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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初夏，林徽因伴随父亲来到了欧洲。
两个多月的海上行程，万吨客轮如一叶扁舟，行驶在浩瀚的印度洋上，仿佛永远也到不了岸。浪涛日夜不息地拍打着船舷，徽因一直有一种眩晕的在梦中的感觉。
眩晕中，看天空由紫转蓝，由蓝转灰，看一轮巨大的红日从海水中涌出又落下，看光与影在波涛中追逐嬉戏。起风时，狂暴的大海仿佛要把孤单无助的客轮掀翻、撕裂，人便如羽毛般在船舱里载沉载浮。
上岸后很长一段时间，徽因仍然如同行走在船上，看什么都有些飘忽、恍惚。
按照出访计划，林长民带着徽因游历了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比利时的一些城市。
一处处文化名胜，一个个博物馆，还有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家家工厂、报馆，林长民都带着女儿一一走过。16岁的徽因原本对工厂报馆这些地方没有太大兴趣，但林长民却认为，恰恰是这些地方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可以给中国社会今后的改良作参考，故“不可不观”。
各处景物走马灯似的从眼前流过，各种印象叠加在了一起：巴黎街头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空气，罗马游览胜地绿色松林如波涛般望不到尽头，阿尔卑斯山上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法兰克福一碧如洗的蓝天上盘旋的鸽群——钟声、鸟鸣、树林、草地组成了和谐的交响，风情万种；遗址、遗迹如珍奇宝石穿成的项链，浪漫多姿；古老而迷人的欧洲像是一幅色泽古黯的织锦，散发着久远的高贵的气息。
游览之外，林长民更多的时间要用于各种应酬。他要出席“国际联盟协会”的会议，要与各国各地的有关人士晤面，他应邀去一些地方做演讲，还要接待许多慕名前来拜望他的当地留学生和华人社团的成员。当他忙于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顾不上徽因。徽因有许多时间一个人待在伦敦的寓所里。
徽因的感受是复杂的。她敞开心灵摄取吸收来自这个新世界的印象和知识，纷至沓来的杂驳信息常常使她感到既新奇又疲倦。同时，远离故国，远离同龄伙伴的她又时常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所适从。在父亲频繁外出的时间里，孤零零的她时常想，父亲出去给别人演讲些什么呢？他讲的那些问题有那么重要吗？他怎么根本就不在意近在身旁的女儿呢？
一个人的时候，她更多的是偎在壁炉旁，一本接一本地阅读英文版的书刊。此时，她才对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谨严的学风心怀感激。来到英国后，她没有怎么费力就能够自如地与人交流和用英语阅读。
她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读丁尼生、霍普金斯、勃朗宁的诗，读萧伯纳的剧本。刚开始，她的阅读还带有学习英语的目的，可读着读着，这些书就引领着她进入了一个令她心醉神迷的世界。尽管其中的一些作品她早在国内就看过林琴南的中译本，可如今读过原著，她才知道那些文言的译本是多么蹩脚，简直不能传达原文的情致于万一。徽因天性敏感细腻，文学唤醒了她对生活的种种体验，激起了她强烈的共鸣。
伦敦的天气仿佛永远只有好坏两极。
春夏之际，太阳明媚而艳丽。垂柳柔柔的枝条在风中软软地飘荡，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着青葱绵密的草坪，一切都有着鲜明的色彩，一切都充满了勃勃的生机。这时节，徽因总爱跟着女房东一同外出。
女房东是一位建筑师，徽因常和她一道出去写生、作画。她最爱去的地方是剑桥一带，那里有画不完的各种建筑和景致。徽因拿着一本书，坐在草坪上，四下望去，皇家教堂富丽庄严，皇家学院散发着宁静、幽雅的气息，“三一学院”图书楼上，拜伦雕像风神潇洒地凝视着遥远的天际。
在国内，徽因随着家庭的搬迁，南来北往走过许多地方，出国后跟着父亲也到过一些城市。可只有在这里，在尽情领略了英国剑桥脱尽尘埃的景色后，她才恍然觉察，那无边青青的碧草，潺潺奔涌的流水，窈窕玲珑的睡莲，明艳灿烂的朝晖晚霞，好像可以随着空气、星光一起渗透进人的灵魂。
她想起小时候住在祖父家，看过好多宋元名家的山水画。那时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画卷上，总是画着那么雄奇的山川，那豆大的房舍和米粒大小的人物。如今她懂了，人在自然的怀抱里真是很小，小到只想变成一株草，一朵花，一滴露珠。
