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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我国东南部浙江省的历史名城绍兴，他的家位于当时的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
在历史上，东南浙江一带是中国的文化重镇。而绍兴是浙江东北部的文化中心，更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地，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罕有的群星璀璨之地，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串长长的绍兴人名单：
蔡元培（1868—1940），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徐锡麟（1873—1907），辛亥革命烈士、安庆起义领导人。
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资产阶级女革命家。
陶成章（1878—1912），革命家，光复会创立者及领袖之一。
刘大白（1880—1932），著名诗人，文学史家，新诗开创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魂。
马寅初（1882—1982），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
夏丏尊（1886—1946），文学家，语文学家。
竺可桢（1890—1974），科学家和教育家，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范文澜（1893—1969），历史学家。
周恩来（1898—1976），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
朱自清（1898—1948），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
俞平伯（1900—1990），诗人、作家、红学家。
钱三强（1913—1992），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袁雪芬（1922—2011），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戏剧泰斗。
……
绍兴在地理上背靠大陆，被深厚的大陆文明底蕴滋养，又濒临沿海地区，兼具开放的气息，所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精神的萌发地之一。绍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当时三大革命团体之一“光复会”的大本营。从上面这个长长的名单可见，蔡元培从小生长在怎样一个具有强烈人文氛围、培育出一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俊杰的环境之中。
蔡元培的乳名原本叫阿培，进私塾读书后取名元培，字鹤卿，又改字仲申，别名鹤庼（qǐng）。后来，他自号为“民友”，原意是老百姓的朋友。这个名字还多少有点清高气，认为自己不同凡类。与民为友者，当然不自认为是“民”，而是亲近、影响、教化人民的人。再后来，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怎么能叫“民友”呢？于是就改号为孑民，意思是“遗留下来的老百姓”。典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大雅·云汉》篇：“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从两句中各取一字，便自号为孑民，大有慨叹国难殃民、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怀，也时刻警戒自己不外乎是逃难的黎民，必须要感同身受，为民着想。
后来，蔡元培声名远播，人们都很尊重他，就叫他“孑民先生”。
绍兴产酒，所以蔡元培自小善饮。
他的祖父经营典当业，是当地一家典当铺的经理。祖父行事公正，又善经营，遂致家业渐渐兴旺。祖父生七子，蔡元培的父亲为长子；三子好武，不知往终；居家六子，次子为绸缎庄经理，长、五、七子分别为钱庄经理，四子亦经营钱庄，只有六子读书。
蔡元培后来回忆说：“余家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
蔡元培有兄弟四人，姊妹三人，他是家里的老二。说来奇怪，他们兄弟姊妹，排行占单数的，长得像母亲，面椭圆、肤白皙；排行占双数的，却像父亲，方脸、肤黄。蔡元培排行老二，长得就像父亲的翻版。蔡元培的七个同胞兄妹中，后来有四个夭折，只有他和大哥、三弟活了下来，三人分别相差两岁。
4岁时，蔡元培就开始在自家延请教书先生开设的私塾中读书。
在此，我们有必要略为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古代教育主流是儒家教育，而儒家的主流教育，把教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0岁到3岁，为“家学”时期，实际上是自母亲怀孕开始的。“胎教”一词最早见于《大戴礼记》，其原则跟现在的胎教理论没有大的差异。婴幼儿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健康成长，还有基本生活常识和礼仪规范。
3岁到6岁，为蒙学时期。古人一般3岁、4岁开蒙，进蒙馆。6岁至8岁进学馆，这个年龄划分跟今天的幼儿园、小学的划分差不多。蒙学的主要任务有礼教和乐教两部分。
6岁到12岁，为学馆时期，主要任务是读经，也有习字、练武等活动。6岁以前一般不读经。读经要“详训诂、明句读”，还是要详细解释的。
