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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儿都不晕船。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变得渐渐焦躁起来。我对乘务员说话都有点害羞，很不习惯说英语，但是在二等舱中除了玛祖姆达先生以外，都是英国人。我几乎无法和他们对话，因为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几乎跟不上他们的语速，即使听懂了，我也不知该如何应答。说每句话之前，我总是要先想好句子结构。我几乎没怎么用过刀叉，而且也不敢问菜单上哪道菜没有肉。因此我从不去饭厅吃饭，总是在房间里吃自己带来的甜食和水果。玛祖姆达先生适应起来毫无困难，人人都和他合得来。他可以在甲板上自由活动，而我总是在房间里待一整天，只敢在人很少的时候跑上甲板。玛祖姆达先生一直鼓励我和乘客们随意交谈、搞好关系。他结合自己的从业经验告诉我说，一个律师必须能做到巧舌如簧、舌灿莲花。他劝我要抓住每个可能的机会说英语，不要介意犯错，因为外国人说英语犯错在所难免。但是任何事情都无法让我战胜自己害羞的性格。
有一位英国乘客对我很好，总是和我聊天。他比我大，一直问我吃了什么，做什么工作，要去哪儿，为什么这么害羞，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也建议我应该到桌上吃饭。他嘲笑我坚持素食的做法，当我们到达红海的时候，他友善地对我说：“到目前为止，你都挺好的，但是等到了比斯开湾，就得改变想法了。英国很冷，不吃肉根本无法在那里生活。”
“但是我听说有人就可以坚持素食，而在那里生活。”我说。
“请相信那是个谎言，”他说道，“据我所知，没人可以生活在那里还不吃肉。你看，虽然我喝酒，但是我没劝你喝酒啊，我觉得你应该吃肉，因为不吃的话，根本无法生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但是我曾向母亲严正起誓说绝不碰荤腥，因此我绝对不会吃肉的。如果最后真的因为不吃肉而无法在英国生活，相比选择吃肉而继续留在那里，我更愿意返回印度。”
等船进入比斯开湾的范围，我还是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吃肉喝酒的需要。有人曾建议我应该收集坚持素食的证明，于是我请这位英国朋友给我开了一个。他很高兴地为我写了一个，我珍藏了很久。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肉食者也可以搞到这样的证明，于是它就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如果这些话都不足为信，我拥有一个证明的意义又何在呢？
我记得，我们抵达南安普敦的时候是一个周六。在船上，我穿的是黑色套装，我朋友还专门为我买了一件白色法兰绒的西装，作为上岸时的着装。我以为上岸的时候穿白色衣服会比较适合我，于是特地留着这套衣服。那时已经是9月底，我发现好像只有我这么穿。我看到很多人都把行李和钥匙留给了格林德利公司的职员代管，觉得一定要入乡随俗，也照做了。
我有四封推荐信，分别写给P.·J.·梅赫达医生、达帕特拉姆·舒卡拉、兰吉特辛吉王子和达达巴依·奥罗齐。船上有人建议我们住到伦敦的维多利亚大酒店去，玛祖姆达先生和我听从了这一建议。我不伦不类的穿着已经让自己倍感羞愧，但是，当我们到达旅店之后，旅店告诉我们，鉴于明天是星期日，我们无法从格林德利拿到自己的东西，这使得我非常生气。
我在南安普顿就写了信给梅赫达医生，他当天晚上八点左右的时候便来酒店看我。他很热情地欢迎我，笑我还穿着法兰绒。我们说话的时候，我随手拿起他的帽子，想看看帽子上的毛是否顺滑，但是我手摸的方向不对，把毛弄乱了。梅赫达医生看了稍微有点生气，喝止了我，但是错误已经铸就。这件小事对我是一个警示，这是我关于欧洲人礼仪的第一课。梅赫达医生幽默地向我讲解道：“不要乱碰别人的东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要像我们印度人一样问东问西，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称呼别人为‘先生’，只有仆从和下人才这么称呼主人。”凡此种种。他还说住在旅馆太贵了，推荐我去住私人的房子。我们决定拖到周一再考虑这个问题。
玛祖姆达先生和我都觉得，住在宾馆很不方便，又很贵。和我们同船来的还有一个从马耳他来的信德人，后来成了玛祖姆达先生的好朋友，他对伦敦比较熟悉，因而提出可以帮我们找房子。我们同意了。到了周一，我们一拿到行李，付清房款之后，就去了这位信德朋友帮我们租的房子。我记得酒店费用有三镑之多，这个价格着实让我震惊了。即使这么贵，我也没有吃饱，我几乎没有东西可吃。如果我不喜欢吃某一道菜，就得另点一样，这样就得付两份钱。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吃我从孟买带来的食物。
即使到了新家，我仍然觉得不舒服，总是想起印度和家人。母亲对我的爱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到了晚上，常常以泪洗面，家乡的种种回忆总是让我无法入眠。我内心的苦闷无人诉说，但是即使有，又能有什么用呢？我知道没什么能让我解脱。一切都是陌生的，这里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住的房子都是陌生的。对于英国人的礼节，我还是一个新手，因此必须随时保持警醒。坚持素食也带来一些不便，即使确定某道菜是素食，我可以吃，通常也是淡而无味的。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英国的生活让我无法忍受，但是返回印度又绝无可能。我对自己说，既然都来了，就一定要学完这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