在与女房东的交谈中，徽因知道了建筑师与盖房子的人的区别，懂得了建筑与艺术密不可分。以这样的眼光再去回想她在国内国外看过的庙宇和殿堂，果然就对这些建筑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从这时起，徽因萌生了对未来事业的朦胧愿望。
1920年9月，徽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伦敦St.Mary’s College（圣玛利学院）学习。
入秋后，伦敦就进入了湿漉漉的雨季。
这是一个阴郁的星期天，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一点儿也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
父亲去瑞士参加“国联”的会议，已经走了几天了。徽因一整天都是一个人待在书房里。她一边看书，一边心神不宁地听着外面的雨声。天渐渐地暗了下来，不知从哪里飘来了煎牛排和咸肉的味道。她感到饿了，来到饭厅，给自己煮了杯牛奶，在面包上薄薄地涂了层黄油，一边吃一边忍不住流泪。饭厅的天花板很高，灯很暗，长方形的大餐桌前只坐着她一个人。硬木的餐椅也很高，她坐在那里两条腿挨不着地，梳着两条细细辫子的身影映在饭厅的墙上，晃晃的，像是阿拉伯神话中的魔鬼巨人。牛奶喝完了，面包却无论如何咽不下去。她抽噎得喘不过气来，她实在太闷了，闷到不能不哭。读了那么多小说的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她盼望在这烦闷的、下雨的日子能有点浪漫的事情发生——突然有人叩门，进来一位聪明有趣的年轻人，坐在她的面前听她讲述自己的心事——或者是他们一起坐在楼上书房的壁炉旁，他给她讲故事——她做着所有这个年龄女孩子的梦，渴望着有一个理想中的人物来爱她。而生活中的她却从来没有一个男朋友，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如同她想象中那样浪漫而又聪明的人。
父亲总在外面忙着，她的生活中除了下雨还是下雨……
1920年的11月16日，从早上到下午一直是雾蒙蒙的天气，一个叫徐志摩的年轻人来拜访林长民。
徐志摩新近才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转学到伦敦。和他一块儿来的张奚若是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
人生有许多事情让人不可思议。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遭遇许多人，有的人几十年朝夕相对，却形同陌路、相知甚少；有的人不经意间相识相遇，却犹如前世今生，萌生出终生不渝的情谊。
当父亲和这两个年轻人亲热地寒暄、交谈时，徽因照例是端上茶点，在一旁听他们说话。她没有想到，这个肤色白皙、戴一副圆眼镜的青年男子，从此会闯入自己的生活。
徐志摩189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他的父亲徐申如在沪杭金融界有着相当的实力和地位。徐志摩出国前在北京大学攻读法政专业时，其内兄张君劢介绍他拜梁启超为师。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他遵从父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可后来发现，他对经济学、金融债券学等没有丝毫兴趣，却喜欢研读西方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著作。他尤其崇拜英国哲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罗素（1872—1970）。他悉心研读了罗素的《社会的改革原则》、《政治理想》、《往自由之路》等著作，下决心从美国转学到英国来，“从罗素”，求新知。就这样，他从美洲大陆来到了欧洲大陆。可他到了英国才知道，罗素已离开剑桥，到中国讲学去了。于是，他只得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重新攻读经济学博士。
