劳力挖县城里公厕的大粪，用畜力车拉回肥田。说白了，就是小说《人生》中高加林干过的那份工作。而这个拉粪工作在当时是农村男劳力最轻的活计，也是许多人羡慕的活计。既然村里照顾，王卫国也倒乐意接受这份相对轻松的劳动，每天赶着驴车到县城掏一次大粪。尽管要忍受大粪臭味的熏烤，但毕竟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甚至还可以抽时间到县文化馆阅览室里翻阅报纸，了解一下国际国内形势。

进城拉大粪的工作干了没多久，刘家圪 大队领导又合计一番，村小学需要民办教师，就让王卫国去吧。在生产队里，能当民办教师是头等美事了，活轻不算，有工分加补助，还有条件学习，这是当时农村年轻人脱离苦海的基本“跳板”，也是众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当然，村里也有一些领导担心，王卫国是县里的造反派头头，怕不宜重用。而刘俊宽等人却不怕，王卫国是县革委会副主任，既然县里高看他，我们为什么不能重用他？

就这样，王卫国又在马家店小学任民办教师，有了一份令许多农村年轻人羡慕的工作。其间，当别的造反派头头正在县里接受旷日持久的审查时，王卫国又以同样的优势，于1969年11月9日由村主任郭庭俊和村教师马文瑞介绍，在本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对他政治上的肯定，竭力为他创造条件，提供政治上的拓展空间。

1969年冬，王卫国想参军。那时，参军是全中国青年的梦想。由村里到公社很顺利，而县里在政审时卡住了。原因是有人告发他，说他与“武斗”时一件人命案子有关。这样，参军不成事小，有人还想让他进监狱。

关于此事，笔者还要从头交代。事实上，山区小县延川县同全国一样，在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的同时，也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川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军事管制小组代行在“文革”初期被“砸烂”的公检法的权力，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彻查武斗中的刑事犯罪案件。王卫国尽管已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但他原来的身份是“红四野”的“王军长”，是全县著名的造反派领袖。好在王卫国这一派虽然文笔有嘉，但实际行动软弱，被对立派“红总司”赶出延川县城，到西安“逃亡”了半年多，最后还是由解放军武装护送回来的。因此，“红四野”涉及到的刑事案件少，而对立派就相对多一些，还涉及到主要头头。在彻查“武斗”刑事案件期间，延川县每隔三五天就有人被拘留或逮捕，被怀疑的对象都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就在军管小组大量逮捕“红总司”成员时，他们的成员们一边抱怨军管组没有“把一碗水端平”，一边千方百计地“寻找对方线索”。

这样，矛头自然集中在王卫国等人身上，甚至有人揭发说他与武斗中的一桩人命案件有关系，告他是杀害“红总司”总指挥白正基的凶手。理由是你王卫国已经身居县革委会副主任一职了，而一同参加武斗、打出人命的同龄人们，却一个个遭到逮捕、判刑，这不是便宜你小子了吗！王卫国一直知道县军管小组暗暗调查自己，他虽然表现出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风度，但还是高度紧张。他知道，仅凭自己是“红四野”的“王军长”这一条，就够自己喝一壶的了，更何况有许多人想落井下石、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

海波回忆：有一次，王卫国穿着破棉袄，头上扎着一条旧羊肚子手巾，急匆匆地赶到他的村子里找他。王卫国找到他时，告诉说出大事了，倒霉了——有人诬告自己与武斗时一宗大案有关。王卫国简略地说明情况后，从怀里掏出一份材料郑重地交给海波，并告诉海波：如果自己被抓了，要海波想办法把这份材料递到延安地区军事管制小组。他家是外来户，在延川没有亲戚，只有一些朋友，所以只能靠朋友了。看到海波紧张的样子，王卫国安慰说：“我肯定没事，如果真的有事，写这些能起什么作用？”王卫国告别海波后，又一次折回来，要走那份材料。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就不信他们能把假的说成真的！”

刘家圪 大队的乡亲们对王卫国“武斗”期间的事，不是没有耳闻，而是尽心竭力地保护他。1969年冬，王卫国被选到城关公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

