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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陈寅恪先生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的著名论断。在这个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各个文化部类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宋文的创作,继往开来,成就了我国古文创作的全盛局面,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文创作,近师唐代韩、柳的古文传统,远承中国古代文章写作的优秀遗产,成就卓异。陆游论有宋文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尤延之尚书哀辞》),殆不为过。这首先突出的表现在作者和作品的数量上。清代编撰的《全唐文》共收作家三千余人,文章二万余篇,加上后人陆续增补的一万多篇,仍不超四万篇之数。而近年出版的《全宋文》收作者九千余人,文章十七万余篇,分别是前者的三倍和五倍以上。即以代表作家而论,韩愈、柳宗元作为唐代文章大家,现存文章数量分別只有三百和五百余篇,而宋人苏轼即有四千余篇文章存世,欧阳修也有两千余篇。简单的数字对比或许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但庞大的数量,无疑是宋文创作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其次,宋文的成就还突出的表现在创作质量上。高步瀛谓“明清之世,言唐宋文者,必归宿于八家”(《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卷首”)。八家之中,宋居其六,可见宋文对后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自然是建立在宋文创作较高质量的基础上。最后,从相关理论总结方面也可以看出宋文创作取得的成就。丰富和高质量的创作实践,必然会带来相关批评实践的发展,进而在理论思考方面表现出来。宋文创作的成就激发了人们探讨文章创作规律的热情,带动了相关理论著作的兴盛。王水照先生指出:“古文研究与批评之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即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历代文话·序言》)由王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话》收有宋代论文专著二十部。此外尚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专著,如见于《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文格》、《修文要诀》等,没能保存下来。由一斑而窥全豹,我们已可以想见当时此类著作的兴盛。所以,从宋文的数量、质量和理论著作几个方面来看,宋濂评价“自秦汉以来,文莫盛于宋”(《苏平仲文集序》),洵非虚誉。

宋文创作在两宋三百余年的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自宋太祖代周自立的建隆元年(960)至欧阳修登第的天圣八年(1030),这七十年是宋文发展的第一阶段。宋初主要的作家都是由五代而入宋,他们的创作风格自然不会因为新朝的建立而一朝突变,多是继承了前代的遗风。首先表达对五代文风不满的是柳开,他有感于“五代文格浅弱”,故“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宋史》本传)。他不满于当时“偶俪工巧”的习尚,在创作实践上转而以“断散拙鄙为高”(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九),不免给人以“词涩言苦”之感,算不得健康的文风。和他同时提倡韩、柳古文而影响更大的是王禹偁。王禹偁提倡一种明白晓畅的文风,他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他的创作实践,像《待漏院记》明白条达,《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清新可诵,都有较高的成就。

在柳、王二人之后,古文并未取得优势的地位,统治文坛的是以杨亿为代表的典丽文风。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韩愈在中唐倡导古文的同时,也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是“文与道俱”的。如何处理“道”以及文道之间的关系,宋初作家还处在摸索之中,认识并不清晰、统一。这自然限制了古文创作在当时的影响。而文道关系也成为此后宋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而更为主要的还是时代原因,宋自太祖、太宗两朝后,发展到真宗朝,朝廷主政者喜好太平,粉饰盛世,给人一种豫泰安乐的景象。这种情况之下,杨亿所倡导的典丽文风,正当其时。所以四库馆臣评价杨亿《武夷新集》“舂容典赡”的同时,也不忘加一句“时际升平”的话。

自欧阳修登第到北宋末期,这是宋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作家群体可以用群星璀璨来形容。在欧阳修和苏轼这两代文坛盟主的周围,活跃着苏洵、王安石、曾巩、张耒、秦观、苏辙等大家,他们一起开创了宋文艺术的高峰,完成了文体革新,确立了古文的主流地位,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欧阳修与苏轼。

