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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陕北农村，仍处于极端贫困的时期。对于王玉德这样移民来到延川、本身没有什么积累的“外来户”来说，再供一个孩子到城里去上学，这更让他无法承受了。
这年夏天，就在王卫国准备参加全县的升初中考试时，养父王玉德却下了一道死命令：不准考试，回村里“受苦”！这道命令，对于正处于学习兴致中的王卫国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王玉德不让养子考试，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一来，他已经把卫儿供到“完小”毕业，对弟弟王玉宽有了个不错的交代。要知道，在当时“完小”毕业就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养子能断文识字，至少不再是睁眼瞎了。二来，像他这样的农村家庭，已经到“汗干力尽”的地步，再也无能为力供孩子上中学了，农村受苦人有一茬哩。现实的情况是，卫儿“完小”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两年，就能说个媳妇结婚，生儿育女，过自己的光景。这也是为老人的心愿，对得起当初过继兄弟儿子时的初衷！历史而客观地看问题，王玉德当时的想法，是陕北众多农民普遍的现实想法，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对。但是，已经在知识的海洋中开始畅游的卫儿，他心比天高，怎么会接受养父这道荒唐而离谱的命令呢？
卫儿明确告诉大伯，哪怕不让上学，但必须参加全县的小学升初中统考，他要证明这几年来是认真学习的，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考上的！王卫国的话在哀求中有几分倔强。他在城关小学小伙伴们的簇拥之下，走进了那个捍卫自己尊严的神圣考场。
考试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延川县唯一的全日制中学——延川中学只招收两个班一百名左右的初一学生，而全县却有一千多名考生。在如此激烈而残酷的升学竞争中，王卫国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名列“榜眼”位置。消息传来，郭家沟村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此时的王卫国心里，更激荡着强烈的求学欲望。他把“录取通知书”领回后，先是给奶奶和大妈看了，再给大伯看。大伯还是当初拿定的老主意，沉着脸，不吭声。
直到新生开学报到那天，王玉德才给儿子说了实话：“这学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说罢，他递给卫儿一把小镢和一条长绳，要他上山砍柴。卫儿愣了一下，默默地接过小镢和长绳，跑到沟里扔了，然后独自进城去了。
没有报名费，王卫国自然报不了名。城关小学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七凑八凑，还是凑不够。一位好心的家长建议王卫国直接找村子里的领导，争取当地党组织的支持。王卫国接受建议，返回村后直接找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俊宽。
王卫国跑到刘俊宽的跟前，哭着说：“干大，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
刘俊宽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仗义人，他与王玉德是“拜识”，看到卫儿因想上学而泣不成声的样子，心里很是难受。他擦拭孩子的眼泪，当即答应想办法。那时，刘家圪
大队的家家户户都十分困难，几乎顿顿都是用糠菜充饥，要借点粮食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好在他的威望起了重要作用，他跑到很多地方总算借到两斗黑豆，让王卫国换成钱去交报名费。王卫国高兴得自然合不拢嘴，他背着黑豆进城了。
命运总是在无情地捉弄着王卫国。他进了城，卖了黑豆，换了钱，高高兴兴地到县中学报名时，可县中学已经不收他了。原因是学校有规定，新生超过一个星期不报到，就除名，而他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王卫国又一次哭着找到刘俊宽：“学校已经不收我了！”问明情况的刘俊宽专门赶到延川县中学，找到校长说明情况，恳求学校能够网开一面。校长被打动了，破例将王卫国收进学校。
这就是王卫国在1963年上延川中学的真实情形。说是颇费周折也好，好事多磨也罢，王卫国终于以不懈的努力达到目的。这件事在王卫国一生中影响巨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上学本身，更在于关键的时候，他通过自己的抗争与机智，把握住了命运之船的航向。反抗大伯的结果，是脱离了大伯为他预设的人生轨道，自然也消解了大伯在他心中的权威性。从那时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的朴素道理，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刘俊宽帮他这件事情悟出了情义无价的重要性，珍惜友谊，珍惜情感。
很多年后，路遥在“准自传体”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真实地再现了他当年艰难上学的过程，也在小说中歌颂了乡间的真情与大爱：
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不管他们有时候对事情的看法有着怎样令人遗憾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有的人是极其淳朴和慷慨的，当听说我父亲答应继续让我去上学后，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但仍然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家里，那几个白胡子爷爷竟然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那几个玉米面馍馍，也颤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他们分别用枯瘦的手抚摸了我的头，千安顿、万嘱咐，叫我好好“求功名”去。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放开声哭了——自从妈妈死后，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一次。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
