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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王卫国在陕西省初中升中专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在当时情况下，农家子弟要是考到中专学校去，意味着鲤鱼“跳农门”，从此彻底脱离农村这个苦海；意味着能拿着国家的学习补助，再也不要为生活发愁；意味着能吃上“国库粮”，三年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成为腰板硬正的城里人……
王卫国能考上省里的中专学校，这不仅是王玉德全家的大事，更是全刘家圪
大队人的高兴事。王卫国憧憬着自己秋季到省城上学的情景，开始设计与规划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王玉德与老伴开始准备养子到省城上学的行囊；刘家圪
大队人也络绎不绝地看望王家，王玉德那个从来都很冷清的农家小院里笑声不断。
然而，命运总是无情地捉弄着这个饱受饥饿折磨却又志向高远的农家小子。“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招生无限期停止，所有毕业班留在原校就地闹革命，即使已经考取大专院校的学生也要返校参加劳动。
在1965年冬到1966年初，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舆论准备时，男生王卫国三年的初中生活已接近“倒计时”——他正专心致志地为参加全省初中升中专考试积极备战，确保获取一个“铁饭碗”。但是，从城关小学时就养成看书读报习惯的他，也隔三差五地溜到县文化馆里翻阅报纸，了解时政新闻，他也能头头是道地向同学们讲述国际国内大事，自然也包括“文革”前的新闻。如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刊出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5月9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出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等。他甚至注意到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注意到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组织……然而，因为备战中考的原因，这种关注仅仅是简单的关注，他不明白其中的玄机与奥秘，只知道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只感觉到要打倒所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当中考结束后，他才开始认真琢磨这一连串事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院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这一份通知和一篇社论，让沉浸在中考收获喜悦中的王卫国彻底空欢喜一场。因为即将捧起的“铁饭碗”成了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他又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了……
就在此时，陕北黄土高原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说准确点，是在1966年暑假期间延川县“教师集训会”上开始的。这个靠近秦晋大峡谷的山区小县，古代社会时虽说有一条古驿道穿境而过，但在1960年代，却因资讯不发达，其有组织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比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晚了一两个月时间。
“文化大革命”从字面意义上讲是“文化单位”的大事。延川中学是全县唯一的全日制中学，自然是延川全县革命的风暴眼。当时，延川中学共有九个班。初中部每一年级两个班，共六个班；高中部每一年级一个班，共三个班。初中部每班大约五十人左右，高中部每班大约三十人左右。高中生在人数上是绝对少数，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
延川中学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开始是在县委工作组的指导下成立的，其主体是高中生，几乎囊括了所有家庭出身好且有威信的学生。他们的红袖章上印着黑色的“红卫兵”大字，县里人称“黑字红卫兵”。后来，县委工作组被斥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受批判的对象，“黑字红卫兵”组织骨干力量受到牵连，这就给初中生提供了“风起云涌”与“做大做强”的机会。
