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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直下滑落。与西欧相比，美国劳工加入工会的比例原来就不高，最近30年更不断下降，从1983年的20.1%下滑至2012年的11.3%。近年来，美国最大的企业雇主，例如沃尔玛（Walmart），都在打压工会的发展。其次，代表企业的游说组织资金之丰沛，令人震惊。举例来说，2011年企业游说组织的预算是27亿美元，是劳工组织的90倍。同时，企业的广告支出也驯服了美国的电子传媒，使它们不敢碰触敏感或争议性议题，其主要功能退缩为制播娱乐视讯。在1980年代末期，共和党修法大幅松绑传播事业的控股规定，倾向共和党的控股集团开始通过兼并与收购，将美国绝大部分的地方电台与报纸纳入旗下，只剩下少数东岸自由派报纸，还维持对时局的批判力道。
最能代表大企业对美国政治主导力量的，莫过于美国媒体所谓的“六人帮”（Gang of Six）。“六人帮”包括美国制造业协会、商业圆桌会议、独立企业联盟、美国餐饮业协会、美国批发与通路商协会，以及美国商会。这六大工商协会基本上主导操控了美国国会立法议程。
皮尔逊与哈克在其书中深刻地论证，导致美国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群体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最富裕阶层操控政治的能力不断上升，通过利益游说、金权政治与操控媒体，他们主导了社会基本游戏规则的重新制定，并将过去维护中产阶级的租税体制、管制规则、保障体制逐一侵蚀，让美国民主逐步沦为“富豪政治”（plutocracy）。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吉伦斯（Martin Gilens）教授与西北大学佩奇（Benjamin Page）教授针对1981年到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1 779个重要法案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利益团体与受雇于企业的国会游说者，才是塑造这些法案最终版本的关键力量，一般民众意见所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绝大多数法案的立法方向，都跟民意调查中多数民众的期望背道而驰。他们提出的严谨经验证据，更充分地说明美国政治体制早已丧失民主政治的精髓，而沦为富豪操控的寡头政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更在其《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沉痛地指出：过去30年美国富豪阶层可以通过操纵政治体制以及掌握媒体对社会大众洗脑，让行政部门与国会制定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将社会大众辛勤创造的财富席卷到自己的口袋中。尤其是华尔街贪婪的银行家，他们攫获的庞大财富不是来自对经济的实质贡献，而是来自胆大妄为的欺诈、莽撞嚣张的投机豪赌、巧取豪夺的掠夺性放款，这些无法无天的作为甚至让美国以及全球经济陷入险境。
斯蒂格利茨目睹美国富豪阶层的巧取豪夺，不禁感叹：“美国民主早已背离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实质上美国民主已经变形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
过去经常给发展中国家开经济处方的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也沉痛指出：“美国政客已沦为企业的傀儡，而广大选民则被漫天的广告包围和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