此间，他结识了一批英国作家。在著名作家狄更生的帮助下，徐志摩获得了剑桥大学特别生的资格，可以随意在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选课听讲。后来，他由剑桥大学的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剑桥民主开放的学术空气、自由宽松的学习生活，让徐志摩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徐志摩见到林长民，很快就成了相见恨晚、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惊讶林长民“清奇的相貌，清奇的谈吐”。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林长民的谈吐“满缀警句与谐趣”，对人生有着“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抉剔”，他“豪爽、倜傥又幽默”，平生最“厌恶的是虚伪、矫情和顽老”，是一个自负于自己的禀赋，进而思政事有成，退而求文章千古的“书生逸士”。
徐志摩和林长民在一起，不仅谈社会，谈政治，也谈文艺，谈人生。徐志摩劝历经宦海沉浮的林长民“趁早回航，领导这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土”。
在他们互相引为知己后，俩人还玩过一场互通“情书”的游戏。当时徐志摩在剑桥读书，林长民经常外出，他们商量着互相通信。在通信中，徐志摩扮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一个有妇之夫，双方假设在这样不自由的境况中互相爱恋，在书信中互诉衷肠。
徐志摩最喜欢林长民的一句诗：“万种风情无地着”。诗句风流蕴藉，抒发了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欲求和无奈。他渴求情爱，而缠绵悱恻的情感却无处着落，渴求施展抱负，而满腔报国情怀也无处着落。他们用互通“情书”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感受、玩味“万种风情无地着”的万般无奈。
林长民离开人世后，徐志摩发表了他们这批通信中的一封，他在前面加上了说明，题目是：《一封情书》。
随着与林长民交往的深入，徐志摩和徽因也熟了起来。他发现，这个梳着两条垂到肩膀的细细辫子、像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不仅长得俊秀可爱，而且是个可以对话的朋友。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林长民，林长民不无骄傲地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徐志摩发现徽因读书很多，他们常常谈及一些作家作品。这些谈话让他兴奋。他感到，徽因的可爱不仅在她的外貌，更在她活泼跳跃的思维，明澈清新的识见。她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和悟性超出了她的年龄。
徽因的表达能力极强，她的北京话略带一点儿福建口音，而她的英语则是地道的牛津音，发音吐字有音乐感，听上去舒服极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徐志摩发现自己来林寓不仅仅是为了找林宗孟，而是想见到徽因，想和徽因说话。
冬天的伦敦雨雾连绵，阴霾潮湿，林长民又外出了。圣诞节、新年紧挨着，徽因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徐志摩撑着一把湿漉漉的雨伞来到林宅，带着他一贯温雅真诚的笑容，还带来了无穷尽的有趣的话题。
起居室里，壁炉的火明亮地跳跃着，这是房间里最暖和的地方。壁炉两侧一边一把舒服的摇椅，椅子上搭着苏格兰方格图案的毯子。平时，林长民总是在这里看书看报，与来访的客人聊天。
徐志摩和徽因坐在壁炉前，从伦敦冬季讨厌的雨雾谈起，谈到英国诗歌中对英国景物的描写。徐志摩告诉徽因，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拜伦、雪莱、华兹华斯和济慈。他问徽因读没读过济慈的《夜莺颂》，徽因立即用英语背诵了起来：“……这神妙的歌者，决不是一只平凡的鸟；他一定是树林里美丽的女神……”正背着，徽因停了下来。问徐志摩：“你听到过夜莺的叫声吗？”
徐志摩笑了：“济慈写的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一百年前的伦敦和现在大概有很大的不同。诗人们站在威士明治德桥上，可以在无烟尘的空气里深呼吸，可以望见田野、小山一直铺到天边。那时候的人更可能亲近自然，所以白天听得见满天云雀的歌唱，夜里听得见夜莺的啼鸣。我哪里会有这样的福气？”
停了停，徐志摩又说：“据写《济慈传》的雷顿爵士说，有一年济慈家邻居的树林里，飞来了一只夜莺，每晚不倦地叫。济慈快活极了，在半睡半醒中整夜地倾听，一直听得心痛神醉，写下了这首《夜莺颂》。”
徐志摩接着用英语背诵道：“……你还是不倦地唱着，在你的歌声里我听出了最香冽的美酒的味儿，还有那遍野的香草与各种树馨。……我的灵魂脱离了躯壳，跟着你清唱的音响，像一个影儿似的淡淡地掩入了你那暗沉沉的林中。”