就这样，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我终于背着这些“百家姓粮”，背着爸爸为我打捆好的破羊毛毡裹着的铺盖卷儿，怀着依恋和无限感激的心情，告别了我的亲爱的刘家圪
村，我踏着那些远古年代开凿出来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向本县的最高学府走去——走向一个我所热烈向往但完全陌生的新环境。我知道在那里我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我是一个从贫困的土地上起来的贫困的青年人。但我知道，正是这贫瘠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瘠的父老乡亲们，已经交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路遥在现实生活中更是用全力反哺与回报的方式，感谢前行路上真诚帮助过他的人们。刘俊宽之女、作家刘凤梅回忆：“1990年，我父亲有事要路遥帮忙，他欣然答应，并把这件事托给他一位朋友去办，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干大（指我父亲）曾在几件事上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想予以报答，苦于没有机会，希望你能帮上这个忙，了却我这桩心愿……”
好事多磨的结果是王卫国终于走进延川县唯一的县级中学——延川中学。延川中学也在县城的“堂坡”之上，在城关小学上面，占据着县城制高点的位置。1982年9月，贾平凹在路遥的陪同下来过延川县城，在《延川城记》中这样写道：“再也没有比这更仄的城了：南边高，北边低，斜斜地坐落在延水河岸。县中学是全城制高点，一出门，就漫坡之下，窄窄横过来的唯一的一条街道似乎要挡住，但立即路下又是个漫坡了，使人禁不住设想：如果有学生在校门跌上一跤，便会一连串跟头下去，直落到深深的河水中去了。”
王卫国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走进这所全县的最高学府，被编进初六六乙班，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刚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的常有润，语文老师是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国祥。
王卫国所在的班级是个尖子班，班上的同学大都是县城干部与职工的子弟，在鲜明的对比中，他一身破烂的衣着更显得寒碜。然而，最为可怕的还是饥饿的压迫。因为住校生急剧增多，延川中学在住校生的管理上取消了“半灶生”的临时救急措施，而统一改为“上灶生”。这就意味着住校生要每月按时缴粮缴菜金，由伙房统一安排伙食。那时，学校一天两顿饭，每顿饭的饭菜又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甲菜以洋芋、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一些叫人馋嘴的猪肉片子，每份三毛钱；乙菜和甲菜基本一样，但没有肉，油水也少一点，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一般是清水煮萝卜或清水白菜，每份五分钱。主食也是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高粱面馍，白、黄、黑三种颜色就表明了三种身份，学生们戏称叫“欧洲、亚洲和非洲”。
那时，延川中学的学生灶房没有什么餐厅，十几路纵队的上灶生直排到墙根，同学们打来饭在院子当中围成圈，说说笑笑地就打发一顿。谁吃什么、怎么吃，同学们都一清二楚。当时学校的伙食普遍差，学生中流传这样几句顺口溜：“父母亲大人两点点，儿在门外把书念，每顿稀饭一碗碗，把儿肚子饿成个扁片片。”不用说，王卫国更是以吃“非洲”的主。他交不起每月四五块钱的伙食费，有时甚至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就这样勉强的伙食维持，也还是要好的同学凑给的。
王卫国时常饿得发晕，饿得发疯，饿得绝望，似乎感到自己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这个正在拔节成长的男生，身子骨倒还挺壮实。正应了延川人的土话：“喝口凉水还长肉呢！”
路遥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真实地刻画了他当年忍饥挨饿时的情形：
饥饿迫使我凭着本能向山野里走去。
县城周围这一带是偏过一两场小雨的，因此大地上还不像我们家乡那般荒凉，远远近近可见些绿颜色。
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我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我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就扒出来几口吞掉了。
节气已经到了秋天。虽然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呀、果呀、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量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我只寻找那些野生的植物充饥——而这些东西如水和空气一样，不专属于任何人。除此之外，我绝不跨越“雷池”一步的！不，不会的！我现在已经被人瞧不起，除过自己的清白，我还再有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呢？假如我真的因为饥饿做些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来，那不光别人，连我自己都要鄙视自己了。
上中学期间，王卫国有一次回到清涧老家，母亲用家里仅剩下的高粱面和土豆丝包了一锅“变食”
。煮沸的“变食”一个个烂在锅里，站在灶台旁的母亲非常难过地转开身去，默默地流泪。面对这“四分五裂”的“变食”，王卫国一句话也没说，操起筷子，就狠命地吃起来，一口一口地强咽着……他知道，“变食”是陕北人最好的饭。这顿在极端贫穷的环境下做出的“变食”，寄托着母亲沉甸甸的希望！
这种饥饿感是刻骨铭心的，在路遥身上缠绕了一生。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是从孙少平吃早饭开始起笔的，生存与奋斗成为孙少平人生的关键词。