12岁到20岁，为官学时期，一般会去县学、府学继续学习，相当于现在去县高中读书。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解经，也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经史子集等内容。解经不是训诂，是讲义理。
20岁到35岁，有时甚至到40岁，又是一个重要时期，这往往被过去的教育史家所忽视。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学习专业，如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政治军事；还有一个任务，是行万里路、交游，这是古代教育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阶段，也有为出仕做官做准备的意味。
35岁到70岁，也就是古代读书人出仕做官时期。如果没有科举致仕，就做老师、行道布道，也有的人成了隐士，自于民间，修身齐家。古人七十致仕，回家养老。养老也不是不做事了，作为乡党长老，或以身作则，或著书立说，或兴学讲学，都是继续教育事业。
再回到蔡元培的故事上来。
进入私塾之后，私塾老师周先生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读书之外还要练习写字和对对子。稍长一些，就开始读最基本的儒学经典，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并学习写作八股文。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的官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社学和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上或经济宽裕人家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延聘教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的村庄、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5岁至20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13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旧时的私塾是什么样子，我们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看一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
……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哪里去了！”
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在这篇充满了童趣回忆的文章里，可以见到那个时候上课的情景，教育方式很呆板、单一，以学生们不解其意式地背诵儒家经典为主，这倒真应合了中国古人的理念——“书读千遍，其义自现”。
而且体罚教育在这种课堂上绝对是合理合法的，所谓“教不严，师之惰”“不打不成材”，调皮的孩子们在学塾里被戒尺打手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个时代的家长，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遭到老师的打手心乃至于打屁股而找上门去评理，反而认为这才是先生对自己孩子的悉心培养的表现，是尽职尽责地要培育好自己的下一代，往往会帮着先生说话，反过来训斥自己的孩子。
这种私塾教育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甚至一直延到了1949年前夕。我们来看另一个老人的私塾回忆：
学堂是村上一座三间连通的祠堂，大门朝西，没有窗户。学生不足二十人，年龄七八岁至十余岁，全是男生，来自我村和邻村两个小村。课桌学生自带，参差不齐，教室里没有讲台和黑板。先生办公也在教室里，办公是一张旧八仙桌，桌上摆放着一筒毛笔和几只茶杯，还有一块醒目的红色木质戒板。教科书由先生选购，科目为单一的语文，教学任务就是先生教语文课，学生读语文书。
学生整天关在教室里熟读课文，死记硬背。学生如果不会背书，就会受到先生体罚——用戒板打手心。学生没有年级，原教科书教学完了，先生选购新教科书。我对半文言文的课文一知半解，但都能倒背如流。
“人体可分三部，头、干、肢。头中有脑，为运动知觉之本……”“蜘蛛在檐下结网，既成。一蜻蜓飞过，误触网中……”时光流逝六十多年，至今有些课文我仍能背诵。先生的工资年终收取，学生分派交付；先生的伙食由学生轮流值饭，叫做“值先生”：一日三餐送进学堂，饭菜讲究，恭敬招待。
这就是当时真实的私塾场景。
蔡元培是聪明勤奋的孩子，但纵使资质再好，也逃不过被老师打手心的经历。而且重复犯错误会加倍责打手心。有一次，由于他背诵《易经》，连着错了很多次，被责打手心达百下。这种不分贵贱贤愚、一概打而后教的教学手段，却也颇能培养学生的谦逊平等的精神。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以授受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方式里，主要就是人格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内在修养上要讲信修睦、仁义礼智、文质彬彬，外在行动要孝亲忠君、报国取义。
古代传统教育更注重“道”，现代式的教育更注重“术”。“道”就意味着世界观、意识形态。严格地说起来，没有一种教育不是意识形态教育，并不仅仅只有政治课才叫意识形态教育。每一种教育背后，都有其世界观的支撑，也绝不能说这种教育方式是落后、蛮荒式的。