当徐志摩停下来时，徽因说：“忘了曾在哪本书里读到过，济慈有一次在写诗时低低地自言自语：‘I feel the flowers growing on me.’（我觉得鲜花一朵朵地开在我的身上。）这是多么奇妙的感觉和想象！”
徐志摩点头称是：“这的确是想象力最纯粹的境界，孙猴子能七十二般变化，诗的变化更是不可限量。莎士比亚戏剧里至少有一百多个永远有生命的人物，男的女的、贵的贱的、伟大的、卑琐的、严肃的、滑稽的，其实都是他自己摇身一变变出来的。济慈、雪莱最通晓与自然和谐的变术。雪莱写《西风颂》时，不晓得歌者是西风还是西风是歌者；写《致云雀》时，不晓得诗人在云端里唱还是云雀在字句里唱。同样的，济慈咏《忧郁颂》时，他自己就变成了忧郁的化身：‘忽然从天上掉下来，像一朵哭泣的云。’他写《秋颂》时，他自己就成了那树上渐渐成熟的果子，或是稻田上静卧着的玫瑰色秋阳。”
说到这里，徐志摩话锋一转，谈起了中国一些艺术家想象力的贫乏：“咱们元代的书画家赵孟，世人公认其善画马。据说他为了画马，自己在家里关紧房门伏在地上学马的各种样子。如其这个故事可信，那我们的艺术家的想象就带出了粗蠢不堪的乡下人模样。”
徽因轻轻地笑出了声。
他们的谈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忘记了窗外绵绵的阴雨，忘记了壁炉的火苗在渐渐弱下去。
徐志摩告诉徽因，自己出国的初衷是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手段，走实业救国的路子。原以为振兴实业就是多开工厂，可出国以后，他已经改变了看法。他现在看见烟囱就感到厌恶，他同情那些在大工业机器轰鸣声中辗转挣扎着求生活的劳工。因此，他如今信奉新文艺，对政治有兴趣。林徽因不懂政治。她的心灵世界里，更多的是文学和艺术，是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她弄不大清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有什么区别；她更是不明白，父亲和徐志摩所关心的政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实生活。
徽因越是不明白，徐志摩越想对她讲清楚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认为从东方到西方，英国的现代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他说，德国人太机械，法国人太任性，美国人太浅陋，只有英国人堪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
他认为，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
他告诉徽因，星期天到伦敦的公共场所去转转，就可以看到英国政治生活的一斑。广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人群，有劳工党人，有保守党人，有自由党人，他们各自在宣传演说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的支持政府的某项政策，有的反对政府的某个决定；有的赞成天主教，有的赞成清教；有的在演讲自由恋爱的好处与弊端，有的在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总之，各种各样的主张和见解可以在同一场地对同一群听众发布。无论演讲者的态度多么极端，言论多么过激，广场上的警察只是对他的生命安全和言论自由负责，而决不会进行干涉。听说有一次著名作家萧伯纳站在一只包装肥皂的木箱上冒着倾盆大雨演说社会主义，最后他的听众只剩下三四个穿着雨衣的巡警。
徽因又笑了起来。
徐志摩这时结论道：正因为英国自由而不激烈，所以他们虽有革命的实绩却无大流血的历史记录；同样，因为英国保守而不顽固，所以他们虽然“不为天下先”，却也并不僵化落后。
尽管徽因对不同政党及其政治主张没有太大兴趣，但她仍然被徐志摩的讲述所打动。
打动林徽因的不仅仅是他奔放热情、洋洋洒洒的语言，而且还有从他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近乎于痴的执著态度。用徽因的话说，那是一种“孩子似的天真”。
胡适曾这样评析徐志摩：“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就是他的‘单纯信仰’。他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冬天的伦敦，多雨雾而阴冷。徐志摩在林家温暖的壁炉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