其实,在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盛行的时候,就有穆修默默写作古文,《宋史》说当时“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而和欧阳修同时而稍早的尹洙也以古文写作谈兵论阵之文,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对欧阳修都有启发。欧阳修能最终完成文体转变的实绩,首先是他对文道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欧阳修也和韩愈一样,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他认为“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与张秀才第二书》);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与乐秀才第一书》)。他理解的道是孟子式的,他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为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可见他所谓道,正如自己所说是“盖切于事实而已。”(《与张秀才第二书》)这样把道落到实处,也就避免了空谈道理的毛病,文章创作也就有为而作,内容充实。其次,欧阳修提倡古文写作,却并不废弃四六骈文,也讲究文采修辞,创作了一大批文从字顺、委曲晓畅的优秀作品。他的文章,不疾不徐,丰润饱满,叙事能透彻,说理带感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有美堂记》、《泷冈阡表》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苏洵评价欧阳修的文章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可见当时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影响和推动了古文创作的发展。最后,欧阳修不但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影响文坛,更利用自己的地位,汲引后进,指引路向,壮大古文写作的声势。在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中,他坚持以自然平易的文风衡士,摈弃怪异艰涩的“太学体”,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一举扭转了文风。所以,《宋史·文苑传序》在叙述宋代文风变化时,积极地评价了欧阳修的作用,说:“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的是苏轼。苏轼的文章写作从心所欲,挥洒自如,体现了书写的自由,传递出独特的美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春渚纪闻》卷六)文章写作已经成为苏轼生命存在的方式。

苏轼论文,标举辞达:“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的文章也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无意不可达。特别是那些议论、说理的文章,最能代表他的成就。这类文章以宏通的视野、深邃的思想为基础,翻空出奇,机锋横出,通脱而犀利。他早年的史论对策之文,“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苏辙《历代论·引》)。议论历史,多发人之所未发,见解新颖,如《范增论》、《留侯论》等。但不免作意为之,带有纵横家的色彩。中年之后,议论之文变得平实沉稳,而一些记文则融合说理、叙事、写景为一体,达到了新的高度。像《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等,融诗情画意和至理奇趣为一体,意境美妙深邃。而一些短文杂记,像《日喻》、《记承天寺夜游》等,更是文笔超妙,充满隽永的意味。总体来说,苏轼文章写作,确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石山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和苏轼同时,也是欧阳修后辈的文章大家还有曾巩、王安石、苏辙等人。记理言事是曾巩所长,他的文章委曲详备近欧阳修,而质朴严正则是自己的特色。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极有个性的政治家,为文讲究实用,一向以廉悍的风格著称。苏辙的文章,不似父兄那样辨博有气势,而是冲和淡泊,正如他自己的评价“吾文但稳耳”(苏籀《栾城先生遗言》)。曾、王等人的文章,各具特色,但要论及对后世的影响,都不如苏轼。在这一代作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文坛上活跃的大都是苏门弟子,如黄庭坚、张耒、秦观等人。

以欧、苏为核心的古文写作群体,绵延三代,创作活动期长达八十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古文在他们手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记、序、杂记等各种文体都臻于成熟;也表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貌,是宋代古文创作的巅峰时期。

自苏轼谢世(1101),到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六十余年,是宋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一个过渡期。在苏轼的晚年,他和他的门生就因为党争的原因,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这种打击还进一步地发展到禁止苏轼文集流传的地步,这是政治力量对文学创作的粗暴干预。此外,靖康二年开封失守,宋政权被迫迁到江南,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才得以立足并稳固自己的统治。政权的波荡,社会的混乱也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这都使此一阶段的宋文创作陷入了低潮。

不过,在政权存亡之际,伴随着和与战的争论,这一期的政论文大放异彩。特别是那些主战人士,他们的奏议文章,以批判主和派和积极抗战为主要内容,充满着道德的自信、殷切的期待,显得气盛言宜,尤为动人。如李纲的《议国是》一文,透彻分析时局形势,指出一味主和之不可恃。高屋建瓴,细致深刻。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从民族大义出发,抨击主和派的主张,措辞尖锐,气势凌厉,在当时影响很大。而岳飞《五岳盟祠记》中又表现出主战将领对胜利的信心和报国的壮志,慷慨激昂。