有意思的是，县百货公司主任就是王卫国在“武斗”时千方百计想拉“出山”的炮兵专家吕文彬。当时，由于县百货公司的住宿条件差，王卫国住到吕文彬宿办合一的窑洞里。解放战争时参军的老兵吕文彬，算是王卫国“一道川”里的老乡。他1962年在部队上转业后，先后在县人民银行工作过，后因百货公司内的派性问题，被县里派去整顿。公司整顿好了，又迎来这个宣传队。人到中年的吕文彬，毕竟是从“大地方”回来的干部，虽说在“文革”开始后过了两年多的紧日子，但他并不反感那些年轻的“造反派”，包括眼下这位曾准备以“绑架”方式强迫自己卷入“武斗”的“红四野”“王军长”。他始终以宽厚之心待人，始终觉得年轻人血气方刚，容易激动，也可以原谅。而住进吕文彬宿舍的王卫国，在吕文彬身上感受到了军人的刚正、长者的宽厚，领略到吕文彬正派为人、处事宽厚的人格魅力。就这样，王卫国与吕文彬，这两位年龄差距大、身份不同的人却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开始有了更深的交往。笔者年轻时因喜欢文学而追随路遥，每次见到路遥时，他总要认真地说：“厚夫，我和你外公是忘年之交！”

王卫国当时尽管已经受到延川县军管组的“秘密调查”，但他身份仍然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在延川县百货公司路线教育期间，他开始恋爱了，女孩是县业余文艺宣传队临时抽调的北京插队知青林虹。

说到北京插队知青，这里有必要补充交代。“文革”期间，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而其中的大部分是1969年元月来到延安地区各个县的。延川县当时接纳了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大部分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各年级学生。这些知青里包括现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著名作家史铁生、陶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杨卫院士，美国某文图公司总裁孙立哲先生，著名画家邢仪女士等优秀人才。这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像星星一样撒到延川县的各个角落，对延川县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这些知青带来全新的都市文化观念，强烈冲击着闭塞的陕北乡土文化。

更重要的是，这些从诞生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清华大学附中来的插队学生，普遍有一种“精英意识”，他们是抱着在农村大有作为和改造农民的思想来到陕北的。正如曾插队延川、后成为著名作家的陶正所言：“我当时的全部感受只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干。嘴里还得说接受再教育，心里念叨的改造农村改造中国。我也真想在革命圣地学到什么革命传统。陕北穷，落后，能大有作为，这是真的。志同道合的十七人编成一组，专挑荒僻穷困的地方落草扎根。”

具体到王卫国这位优秀的本土青年，长期养成的敏于时政的习惯，使他对外来文化更为兴奋，也更愿意接受。这些从都市落到穷乡僻壤的知青们，其思想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王卫国。可以这样说，北京知青文化对王卫国的人生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从生活、情感与能力等方面的潜移默化，更对其思想乃至文学创作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王卫国与北京知青林虹的初恋也在情理之中。

林虹说一口普通话，她活泼美丽、能歌善舞，举手投足均深深地吸引着王卫国；而王卫国也以其才华、人品得到林虹的好感。就这样，俩人的关系便逐渐密切起来。有一段时间，林虹回村里办事，俩人只好鱼雁传书。有意思的是，王卫国把这些情书放在吕文彬办公室的抽屉里。

王卫国与林虹的恋爱显然是各取所需。以年轻志高的王卫国心理来看，他绝不会爱上一个本地姑娘。海波回忆，路遥亲口讲述第一位向他示爱的姑娘是延川中学的同学。那时，他虽说还当“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却必须返乡务农。就在临离开学校之时，女孩子对他作了表白。而他却没有“来电”，打了“马虎眼”。首先告诉女孩子说：“我也是平常人，那个副主任职务只是个‘名’，一离开学校就是农民。”那个女孩子答：“你是农民，难道我不是？我就喜欢农民。”王卫国又说：“我啊，农民也不是个好农民，耕不了地，下不了种，庄稼活十样里边九样不会。”那女孩子又答：“你不会我会，地里的活都有我去干，你在家里款款地待着，什么也不要管。”王卫国一听大惊，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那女孩子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

