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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读皮凯蒂教授的书，尚不足以让我们掌握当今西方主流政治经济体制的完整面貌。最好能搭配美国加州大学皮尔逊（Paul Pierson）教授与耶鲁大学哈克（Jacob Hacker）教授在2011年出版的《赢者通吃的政治》（Winner Take All Politics）一起读。
这两位学者强调：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像美国这样严重的贫富不均趋势；美国的问题特别突出，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严重失灵，这个体制已经失去了为绝大多数民众谋求福祉的最基本功能。
他们指出：美国1970年代以后富者愈富的主因，不是富人比其他人更努力工作，而是他们能够利用自己既有的财富，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制定对有钱人有利的游戏规则。这些人因此得到更多经济利益，然后又利用这些资本来强化自己在政治圈的影响力。
美国民主质量出现明显的退化，就是从里根时代开始。在过去30年中，美国民主遭遇了“市场基本教义派”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双重侵蚀，特别表现在美国共和党内的新保守主义阵营。这两种意识形态推动的激进政治运动，导致社会内部严重价值冲突与政治对立。
当信念冲突愈激烈，政治竞争手段乃日趋下流，选举程序受到操弄，选举结果争议不断。在美国的政治运作过程中，政客高度依赖所谓的“政治顾问”，这批谋士最擅长的是政治包装、形象打造、抹黑对手、操弄选民的情绪、散布假信息、遥控媒体。例如，小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就是典型人物。美国的民选政治人物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网罗最专业的政治顾问，而不是思考国家的前途与未来，或花心思去谋求施政绩效。因为这些顾问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美化自己，丑化对手，甚至让政治人物不必为自己的无能、失职与贪腐付出代价。
新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后，在美国社会掀起前所未有的价值冲突与对立，共和党更完全由鼓吹“政府无用、市场万能”的极右派所主导，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治妥协空间日益压缩，社会两极对立日益严重。在三权分立以及国会两院制的宪法架构下，政治僵局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不是白宫与国会对抗，就是众院杠上参院。此外，即使在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在政策上达成一致时，坚持不让步的少数方还有可能寻求司法体系通过释宪来推翻国会立法。
从80年代末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一直为共和党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所把持。最高法院不但主动介入公元2000年总统大选在佛罗里达的计票争议，让小布什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靠五张票当选”的总统
，更通过一连串开时代倒车的宪法解释案，为富豪政治打开一道道水闸门。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两个案例，分别是2010年让“公司法人”也享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自然人”的言论自由权，让企业可以无限制地购买广告时段来影响选举结果
， 以及2014年取消有钱人在选举中提供给任何候选人、政党组织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美国企业在“献金法”规范下为特定候选人或政党成立的金援组织）献金金额的上限。
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凸显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在过去20年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也是导致美国民主质量退化的深层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多元政治步入历史，金权政治登上舞台。代表企业利益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社会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而抗衡企业政治影响力的其他社会力量日益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