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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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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年尾到2000年年尾这一整年时间，全世界人类都在迎接两个重要的历史新阶段：一个是新千禧年，一个是21世纪。很多读者可能还记得在南太平洋最接近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岛屿，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海边，通过架设望远镜与摄影机，来迎接新千禧年的第一缕阳光。在那个时点上，似乎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期望、共同的感受：地球是一个大的群体，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纪元与架构之下。绝大多数人对于新世纪充满着乐观的憧憬，期望这个新的世纪是一个更和平的、更富足的、更公正的世纪，是一个合作互助、永续发展、良好治理的世纪。在千禧年前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元首聚集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发表《新千禧年宣言》：
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长，在新的千年开始之际，于2000年9月6日至8日聚集于联合国纽约总部，重申我们对联合国的信心，并重申《联合国宪章》是创建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公正的世界所必不可少的依据。
同样地，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普遍对未来高度期待。这种乐观是建立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基础上的，即一场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浪潮席卷全球。这个变化的主轴是“民主化”与“市场化”。西方志得意满的知识分子甚至预言，人类正走向历史演进的终点，也是文明的极致——人类最后的、最高的社会体制，不存在超越这种体制的其他可能性，而尚未出现这种体制的社会，也无可避免地要向它靠拢与接近。福山在他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曾大胆断言：
自由主义的民主，构成了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
在这种视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种假设：民主可以带来和平，民主可以带来良治；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可以带来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人类社会可以享受美国盛世下的太平（Pax Americana），全世界也会心平气和地接纳美国的领导，因为美国是打造世界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龙头。
接下来的发展，与当时的乐观预期几乎是南辕北辙。当然，中间发生了“9·11”恐怖分子攻击事件，让美国所扮演的全球霸权角色出现更戏剧化的转折。然而，即使没有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早在21世纪的开端，美国盛世下的“天下不太平”的征兆也已经昭然若现：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纷纷陷入严峻的治理危机，政治乱象丛生，甚至民不聊生；在全球各个角落，市场万能、自由化万灵的神话开始消退；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将全球经济推向大萧条的边缘，更让鼓吹市场最有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面临信用危机。
在东欧地区，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很多前共产党人士又以左翼或社会劳工党名义重新执政，并试图修正前段时间全面私有化的变革；在拉丁美洲，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力宣扬的“华盛顿共识”遭到普遍质疑，亲美右派政权纷纷下台，左倾执政党开始摸索更均衡、自主的发展策略。跨国企业试图在全球打造的贸易与金融秩序全面自由化，在世界各地遭遇劳工、农民、环保团体强烈的反弹，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果实往往由少数人囊括，但其巨大的风险，却主要由经济弱势群体承担。
与此同时，地球暖化的迹象愈来愈明显，极端气候带来的巨大灾变在世界各地肆虐，成为落后国家社会与政治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在伊拉克所点燃的中东战火，只是让这个原本已经不平静的世界显得更为荒谬与血腥。从更深一层角度来思考，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与“市场”——被许多政治领袖与知识分子定义为架构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支柱——正遭遇严重的变形与退化。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主与市场之实际运作不但未能达到人民期许，反而成为21世纪世界秩序动荡的来源。
扭曲市场与民主的根本力量，是美国过去30多年来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个新的秩序让美国式资本主义所向无敌，让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两者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
全球资本主义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精英，取得影响国家政策、支配社会基本游戏规则的无比权力；金融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任何一个最友善与最优惠的地方，资本家不再需要迁就国内其他阶级的政治要求。美式资本主义解体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冲击了欧洲国家许多调和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基本设计，例如福利国家与劳工权利保障。全球资本主义宰制下的民主，向资本家利益严重倾斜，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中产阶级面临挤压，并导致国家机构经济社会职能减缩与维护公共福祉能力退化。全球资本主义宰制下的市场体制，不断诱导与鼓励无止境的享乐与无节制的贪婪，给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与巨大的风险，全球暖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