私塾中的授课方式是死记硬背式的，先生并不对课文做过多的讲解。年幼的蔡元培不管懂不懂，就按先生的要求认真背诵，在课堂上既不东张西望，更不玩耍嬉戏，小小年纪就展露出一股从容安详的性格与气质。
一次，他独自在自家楼上读书。忽然楼下房宅着火，幸亏火势不大，家人都惊慌失措地呼叫着扑火，火也很快就扑灭了。却唯独不见蔡元培，大家急忙上下四处寻找，才在楼上找到，发现蔡元培仍然安坐在楼上，口中念念有词地还在读书，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又一次，天快黑了，蔡元培的奶妈叫他和一起玩耍的小表叔下楼，奶妈先抱小表叔下楼，让蔡元培在楼梯口坐着等。谁知奶妈一忙别的事把这边的事忘了。几个小时后，奶妈突然想了起来，赶忙回来找蔡元培，只见他静静地坐在楼梯口，一步都没挪，也不哭不叫，平和的样子简直不像五六岁的孩子。
蔡元培的父亲把仁厚、清廉、阔达作为他立身处世的准则和风范，对蔡元培这个迥然超常的孩子也倍加器重。可惜的是父亲因病英年早逝，当时蔡元培仅11岁。父亲病故，家境也因此衰落下来。
蔡家的亲戚朋友凑在一起商量，打算集一笔钱资助他家。但是，蔡元培的母亲非常要强，就是不肯要，她宁愿典押家产衣物、勤俭度日，也不依赖他人生活。母亲认为，这样做不只是给亲戚们减少了负担，而且还能培养孩子自强自立的精神与生活能力。
蔡元培的母亲为人慎言谨行，在和人说话前总是先想好怎么说，说话后又要反省说的有没有错处。母亲的这个习惯也影响了蔡元培的一生。
蔡元培入私塾后，母亲常伴他完成家庭作业。有一次他在灯下苦苦思索作业却不得解，母亲心疼夜深儿疲，就叫他早些睡去，早起再做。不曾想第二日黎明，他起来很快就解决了难题。自此到老，蔡元培都一直秉持被母亲培养出来的习惯——熬夜不如早起。
母亲慈爱但从不宠溺孩子，教子严厉但从不怒骂，看到孩子们的缺点和错处时，就给孩子们指出来并告诉理由，让他们改过。当屡教不改时，蔡母就在清晨孩子还没起床时，掀开被子，毫不客气地用细竹条打屁股，直到其改过为止。蔡元培后来在晚年自述中说，小时候虽有被细竹条打屁股的体验，却能体谅母亲一片苦心。细竹条打屁股虽痛，但不至于伤着骨头，而且打在屁股上别人看不见，挨了打也不会受到外人的耻笑而丢面子。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就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培养下，在一种远不宽裕的家境中成长着。后来蔡元培曾经说，他自己宽厚待人的性格来自父亲；不拿人家东西、不随便讲人家坏话的美德则得力于母亲的垂教。
因父亲病逝，家中经济陷于困顿，无力再聘私塾先生，少年的蔡元培便转到对门的乡邻李申甫家设的私塾，在那里继续受童蒙教育。这位李申甫老师就是那个学生犯错了会加倍打手心的严厉的老师。
在那个年代，读书求知是神圣的事业，诸多“寒门出将相”的事迹一再在人们的口耳间代代流传，成为一代代平民读书人最好的励志故事。排除建功立业的功利动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也便在这样的勤学苦读中一代代流传下来。
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对于一般读书人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研习儒学经典，参加科举考试，通过著作文章打开致仕之门。
蔡元培十三岁时开始学做八股文。在跟那位李申甫老师学做八股文一年后他又转入离家大约半里地的先生王懋修的私塾读书。王先生的私塾里大约有三十个学生。
一次，蔡元培从同学处借到一本《三国演义》，刚看了几页，被王先生看到了，王先生训诫蔡元培，“看不得，陈寿的《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又一次，蔡元培借了记述东周战国历史的《战国策》来看，王先生又说不能看，他的理由是，如果在考秀才的时候，把《战国策》一类书中的词句典故用在文章里，一定不会被考官容许。
这倒真是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老师看来，这些书都是杂书，于学无益。当时平民出身的普通读书人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功名，跻身体制内，取得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而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形式被限定为八股文，同时，八股文的内容则完全限定在儒家的“四书”“五经”之内。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先生对学生读书范围要做这么严格的限定了。
八股文最初是古代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可以说是经过前辈的杰出文人总结出来的一种优秀的文章格式。把它应用在科举考试中，本质上是一种考试形式的规范化，也是科举制度中对公平原则的落实。这有点儿类似于书法中的“馆阁体”。
八股文是指写文章要由八个部分组成：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以下是明代名臣、文学家王鏊（ào）（1450—1524）的一篇名为《百年姓足，孰与不足》（语出《论语·颜渊》）的八股文典范之作：
【破题】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承题】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
【起讲】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
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
【入题】吾知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起股】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