延川中学初中部的“红卫兵组织”，开始也是小心翼翼的有组织行为，各班的班主任是班级红卫兵组织的当然领导。已经从校门中走出、又被学校召回的初六六乙班的红卫兵组织，自然少不了王卫国的参与。一来他平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文才突出，调皮活泼，能言善辩；二来他平时善于读书看报，了解国家大事，有大局意识；三来陕北本身就是造反者的天堂，革命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就是陕北人的生存方式，王卫国从小就生活在这块被红色革命所濡染的土地上，他身上潜滋暗长的革命激情被点燃、被激活了；四来他要捧起“铁饭碗”的梦想被打碎后，所有的理想都寄托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中了。就这样，初中毕业生王卫国自然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造反有理”的革命狂欢中。
1966年8月，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开始全国性大规模串联。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续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一千一百万人以上的红卫兵。王卫国也因为在延川中学初六六乙班的红卫兵组织中表现突出，被选为五名代表之一，赴京接受毛主席的亲自接见。毋庸置疑，这个荣光对于王卫国个人而言，其影响与意义是巨大的。
当时，红卫兵串联都是徒步前行。1966年10月，王卫国和延川中学赴京红卫兵代表们离开县城后，先到本县的延水关渡口，东渡黄河到山西永和县，再赶到临汾，乘当时蒲太线火车辗转到太原、到石家庄，再进入北京城。
这次北京之行尽管短暂，但使王卫国大开眼界。他第一次过黄河，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走进伟大首都北京，第一次走了上千公里的路程，见到了陕北之外的大千世界，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中仰望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教导……总之，有许多个第一次。而这些人生的第一次，均是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风暴带来的。
在这种万丈豪情的革命觉悟的鼓舞下，王卫国当时已成为狂热的红卫兵分子，更加自觉地投入到那场史无前例的造反斗争中。他回到学校后不久，就自行组织成立了以初六六乙班同学为骨干成员的“横空出世誓卫东战斗队”，并自任队长，他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宣言》。《宣言》写得很长，用了两整张白纸。其中有两句：“大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他很欣赏这两句话，并一度把“天笑”作为自己的化名。后来，他又据此给三个弟弟起了大名——二弟叫王天云，三弟叫王天乐，四弟叫王天笑！
狂热的王卫国，在革命激情的燃烧下，“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群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
他因突出的组织能力与煽动能力，最终担任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冈山战斗队”队长。
1966年11月以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结束，全国各地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7年1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夺取上海的党政大权，这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据《延川县志》与《中国共产党延川县历史大事记》记载：1967年1月8日，延川中学等二十余个县级机关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召开了《彻底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誓师大会；3月上旬，红卫兵造反派非法夺取了中共延川县委领导权，党政军各机关陷入瘫痪状态；8月，延川中学红卫兵组织砸烂城关小学孔庙牌位。
王卫国在延川县造反派活动中，表现得极为活跃。1967年5月14日，安塞县造反派来到延川县要抓延川县委副书记霍学礼回县批斗。延川县造反派内部有“放车派”与“拦车派”两派。王卫国派是“拦车”派，挡住安塞县造反派不让抓人。王卫国冲锋在先，他发动群众“拦车”，最后迫使安塞县造反派没有得逞。在他这派红卫兵组织的人们看来，王卫国“大智大勇、敢作敢为”，于是推举他为本阵营的学生领袖。
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延川县的派性格局基本形成，全县的造反派们逐渐联合成两大阵营——一派是由延川中学初六六乙班等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的“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