自隆兴元年孝宗登基(1163),至宁宗开禧三年(1207)陆游去世,计四十余年的时间,可以视作宋文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也是南宋文章发展的一个小高潮。这一期的创作和北宋中期相比,虽略微逊色,但也出现了陆游、杨万里、尤袤、朱熹等文章大家,而且在文体和作者群体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特色。

尤、杨、范、陆四人一般被视作中兴诗人的翘楚,他们的文章也佳作纷呈,其中尤以陆游的古文创作成就最高。陆游的文集中长篇大论不多,有特色的是记体文,如《烟艇记》、《灊亭记》等,描写日常生活,抒发文人的感情世界,文辞修洁,清新隽永。南宋中期文坛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理学家创作群体的涌现。理学家受自己学术背景的影响,在文道关系上,一般都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对文学创作似乎不怎么热心。但是在南宋中期,像朱熹、吕祖谦这样的理学家对文章写作都颇为留心。吕祖谦曾编著《古文关键》,选取韩、柳、欧、苏等人的文章,分析其作法,为后学指示门径。而朱熹也多有论文之语,如称“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是颇有眼光的见解。他自己的文章也得到了后人好评,清人洪亮吉就说:“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北江诗话》卷三)朱熹论文讲究“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他的文章正是如此,文笔简练明净。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也表现出新的特色。隆兴和议之后,宋金关系渐趋平稳,但如何对待金国,仍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热点。相对于南宋前期此类文章的慷慨激昂,此时辛弃疾、陈亮的奏议文章,议论周详,文辞磊落,具有堂堂之阵的气象。

自宁宗嘉定年间(1028—1225)开始,直至宋亡(1279)是宋文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一时期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牢笼一切,给文学创作带来很大的冲击。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文章正宗纲目》)为标准,实际上是“主于论理而不论文”(《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他自己的文章也喜欢论哲理、谈心性,即使是写景之文也不免此弊。这也是当时文坛的通病,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引叶适之言云:“洛学兴而文字坏”,正是精辟的评价。

不过,南宋末年,面对国家沦亡的危急局势,一批仁人志士为爱国的热情所驱动,颇有一些忠愤激切、慷慨悲壮的作品,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王炎午《望祭文丞相文》、谢翱《登西台恸哭记》等等,是南宋文章最后的闪光。

宋代文章创作的历史地位和发展阶段,上面已经作了简要的介绍。最后简略地交代一下我们编选这本《宋文选》的想法。四库馆臣将总集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一》),这里说的正是选集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了所选对象的特点。具体到宋文来说,和此前的文章相比,大体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各类文体的成熟。一些传统的文体如论、记、序等继续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些新兴的文体也开始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像文赋、笔记、序跋之类,或为宋人所创立,或在宋人手中走向成熟。

其次,议论文的兴盛。宋人好议论,在文中体现尤为明显。翻开宋人的文集,不用说奏章、策论之类,就是记文、序跋之中,也不免大发议论。王安石评价苏轼《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正是这种风气具体而微的一个表现。

其三,理学家之文的出现。宋代理学兴盛,对文学创作多有影响。理学中人,由于自己观察和思考世界的角度较为特殊,他们的文章,也显示出独特的风貌。南宋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别出谈理一派”(《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一》)。作为宋文创作中的一派,自然不能为我们所忽视。

本着以上的粗浅认识,我们在选编时,既选编了一些历来受到选家重视的文章,也增添了一些新的作家和篇目,以期相对全面地反映宋文的面貌和成就。这是我们的良好愿望,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要留待读者去检验。

本书的选注工作由丁放、武道房主持并统稿,作者有丁放、武道房、王开春、曲惠勤、曹秀兰、李佳、曲景毅、陈昌云。其中北宋部分由丁放带领众人完成,王开春出力较多,南宋部分主要由武道房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周绚隆先生、责任编辑李俊博士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致谢。本书撰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前贤时彦的成果,因体例所限,无法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 kbQyM+te9LvRyuk+yPqy7iR9tHxcZCUrdF9o2X0hao54xSql4O8C3iJXEAPol2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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