【中股】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后股】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饔飨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束股】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把这篇文章翻译成现代文，大意如下：
如果老百姓富足于下，国君当然会致富于上。
因为，君王的财富，就是藏在民间。人民都富裕，君王哪会独贫？孔圣人就曾以君民一体的大义告诫过鲁哀公。
孔子说：鲁公增税，不过因为钱不够用。但要想钱够用，哪能不先富足其民呢？如果天下能良田丰收（百亩而彻），同时君主长存节用爱民的心，那么，只按产出的十分之一征赋，而不暴敛以满自己的享受，这样，民间实力雄厚了，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每家每户，广积粮仓，则照顾一家老小就不发愁。
田野之间，满种稻谷，则养活全家大小就不操心。
百姓都富足了，还会单单君王一个人贫穷吗？
我知道：财富藏之于民，民有就是君有，就是国有。不一定都收集到国库，才叫有钱。
山野田地所生长的，国君都可以运用。不一定非要收集到国库，才叫有财。
民间财富取之不尽，又哪里会求之不得？用之不竭，又哪里会发生猝不及防的事？
牛羊繁盛，足以为祭祀之费。玉锦充盈，足以资政府礼用。不足，就向百姓借，哪会匮乏？
祭祀大典，足够应付宾客的需要。国防开支，足够应付战争的需要。不足，就向百姓借，哪会匮乏？
哎！立法的原则是以民为本，国家用度的充足就是由此而来，又何必强加赋税敛财呢？
这篇八股短短数百字，通篇对仗工整，行文平仄优美，而且在八股言语的严格形式之内，言之有物、入情入理，用寥寥数语就完整地阐述了一套治世理念。文中提出了藏富于民的理念，并主张用财政杠杆替代税收，可谓是一种很现代的经济学主张。
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要求只能在“四书”“五经”中选取主题，行文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而不允许自由发挥，而且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有对仗等要求，对于文章的字数也有限制。总的来说，是一种非常严格乃至于死板的行文规范。
由于考试必须用八股文形式，往往会扼杀考生的创意，因此遭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对。在科考取士的制度中，很多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下大量的工夫研习八股文的形式，重文轻义，甚至于到了文字游戏的地步，这真是“一法立，则一法弊”。以后至后来著名学者顾炎武有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带来的危害还有，由于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人情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考中为官，缺乏足够的常识来应付实务，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这导致了政坛吏治败坏、政治昏庸。
当然，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受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试，那就跟考试的形式无关了。跟八股文比起来，今天的应试教育中的种种规则的死板，并不亚于彼。如果强要说形式有好坏，我们只能说，适应时代的形式，就是好的形式。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也像千千万万学子一样，勤苦地啃背与科考有关的儒学经典，研习八股文的写作。
十几岁时，蔡元培对“四书”“五经”等经典的学习已是轻车熟路，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必修课。
蔡元培本来是天资聪颖的孩子，加上勤奋进取，所以在学问方面进步很快。他写古文时多用通假字、广引典故，很多词句普通人都读不懂，可老先生们却很欣赏。想必蔡先生一定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
，这在当时的读书人里可是好究博学的一种另类的表现。
上面提到私塾老师王懋修先生，不只是八股名家，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足以给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指一条明路。像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王先生还深谙、推崇宋明理学，他经常满含感情地向学生们讲述当地先辈名儒刘宗周的故事。
刘宗周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恩师，人评其刚毅正直，因不满明奸魏忠贤乱政，回家乡绍兴创办书院讲学，影响很大，世称“蕺（jí）山老人”。后清兵攻陷浙江，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绝食二十三天而死。
为表对刘宗周学问人品的钦仰，王懋修特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仰蕺山书房”。他在平日里常给学生们讲刘宗周的事迹，以之为士子的典范。
