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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杭州蔡官巷林家宅院的最后一进院子，白粉的墙、黛色的瓦围着这个院落，院子里栽有枇杷、海棠。北面三间房子一溜儿排开，宽敞的厅堂两厢，东边是徽因娘的卧室，西边是徽因婶婶的住房。娘和婶婶这会儿都到徽因祖母居住的前院尽媳妇的本分去了，静静的后院里只有徽因。徽因躺在娘的卧室里养病，六岁的徽因出水痘了，按老家福建的说法，叫做出“水珠”。
往常这个时候，徽因正和表姐们一道，在前院的花厅跟着大姑母念书呢。“水珠”会传染，所以大姑母严禁表姐们到后院来看徽因。
徽因盼望有人来后院，不仅是因为病中孤独，像被囚禁似的，还因为她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出“水珠”。徽因喜欢“水珠”这个美丽的名称，她不觉得这是病，她因自己出“水珠”而有了几分骄傲和几分神秘的喜悦。她期盼有人和她分享这份喜悦。
她集中注意力听着各种细碎的声音。那些声音从外院传来，似有似无，显得不十分真切，更让她有一种梦境般的感觉。她觉得过了好长时间，可到底没有等来一个人。
她终于不耐烦了，慢慢地下了床，趿着鞋，走到了房门口。菱形镂花的木门斜斜地向着厅堂开着一扇，徽因扶着门框向外张望。
正当下午时分，厅堂当中的一张八仙桌异常寂寞地立在那里。桌上没有纸笔墨砚，也没有花瓶和插花，倒是每天吃饭时，那上面总是会有咸鱼、酱菜一类极寻常的小菜。可徽因却看呆了。她看到，厅堂的桌子上下映着一片金色的阳光，那阳光泄泄融融地铺开，桌、椅、窗棂，浴在澄明的光霭中，看上去像是静物图案。徽因不明白，顶寻常的厅堂，在春天阳光的映衬下，怎么会带上这样一种动人的气息。
徽因顺着窗前的椅子爬上了桌子。她望望窗外，院子里粉墙疏影，暗香浮动。她看看身边，桌上有娘梳妆用的镜箱。她拉开镜箱上的一个个小抽屉，一边玩着那抽屉拉手上花篮形状的小铜坠儿，一边听外面脆生生的鸟语。小小六岁女孩的心中，便永远留下了初春那一汪生动恬静的阳光。在这阳光的映衬下，一张孤独的桌子，一角寂寞的厅堂，一只精巧的镜箱，一声清脆的鸟语，还有“水珠”——那小孩子疾病的美丽名字，一起流动成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情绪，久久弥漫在她的心中。
多年以后徽因才明白，这莫可名状的情绪就是诗意。这诗意的阳光伴随着她，映照了她的一生。
林徽因是父亲林长民和母亲何雪媛结婚八年后的第一个孩子。
1904年6月10日，徽因出生于杭州。祖父林孝恂得知孙女出生的消息，喜悦地吟哦着《诗经·大雅》中的诗句：“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他为孙女起名为徽音。
徽音改名为徽因是三十年代初的事情。当时她经常有作品见诸报刊，而另一位经常写诗的男作者名叫林微音，报纸杂志在刊发他们的作品时，常把俩人的名字搞混。《诗刊》为此还专门发过更正声明。
徽因说：我倒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了他的作品，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了我的。从那以后，林徽音遂改名为林徽因。
林徽因原籍福建闽侯。祖父林孝恂字伯颖，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在浙江做官。历任金华、石门、仁和、孝丰知县和海宁知州。在任期间，他创办了养正书塾、蚕桑职业学堂，是清朝末年创办新学的先驱之一。
林孝恂有五女二男七个孩子，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长男。为了林家子侄辈的教育，林孝恂在杭州家中设立了家塾。家塾分国学与新学两斋，国学延请林纾为主讲，新学延请林白水为主讲。徽因的父亲、叔叔和姑姑们，从小打下了国学深厚的根基，又受到了新学的启蒙。
徽因两岁那年，父亲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法律。徽因与母亲跟着祖父母生活。
在徽因幼年的记忆里，父亲就是那个成年不在家的人，父亲就是一封封从日本寄回来的信。那些信都是写给祖父母的，信中抨击时弊，谈论政治，抒发抱负；徽因和母亲是父亲在信的末尾一笔带过的一句问候。
徽因四岁了。祖父让她跟着三个表姐，由大姑母发蒙读书。
大姑母常对家人赞叹徽因聪颖灵秀。一起读书的几个姐妹中，数徽因年龄最小、也最贪玩，听讲时看似漫不经心，可每叫她背书时，她总是滔滔成诵，口齿伶俐清晰。
1910年，林长民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与同学刘崇佑在家乡福建创办了福州私立法政学堂，他担任校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林长民把法政学堂交给别人管理，他奔走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到处宣传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就任临时政府参议院秘书长。他发起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拥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为领袖，并促其回国。
民国初年，风云际会，各种政治力量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林长民作为民初立宪派的名人，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张勋复辟期间，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林长民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后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司法总长。
