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历史分水岭。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演讲中，把这个重要历史关头称为“巨变时代” ，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时代。

站在这个历史分水岭上，我们同时观察到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出现与存续时间差别很大，而且彼此之间未必形成有机的联系，但这四重历史趋势之所以在今日同步式微与反转，或多或少都跟中国兴起有关。

第一重趋势反转，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这个历史结构形成于后冷战时期开端，到目前为止不过20余年，所以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周期。1990年代海湾战争后，美国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强权，它一手主导苏联瓦解后的新国际秩序。但是这个单极体系不到20年就出现根基动摇，所以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历史趋势，而更像是一个特殊历史空隙中出现的“例外”（aberration）。我把它视为一个历史趋势，是因为这个单极体系曾经被认为是顺天承运、结构牢固，更无可逆转。

第二重趋势反转就是“第三波民主”（third wave democracy）的退潮。第三波民主的起点是1970年代中期，高潮是1990年代初期。大家都还记得当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盖棺论定论述，断言人类已经走到文明演变的终点站，没有其他体制可以超越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 这样一种志得意满的情绪，今天来看是明显过头了，这个历史趋势只维持了将近40年就出现退潮。 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是民主体制扩散的黄金年代，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民主化浪潮的动力已经明显衰竭，民主崩解的案例陆续增加；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尽管还勉强维持民主的门面，但民主的内涵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腐蚀，人民只能忍受各种形态的劣质民主与反复出现的治理危机。美国民主体制也一步一步走向衰败，不但不能作为新兴民主国家的榜样，反而成为散播劣质民主的最大感染源。

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也可以理解为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危机浮现。就像第三波民主化一样，这不是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的历史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为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打下了基础，这个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趋势，更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发展到前所未见的高峰，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吸纳进这个全球经济体系，所有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都被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所宰制。但是随着“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破灭，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社会运动兴起，美国金融泡沫破裂，西方社会经济增长引擎熄火，以及愈来愈令人发指的贫富悬殊出现，许多社会已经出现激进的变革呼声，甚至濒临动乱的引爆点，这个推进了将近60年的历史趋势，正面临前所未见的危机。

第四重趋势反转是西方中心世界（West centric world）的没落，也可以说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这是一体的两面。这是四重历史趋势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300年长期历史大趋势的反转。在18世纪初期，中国、印度与伊斯兰教世界仍与西方分享世界舞台，但是随着工业革命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非西方世界一一落入西方的宰制，西方国家主导人类历史长达300年。然而，正如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教授在其著作《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中所言，进入21世纪后，世界权力的重心明显向亚洲移动，亚洲将成为人类历史舞台上的要角。“新亚洲半球”的崛起，可以跟20世纪崛起的西半球一样，撑起半边天；世界舞台上西方国家独占鳌头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

最近几年，这四重历史趋势出现反转的迹象愈来愈明显，也难怪许多欧美社会的有识之士，均不约而同地提出警世之论，提醒自己国内的读者：西方国家所熟悉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从《新闻周刊》（Newsweek）前总编辑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所宣称的——我们正进入“后美国世界”（post American world）以及正面临人类近代史中“第三次重大的权力移转” ，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韦伯（Steven Weber）与另外两位年轻同事所描绘的“没有西方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所宣称的“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已经结束，21世纪将是一个无极世界” ，到政治风险顾问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布雷默（Ian Bremmer）所描绘的“零极”结构，世界秩序正开始进入各国自扫门前雪的新阶段。 他们的共同语言没有别的，就是西方国家要准备迎接一个崭新的全球权力结构。

这四重历史趋势出现转折之共同特征之一，是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最后是物极必反。当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将“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与“民主帝国主义”（democratic imperialism）的教条推进到了极致时，也就无可避免地加速了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的崩解，无可避免地引发了世界各地抗拒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力量凝结与反扑。当华尔街无止境地追逐虚拟经济中的投机暴利时，无止境地在全球推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自由买卖时，也就无可避免地引发了1929年经济大恐慌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将战后长达60年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期带入一个深不可知的震荡收缩期。

这四重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另外一个共同特征，是名与实之间的落差日益明显。这些看起来浩浩荡荡无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其实都存在浮夸、装扮、矫作的成分，其真实面貌与本质最后必然会逐渐暴露。过去世人对这四重历史趋势的理解与体验，多少都受到意识形态框架与选择性认知的影响。等到一连串不寻常的重大历史事件出现，世人受到刺激乃重新检视这些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架构，乃重新发掘出过去被扭曲或掩盖的事实。接下来，为这些历史趋势提供动力来源的信仰基础就会松动。

过去世人为美国无与伦比的超强国力所震慑时，就无法看清这个单极体系的结构也有脆弱的一面。当选举式民主被树立为唯一具有正当性的政治模式时，大多数人就选择性地忽视“民主门面”背后的权力腐化、寡头垄断与民意操弄，同时世人也就轻易接受西方媒体对“非民主体制”近乎妖魔化的描绘。过去“西方中心主义”长期支配解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经验的话语权，非西方世界多样的现代化经验经常被削足来适履，硬被塞入“一元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分析架构，不同文化传承下的现代化路径与形貌的重要差异被刻意忽略或排斥。现在回头来看，其实“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才是一个更贴近20世纪历史事实的概念架构，从日本、韩国、新加坡、土耳其到卡塔尔都是如此。

这四重历史趋势在今日同步式微与反转，背后有两个共同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日渐衰败，另一个是中国发展模式异军突起。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面临崩解，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美国的科技领先与产业竞争优势逐渐被追赶上，导致美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必须长期依赖借贷与虚拟财富来支撑国内消费；同时，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当道，也让美国软力量大幅消退，过度倚赖军事投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的兴起也不断在削弱美国独霸的战略格局，让急欲摆脱美国战略围堵或政治支配的国家找到了战略依托，无论是俄罗斯普京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或是韦内瑞拉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路线，甚至是法国所倡导的多极世界，背后都有中国崛起的身影。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也让抗拒来自西方民主化压力或是试图突破资本主义模式而尝试其他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外部经济交往条件或意识形态空间上都得到喘息机会。

这四重历史趋势同时出现反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这意味着“一元现代性”的历史框架松动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现代性”的格局。过去在一元现代性框架下，衡量“进步”与“落后”的坐标是明确的，现在这个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开始受到质疑。这也意味着，非西方社会在面对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之选择时，享有更大的思维想象空间。与西方文明接轨未必是“进步”，与自身文化传承重新接轨未必是“落伍”；非西方世界更有条件开展费孝通所提倡的“文化自觉” ，因为西方世界加诸非西方世界的外部制约条件将愈来愈松弛。

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他们的发展道路不能重蹈西方物质文明的覆辙，因为地球无法承担；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必须另辟蹊径发展。中国与印度的知识精英更是责无旁贷，因为人口和经济规模庞大，两国的经济崛起对地球生态平衡的潜在冲击，将远大于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遗留的历史包袱，因此中国与印度无法回避自己的发展模式给全球带来的负面外部性问题。

这跟冷战结束后的头十年完全不同，当时所有非西方社会都面临“选项压缩”（narrowing of options）的困境，选举式民主与美国式资本主义似乎是唯一的道路。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同时面临两种可能的历史发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崩解与重组时期，在这期间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很难避免，许多全球层次的公共治理议题可能出现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迎接一个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来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交换模式，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论述领域，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及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W7Fi2kEt5DzMwD07KAUbA9xgPCQv9p1ww/dl806bVmhF0g6TCqBnxpRQKtpj47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