1992年深秋，路遥病危时，仍念念不忘上中学时偷吃西红柿的情景：“上学期间，饥饿仍然没有摆脱对我的纠缠。直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见路畔的园子里，一株西红柿上结一颗淡红红的西红柿，我就静静地盯了一会，看看左右没人，便扑过去，抓住那颗西红柿就跑，一直跑到山背后的水渠里，心仍在跳，好像有人发现追上来了一样，当我确认没有任何人发现时，两口就把那颗西红柿给吃了。”
事实上，这种饥饿感既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又成为他超越自我人生的强大动力。
在延川中学初六六乙班这个县城学生占大多数、物质生活对比鲜明的班集体中，男生王卫国在经受歧视和冷遇的时候，也得到过温暖和友谊，许多同学都向他伸出过热情援助的手。他已经摆脱了在城关小学上“完小”时的那种强烈的自卑感和屈辱感，而是在不断丰富的阅读中，获得了精神的高度超越。
王卫国依然喜欢到县文化馆阅览室看报，到新华书店翻书。他迷上了《参考消息》，对时事政治尤为关注，而且可以自己分析理解。就是因为这个特长，使得他的视野要比同辈人开阔得多。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兴奋地彻夜难眠，站在县中学空旷的大院里，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轨道。
王卫国为何对尤里·加加林投入如此不切实际的巨大关注？笔者以为，这与其梦想有关。加加林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太空中遨游的宇航员，是在人类伟大想象与科学工作推动下创造出的奇迹。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男生王卫国就在《参考消息》中获取了超越人生的丰富营养。王卫国对加加林的热爱，一直持续到他成名后创作《人生》的时候。他在设计一位在“城乡交叉地带”奋斗的主人公的名字时，第一感觉就是“高加林”三个字最为妥帖。当然，这是后话。
初六六乙班是一个尖子班，学生们大都很有个性，也是当时延川中学最难管理的一个班级，先后换过四任班主任。王卫国不擅长数理化，上课时，他想听就认真听，不想听时就旁若无人地看小说，也不影响别人听课。好在班主任老师对学生很宽容，从不强迫学生，允许学生看自己喜欢的书，并且开导王卫国：“你不爱学数学，我很理解，你对文学感兴趣就应该下工夫学，不要荒废时间。”
班主任的宽容，使王卫国有条件广泛涉猎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苏联翻译小说，另外还有《把一切献给党》《牛虻》等。延川中学当时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图书馆，王卫国是那里的常客。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等人物成为他心目中最仰慕的英雄。他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出保存了多年的文学杂志，逐一翻阅。他甚至还与县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老师搞好关系，偷偷借出那个时期的许多“黄书”与“禁书”，钻到校园后面的山沟里阅读。王卫国中学同学多年后的共同印象，就是他如饥似渴地吞食着所能找到的一切精神食粮，抓住一切机会读书看报。这样偏科性的学习结果是，他的语文成绩出类拔萃，写出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各个年级传阅。班主任老师也有意识地在班务活动中发挥王卫国的才能，只要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就用他。
海波也回忆道：“路遥的作文常常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题为‘在五星红旗下想到的’，学校领导在全校学生面前朗读了一遍，从此他文名大振，成为全校的‘明星’了。还有一次，他根据小说《红岩》创作并编排了一幕话剧，利用活动时间在教室前演出，引来全校学生观看。”
儿童心理学家曾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其实，对身心都在成长过程中的少年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时的延川中学师生，都认为这位经常吃不饱的男生王卫国是“笔杆子”。这种久而久之的刺激，不断鼓励着王卫国，他的情感源源不断被激发，开始有了最初的文学激情与冲动，他开始写日记，开始评析时事政治，也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与在城关小学上学时一样，王卫国依然是初六六乙班上的活跃分子，依然是全班同学的中心。他篮球打得好，个子不高，很灵活，很猛，有股不服输的劲头，他甚至被抽到校篮球队，成为校学生篮球队主力队员。在他的带领下，初六六乙班在初中部的篮球联赛中常是第一名。人气极高的王卫国依然延续在城关小学时给同学起绰号的传统，班里同学的绰号大都是王卫国“亲自命名”的。这些逗趣的绰号成为同学们紧张学习生活中的笑资，班级里经常能传来活泼与快乐的笑声……
1980年代初，路遥回想到多年前所受到的歧视与冷遇，以及得到的温暖与友谊，创作出“准自传体”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纪事》。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强烈共鸣。
1980年代，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畅谈了他当时的创作心理：
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合着帮我上完初中，整个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是很遥远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候，同学（当然不是女同学，写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这样形成了作品的主题：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反过来又折射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好缺乏这些，我尽管写的是历史，但反过来给今天现实生活以折光……
这部“准自传体小说”为了强化困难时期同学的友谊，把故事背景放在1961年，而且让主人公马建强考上高中。但小说中的马建强的困难情况，以及同学们之间珍贵的友谊，却是王卫国当年上初中情景的真实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