有时，他也给弟子们讲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吕留良（1629—1683）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学者，明亡后，他散家财以结志士，图谋复明。事败后，誓不事清，居家开馆授徒，后削发为僧，始终保持士人的气节。曾静（1679—1736）晚生于吕留良半个世纪，因读吕留良遗著，感其义节，秘密组织反清，事泄被清廷捕杀，清廷还将吕留良“剖棺戳尸”，这成为清代的一件大案。
身为弟子的蔡元培，听了王懋修先生慷慨悲绝的讲述，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报国的感情，被一种孤高人格所感染。后来他自谓“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即与王懋修的影响分不开。
其实，这也是中式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的古代士人那里，学问、文章和道德、人品是不能分割的，本就是一体。正所谓“言传而身教”，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用人格的熏陶来教育后生，本就是中国传统教育里的一大组成部分。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往往影响学子的一生。
这一点，我们从少年蔡元培的一些作为中就能看得出来。
“孝子贤孙”这个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总有点儿贬义的意思在里面，用来形容那种愚忠和愚孝的人。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式、颠覆式的洗礼。在传统社会里，“孝子贤孙”这个词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蔡元培本人是这样的一个典范。
蔡元培的叔父辈大多经商，但他有一个六叔父，也是一个读书取仕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中国大家庭里，叔父宛然若父。蔡元培幼时的读书启蒙也亏得这位叔父，长大后离家远游的科考历程也多是由六叔陪同。
蔡元培少年时候在叔父的指导下接触了不少古代的史书和其他名著，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这个已经相当于是拓展知识面、扩展阅读了。这种家教式的教育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里也很常见，古代的教育制度不像现代教育这样，有着分数和文凭的要求以及细化的分科，所以，初中级的教育功能完全可以在有文化氛围的家庭中实现。
六叔父既是长辈又是老师，蔡元培对他很恭敬。这位六叔有抽鸦片的嗜好，有一天夜里，他与蔡元培一边聊天谈学问，一边抽着鸦片烟，不知不觉在烟榻上睡着了。蔡元培侍立在旁，并不敢稍懈。直等叔父一觉睡醒后，发现蔡元培还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连忙叫他回去，蔡元培这才退了出去。这种奉敬师长的感情，完全是发自蔡元培内心的，也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程门立雪”的精神几可同类。
蔡元培还有一段割肉救亲的故事。
蔡元培的母亲很年轻就守了寡，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孩子，长期的劳累使她老人家积劳成疾。蔡元培19岁时，母亲胃病加剧，服了很多药却一直不见好。他每天都在母亲身边侍奉，煎药喂饭，毫不懈怠马虎。
有一天，蔡元培听人说割臂肉入药可以愈病延寿，于是瞒着家人自己悄悄地找了把刀子，把左臂上的一小片肉割下来，和入药中煎好，让母亲服下去。蔡元培的三弟听说哥哥这么干，竟也仿效哥哥，割臂肉入药医治母病。这个行为让蔡元培兄弟深受左邻右舍乡亲们的赞叹。
在今天来说，这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当时来说，这是孝敬父母的最高表现。在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割肉救亲的故事，发生在近代禅宗泰斗来果禅师（1881—1953）身上。来果禅师是湖北黄冈人，在他的《自行录》里有这样的自述：
余十八岁时，父染隔食病馀，饮食未沾，身体羸瘦，气绝如缕，百医难治，束手无策，衣衾棺椁已为备办，待死而已。每阅前贤多方行孝，挽救亲疴，我何人乎，其不愧欤？由是立誓，愿舍生命，赎父病痊，如不能生，誓死替父。即夜避去家人，孤身危坐，取快刀、饭碗、磨刀石，各件具备，以刀割裂胸口，不料割开后，刀口三寸宽四寸长，大气直冲，又恐气息不从喉出，乃急解裤带一根，当刀口束住，热气止出，气从喉上，方始放心，否则危急万分。迨至数日后，复求神佑，刀伤早愈，免使人知，令父不悦。即夜梦中见一老者在前，用手抹擦数转，无言而去。次早掀胸私看，刀口合缝，还复如故，诚心感召，神必有灵，可谓无妄矣。（西山居士注：此事虽难信，以来祖之品德，绝不会妄语，且有陈配侠医生于浴室亲见来祖近肝部有疤痕。）
由这两例也可见，在那个时代，传统的孝道是深入人们骨髓之中的。对父母的孝敬，再扩展到对他人的忠恕仁义，这些都造就着人们的刚烈之气和舍生取义的情操。由来果禅师的这一段自述，也可以联想，刚刚成年的蔡元培的血气方刚与对慈母的情怀，以及受传统的伦理观念影响之深。
但是，蔡元培挚爱的母亲终于没有抵挡住死神，撒手人寰。
母亲去世后，蔡元培悲痛欲绝、号啕大哭。为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他不顾家人劝阻，按照传统礼教中的指示，夜则睡草席、枕土块为母守灵，寄托悲哀。其兄弟看到这种情形，也把床设在灵堂，陪他一同守灵。不久，哥哥张罗着要给已经成年的蔡元培娶媳成家，蔡元培泣告兄长取消婚事，说，“母亲去世，我还没有尽完孝道的时候，决不能结婚”。
这时，蔡元培更加刻苦地读书，以便将来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