，军长由王卫国担任；另一派是由延川中学高六六级、高六七级等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的“延川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司令员由高六六级娄新文担任。
这样，王卫国扶摇直上，担任“红四野”首领，成为延川中学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王卫国）给自己刻了一个斗大的印章，上面刻着‘王卫国’三个大字，他们抢了县武装部的武器，砸了延川县银行的门，背了十八袋钱，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看着数以万计的城里人乖乖地听从自己发号施令，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屈辱情绪终于得到了宣泄。”
毋庸讳言，青年王卫国被裹挟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风暴中时，他即使有再理性的性格，也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因为最 高领袖亲自发动的这场“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是打倒资产阶 级权威与当权派的运动，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 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差异”
的运动。在这个全民狂热的风暴面前，要求一位年仅十七八岁的青年“独醒”，这似乎太苛刻了。
1967年全国性的“武斗”开始后，延川县的两大造反派组织在相互指责对方是“保皇派”的过程中，也明火执仗地斗争起来。
处在延川县狂热的革命风暴中心的王卫国，在一年多的造反批斗中，越来越表现出冷静的思考能力与惊人的理性。他在武斗当中，与“红四野”的其他负责人共同商议：决不搞对谁都“造反有理”，对县里的好干部要一保到底！这是他造反的底线。
王卫国的这种底线，来自于他长期读报养成的敏于时事的眼光，来自于他作为一个农家子弟的本能善良，来自于延川县也确实有位有口皆碑的好县委书记。
当时，延川县县委书记叫张史杰，是1965年调到延川的。他以实干出名，是年轻的“老革命”，少年时代曾参加过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全国解放后，二十岁的他就担任《延安报》总编辑；随后担任过中共延安地委副秘书长。他到延川上任后的“三把火”就首先从给延川人办实事开始。第一件事是建了延川县面粉加工厂，彻底解决了干部职工推面、碾米的问题；第二件事是在延川县城的“繁华地带”——转角楼建了一座国营食堂，解决了干部职工的吃饭问题；第三件是在县里组建了一支“乌兰牧骑文工队”，排演小歌舞，活跃城乡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张史杰在延川任县委书记期间，还主持全县大张旗鼓地学大寨，抓水利建设，抓蓄水工程，使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延川百姓，开始不看老天爷的脸色了。就这样一位全延川人衷心拥护的好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当时夸大“阶级斗争”、人为制造矛盾、树立“对立派”的现实环境中，延川县两派造反派在全国“武斗”形势的怂恿下，也进行着激烈的敌对性斗争，甚至到了动刀动枪、流血冲突的武斗地步。还有一些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借批斗当权派之名，对延川县包括张史杰在内的领导干部实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政治上打不倒，就搞肉体摧残，剃阴阳头，搞喷气式，灌肥皂水，因病住院的还撵到医院里“拼刺刀”。
就在张史杰受到一些别有用心分子摧残、生命受到威胁之时，王卫国担任军长的“红四野”，策略性地进行“火烧、批判、团结、保护”。他带领“红四野”骨干分子，果断对县委书记采取了“农管”，制造了轰动陕北大地的“保皇丑闻”。他们把张史杰从“红总司”那派抢出来后，连夜秘密地转移到距县城十多华里的小山村，再辗转远送回延长老家。期间，他们严密封锁真实情况，故意散布虚假消息，使“红总司”造反派东奔西突、毫无结果。就这样，张史杰这位正直、有作为的好领导得到最好的保护，直到1968年的“红色政权”建立后，延川的社会太平了，他才回到县上。“红四野”派一夜之间成为“保皇派”，王卫国成为一条彻头彻尾的“保皇狗”，成为“红总司”造反派欲啖之而后快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1967年11月3日，是延川县“文革”由“文斗”转向“武斗”的转折点，简称“11·3事件”。“11·3事件”是指延川“红总司”在县影剧院礼堂举行文艺公演期间，与延川“红四野”发生的大规模冲突。从此，“红四野”以延川县城为根据地，“红总司”以距县城九十华里的延长油矿总部永坪镇为根据地，各自扩大势力。自1967年农历十一月起，到1968年7月24日止，这两派先后发生过十余起动用武器的武斗事件。