王卫国的心理是征服者的心理，恋爱好比征服，只有从都市来的北京女知青才能激起他的恋爱欲望，因为北京女知青的身份、气质与才能真正打动他。他与林虹的初恋是认真的，我们虽无法知道其中具体的恋爱细节，但可以知道路遥后来的许多生活细节，均是由她“改造”而来的，按照海波的说法，“路遥喜欢在下雪天沿着河床散步，据说这是他们相识的情境；路遥喜欢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据说这是他们相恋时唱过的歌曲；路遥喜欢穿红衣服，据说这是那女子的最爱；路遥曾用过一个笔名叫‘缨依红’，据说其中暗含那女子的名字。”

王卫国与林虹的恋爱可谓昏天黑地。1970年，国家首次在知识青年中招工，县上给王卫国一个指标，让他去铜川市“二号信箱”（保密工厂，不公开厂名和地址）当工人。这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招工，机会非常难得，但王卫国却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恋人。他回到郭家沟向大妈要了几斤棉花，背到城里后，用每月十八元的生活补贴，扯了布，缝成新被新褥子，送给心爱的恋人……在当时所有的乡下青年想方设法“跳农门”之时，王卫国却把宝贵的招工指标让给“八字还没一撇”的恋人。当时，有人善意地提醒王卫国。他却说：“为了她，死也值得！”

王卫国在“武斗”时期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经历，后来终于成为对立派攻击、诬陷他的一大口实。1970年春，全国政治运动进入到整肃造反派、打击造反派的阶段，延川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向王卫国当面宣布：奉上级指示，令他停职反省，交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对此，王卫国多少有点心理准备。他知道这是自己躲不过去的灾难。对于“武斗”期间打死“红总司”总指挥白正基的指控，他相信一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但是，自己当时毕竟是“王军长”，参加过“武斗”，这是洗不掉的“污点”，也是自己的“原罪”。

就在王卫国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担忧前途时，屋漏偏遭连阴雨，他为之倾注全部情感的姑娘林虹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他接到林虹的“绝交信”。这封“绝交信”像釜底抽薪一样，彻底砍断了王卫国全部脆弱的希望，使他终于有了想死的念头。

这位招工进城后的女知青，在进厂后不久，就给王卫国寄来“绝交信”，还把她和王卫国的定亲纪念品——一块提花背面退还回来。这位女知青当年为何要热恋王卫国，一切已无从考证。但就其行为而言，她何尝没有利用王卫国的“有效身份”摆脱自身人生困境的意图？也许，她当初的恋爱本身就具有功利性。这种“绝交”的打击，彻底改变了王卫国的人生轨迹。

如果说王卫国在仕途遭受着重大挫折时还能强颜欢笑的话，那一定是爱情的希望在维系这份坚强。当这份脆弱的爱情夭折之后，年轻的王卫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种本来就不切合实际的爱情的失败，他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这场青春“游戏”结束了。后来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轻描淡写地回叙了当时的情形：“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轻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

可以想象，王卫国在仕途无望与初恋失败的双重打击下，他由想到水潭跳下去轻生，到后来偷吃老光棍地里甜瓜的“未死”，显然有个相当复杂的心理转变。以王卫国刚烈的性格而论，他会想到死；以王卫国的倔强与韧性而言，他会想到不死，挺直腰板，站起来，决不言败！

然而，这番彻心痛骨的双重打击之后，王卫国显然元气大伤。刘凤梅回忆：“但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别的原因，路遥思想压力很大，心境很不好，这年冬天，我回到家，见他穿一身白衣服，腰上还勒着白腰带。在陕北，是没有人冬天穿白衣服的，遂不解地问：‘为什么这身打扮？’他说：‘我在为自己戴孝。’我见他情绪十分不好，便说了一些开导的话，他说：‘放心，生活不会打倒我，除非心脏停止跳动。’”

王卫国“戴孝”，是告别自己的过去，是在与自己的过去做“一刀两断”的切割。 +SMPc2iDXLG3dulqToy15qEDOOso9Zhl8JOhsvli4+ig3Jrvv5weA2XyzzksAX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