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读皮凯蒂教授的书,尚不足以让我们掌握当今西方主流政治经济体制的完整面貌。最好能搭配美国加州大学皮尔逊(Paul Pierson)教授与耶鲁大学哈克(Jacob Hacker)教授在2011年出版的《赢者通吃的政治》(Winner Take All Politics)一起读。
这两位学者强调: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像美国这样严重的贫富不均趋势;美国的问题特别突出,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严重失灵,这个体制已经失去了为绝大多数民众谋求福祉的最基本功能。
他们指出:美国1970年代以后富者愈富的主因,不是富人比其他人更努力工作,而是他们能够利用自己既有的财富,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制定对有钱人有利的游戏规则。这些人因此得到更多经济利益,然后又利用这些资本来强化自己在政治圈的影响力。
美国民主质量出现明显的退化,就是从里根时代开始。在过去30年中,美国民主遭遇了“市场基本教义派”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双重侵蚀,特别表现在美国共和党内的新保守主义阵营。这两种意识形态推动的激进政治运动,导致社会内部严重价值冲突与政治对立。
当信念冲突愈激烈,政治竞争手段乃日趋下流,选举程序受到操弄,选举结果争议不断。在美国的政治运作过程中,政客高度依赖所谓的“政治顾问”,这批谋士最擅长的是政治包装、形象打造、抹黑对手、操弄选民的情绪、散布假信息、遥控媒体。例如,小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就是典型人物。美国的民选政治人物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网罗最专业的政治顾问,而不是思考国家的前途与未来,或花心思去谋求施政绩效。因为这些顾问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美化自己,丑化对手,甚至让政治人物不必为自己的无能、失职与贪腐付出代价。
新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后,在美国社会掀起前所未有的价值冲突与对立,共和党更完全由鼓吹“政府无用、市场万能”的极右派所主导,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治妥协空间日益压缩,社会两极对立日益严重。在三权分立以及国会两院制的宪法架构下,政治僵局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不是白宫与国会对抗,就是众院杠上参院。此外,即使在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在政策上达成一致时,坚持不让步的少数方还有可能寻求司法体系通过释宪来推翻国会立法。
从80年代末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一直为共和党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所把持。最高法院不但主动介入公元2000年总统大选在佛罗里达的计票争议,让小布什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靠五张票当选”的总统
,更通过一连串开时代倒车的宪法解释案,为富豪政治打开一道道水闸门。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两个案例,分别是2010年让“公司法人”也享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自然人”的言论自由权,让企业可以无限制地购买广告时段来影响选举结果
, 以及2014年取消有钱人在选举中提供给任何候选人、政党组织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美国企业在“献金法”规范下为特定候选人或政党成立的金援组织)献金金额的上限。
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凸显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在过去20年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也是导致美国民主质量退化的深层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多元政治步入历史,金权政治登上舞台。代表企业利益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社会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而抗衡企业政治影响力的其他社会力量日益萎缩。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直下滑落。与西欧相比,美国劳工加入工会的比例原来就不高,最近30年更不断下降,从1983年的20.1%下滑至2012年的11.3%。近年来,美国最大的企业雇主,例如沃尔玛(Walmart),都在打压工会的发展。其次,代表企业的游说组织资金之丰沛,令人震惊。举例来说,2011年企业游说组织的预算是27亿美元,是劳工组织的90倍。同时,企业的广告支出也驯服了美国的电子传媒,使它们不敢碰触敏感或争议性议题,其主要功能退缩为制播娱乐视讯。在1980年代末期,共和党修法大幅松绑传播事业的控股规定,倾向共和党的控股集团开始通过兼并与收购,将美国绝大部分的地方电台与报纸纳入旗下,只剩下少数东岸自由派报纸,还维持对时局的批判力道。
最能代表大企业对美国政治主导力量的,莫过于美国媒体所谓的“六人帮”(Gang of Six)。“六人帮”包括美国制造业协会、商业圆桌会议、独立企业联盟、美国餐饮业协会、美国批发与通路商协会,以及美国商会。这六大工商协会基本上主导操控了美国国会立法议程。
皮尔逊与哈克在其书中深刻地论证,导致美国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群体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最富裕阶层操控政治的能力不断上升,通过利益游说、金权政治与操控媒体,他们主导了社会基本游戏规则的重新制定,并将过去维护中产阶级的租税体制、管制规则、保障体制逐一侵蚀,让美国民主逐步沦为“富豪政治”(plutocracy)。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吉伦斯(Martin Gilens)教授与西北大学佩奇(Benjamin Page)教授针对1981年到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1 779个重要法案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利益团体与受雇于企业的国会游说者,才是塑造这些法案最终版本的关键力量,一般民众意见所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绝大多数法案的立法方向,都跟民意调查中多数民众的期望背道而驰。他们提出的严谨经验证据,更充分地说明美国政治体制早已丧失民主政治的精髓,而沦为富豪操控的寡头政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更在其《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沉痛地指出:过去30年美国富豪阶层可以通过操纵政治体制以及掌握媒体对社会大众洗脑,让行政部门与国会制定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将社会大众辛勤创造的财富席卷到自己的口袋中。尤其是华尔街贪婪的银行家,他们攫获的庞大财富不是来自对经济的实质贡献,而是来自胆大妄为的欺诈、莽撞嚣张的投机豪赌、巧取豪夺的掠夺性放款,这些无法无天的作为甚至让美国以及全球经济陷入险境。
斯蒂格利茨目睹美国富豪阶层的巧取豪夺,不禁感叹:“美国民主早已背离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实质上美国民主已经变形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
过去经常给发展中国家开经济处方的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也沉痛指出:“美国政客已沦为企业的傀儡,而广大选民则被漫天的广告包围和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