最为严重的武斗事件，就是1968年4月17日在县城附近山塬的武斗枪战。当时，延川县的“红总司”派聘请当过八路军的县财贸部部长白振基任总指挥，“红四野”派聘请解放战争时曾担任我军骑兵团长、已退休在家的老军人白德贵任总指挥，真可谓强将相对。可惜这两名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革命”没有认清形势，误以为“内战”又开始了，就又真刀真枪干起来了。
当时，笔者的外公吕文彬任延川县百货公司主任，他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兵，解放后上过西北军区炮兵学校，分配到广州军区任排长、连长，是广州军区赫赫有名的军事尖子，1962年转业回延川工作。他会多种大炮射击，延川人都知道他的威名。“武斗”开始后，“红四野”抢来一门迫击炮，准备强行绑架他当炮兵。他连夜从县城逃出，在家乡的山水窟窿里整整待了一个月，才逃过此劫。笔者曾问过外公，外公坦言：炮弹是能炸死人的，一炸一大片；再说现在又不是当年的解放战争。笔者的外公，这位解放战争时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他以独特的方式拒绝这种“战争”的诱惑。
而白德贵与白振基两人，非但没有制止冲突，却指挥着各自的造反派们，为捍卫所谓的“真理”而进行导致流血与死亡的“闹剧”。这场“游戏”的结果是“红总司”总指挥白振基倒在血泊中，双方多位战斗人员死伤。真真切切的死亡让这场“游戏”提前结束，“红四野”打扫战场后赶紧朝南撤离。
在这场战斗“游戏”中，王卫国负责带领“红四野”学生打扫“战场”。这场“游戏”，也就是后来有人状告路遥牵扯“人命案”的事件。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王卫国的一生，甚至包括他的情感走向。关于所谓的“人命案”事件，还需要在后面专门交代。
后来，“红总司”在延安“联总”等同盟军的强大火力支援下攻下县城。在保卫县城的战斗中失利后，王卫国与“红四野”的首脑们只好率领众弟兄落荒而逃，一路狼奔豕突，直至“流亡”到省城西安。当时，整个延安地区是“联总”的势力范围。“红四野”退到西安后，大部队租住西安市东郊韩森寨的东方红旅馆，而王卫国等“红四野”的核心成员则租住西门内的勤俭旅馆。
撤到西安后，王卫国写过“十字街道摆下控诉台，土皇帝大骂造反派”的夸张檄文。文章主要内容是挖苦“红四野”派撤出延川县城后，“红总司”派进城后的作为——利用本县籍的一位县级领导，在延川县城当时最繁华的地段十字街，所进行的代表性演说。王卫国的这篇文章被刻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为“红四野”赢得延川城乡群众支持制造舆论。
在延川狂热的“武斗”中，“红四野”和“红总司”这两大对立派找到了发泄情绪的方式，彼此均强调唯一合法性，彼此均有你死我活的“战斗”。毋庸讳言，这两派里没有高低，即使有“保皇派”名号的“红四野”，也在这场持续时间长的“武斗”中犯下诸多错误。当然，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在革命热情被激起后，总是一股脑地冲锋陷阵，缺乏必要的是非标准。
大乱总不是个办法。就在全国“武斗”形势日益严峻、接近于一场内战时，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把这场失控的“造反运动”平息下来。中央连续发布了“七·三”“七·二四”两份措辞强硬的文件，要求全国立即停止“武斗”，解散武装队。随即，中央又调动军队强行介入，命令全国各地造反派无条件地实行革命“大联合”。
王卫国任“红四野”谈判代表，由进驻延川的解放军某部把他从“流亡地”——省城西安护送回延川谈判。“造反派”和“保皇派”，在利益上摔了个平跤。部队为了确保“公平”，在“大联合”的人事安排上，一家一半，进入县革命委员会班子的副主任、常委、委员，完全对等。
1968年9月15日，延川县由部队干部、革命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三联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军代表马志亭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红四野”青年学生领袖王卫国被协商成县革委会副主任。
虚龄二十岁的王卫国，在整整两年的革命狂欢与革命闹剧中，用自己的激情和热血，收获了一顶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乌纱帽。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东西来得太仓促了，他还完全没有调整好心态。两年前的1966年的暑假，已经被中专学校录取的他正憧憬着如何捧好“铁饭碗”的时候，是“文革”击碎了他的青春美梦。他被懵懵懂懂地裹挟进这场革命狂欢后，似乎明白了革命领袖发动与导演这场运动的初衷，便义无反顾地参与进去，并全身心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可是，又是一年多你死我活的乱哄哄“武斗”，又是“造反”与“保皇”的争夺，甚至把他逼到西安“流亡”的境地。若不是“武斗”停止，他对这场戏如何收场还不敢想象。但是参与革命的最大收获是每天可以放开肚皮吃猪肉了，这两年来狂饮暴食的结果，是后来一看到猪肉就想吐。
就这样，青年学生王卫国用一种近似荒诞主义戏剧表演的方式，进入了延川县政治权力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