随着林长民升迁的脚步，徽因一家由杭州搬到上海，而后迁居北京。
徽因12岁了。这两年她个子长得特别快，和小表姐语儿一般高了。家里把她和表姐们一起送进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读书。这里的教师都是外籍的，授课全用英语，学校有严格的校规，学生平时住校，星期天才可以回家。
12岁的徽因姿容秀丽，梳两条细细长长的辫子，笑起来颊上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从小多病，看上去有些纤弱，似一株亭亭的嫩柳，纤细柔美，又带有几分青涩。
新学期一开学，学校发下了新校服。培华女中的新校服是量着每个女孩的身材做的，十分可体。星期天，徽因和表姐们相约穿着新校服去照相，那是北京最好的一家照相馆，她们各自照了单人照后，又在一起照了合影。优裕的生活和良好的教养使林家的女孩子个个美丽大方、文雅出众。她们的校服是五四时代女学生装的改良：中式的偏襟立领琵琶扣圆摆上衣，西式的及膝百褶裙，深色丝袜，黑色带襻儿皮鞋，典雅秀丽中又有种洋派。走在大街上，引得行人纷纷驻足。
几个女孩平日在学校并不一个班，星期天凑在一起，唧唧喳喳有说不完的话，她们争先恐后地讲述着学校的趣事，抱怨着学校繁琐的规矩。徽因和表姐们在一起时，是活泼的小妹，可是，只有小表姐语儿知道，徽因其实并不快乐。徽因心里有一个结，那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在学校时，徽因盼着回家，可每次回家，她又有说不出的沮丧和压抑。
徽因很小就知道，父亲不喜欢母亲。母亲的心很苦，母亲常常背着人哭。
徽因的母亲出身于浙江嘉兴一个商人家庭，14岁时嫁给林长民做了二夫人。林长民善诗文，工书法，儒雅风流，才华超群；而徽因母亲却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旧式妇女。从小生长在商人家庭的她既不懂琴棋书画，又不善操持家务，所以，她既得不到丈夫的疼爱，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
她为林长民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徽因和小女儿麟趾。林长民对两个女儿疼爱有加，对她却始终十分冷淡。小女儿麟趾因病夭折后，林长民又在上海迎娶了年轻美貌的三夫人程桂林。从此，徽因的母亲就过着被丈夫冷落遗忘的生活。当时徽因母亲才31岁。
徽因唤程桂林为“二娘”，二娘为爹接连生下了几个弟妹。二娘和弟妹们住在前面的大院，徽因和娘住后面的小院。父亲回家后，总是待在前院。前院有弟妹们的欢笑吵闹声，前院还有父亲买给二娘的各式新奇物件。徽因喜欢前院堂屋里的那架自鸣钟。钟上有个小门，到了钟点，小门就会自动打开，从里面跳出一只小鸟，翠绿的羽毛，嫩黄的嘴，小鸟好笑地点着头，几点钟就叫几声。
徽因只要一去前院，回来就会听到母亲的数落。她数落前院，抱怨父亲。她边数落边哭，哭自己命苦，哭死去的温顺的小女儿。每当这时，徽因心里就交织着对父母又爱又怨的复杂感情。她爱父亲，却怨他对母亲冷漠无情；她爱母亲，却恨她在抱怨和嗟叹中使父亲离开得越来越远；她爱那些同父异母的弟妹，却又小心翼翼地怕伤了母亲的心。
这一切在徽因的心灵里，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对她的性格形成有久远的影响，也直接影响着她以后的人生选择。
多年以后，林徽因已成为一位颇有名气和影响的女诗人。1937年4月18日，她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题目是《绣绣》。小说写了一个凄惨哀婉的故事：乖巧俊秀的女孩儿绣绣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母亲懦弱无能、狭隘多病，父亲娶了新姨娘又生了小孩子；绣绣整日挣扎在父母亲无穷无尽的争执吵闹之中，挣扎在没有温情、没有爱怜、只有矛盾和仇恨的亲人之间，渐渐因病而死去。
小说最后以绣绣的小朋友“我”的口吻写道：“……那时我对绣绣的父母俩人都恨透了，恨不得要同他们说理，把我所看到各种的情形全盘不平地倾吐出来，叫他们醒悟，乃至于使他们悔过。却始终因自己年纪太小，他们的情形太严重，拿不起力量，懦弱地抑制下来。但是当我咬着牙毒恨他们时，……我悟到此刻在我看去无疑问的两个可憎可恨的人，却是那温柔和平的绣绣的父母。我很明白即使绣绣此刻有点恨着他们，但是缔结在绣绣温婉的心底的，对这俩人到底仍是那不可思议的深爱！……”
虽说这只是一篇虚构的小说，可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少女林徽因的心绪。
1920年，林徽因16岁了。培华女子中学英国贵族式的教育，培养了学生良好的举止和谈吐。徽因美丽聪慧又热情，无论是在同学中还是在家里众多的姊妹中，她都是最被喜爱的女孩。
而这几年，徽因父亲的仕途和抱负却屡屡受挫。
1917年11月，林长民因北洋政府的官场斗争，被迫辞去司法总长一职。这之后，他曾与同道好友汤化龙、蓝公武赴日游历，担任巴黎和会观察员，还曾著述撰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1920年，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身份被政府派赴欧洲访问考察，这是一次为时一年半的长旅，林长民决定携女同行。
正是北京的早春时节，虽然阳光明亮，却仍是春寒料峭。这一天，徽因收到了父亲的信，父亲在信中告诉徽因：“……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在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徽因捧着父亲的信读了又读。春风刮得正紧，她生怕突然一阵大风会把信刮走，会把这梦一般的激动和喜悦刮走。她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前——到欧洲去，和父亲一起到欧洲去，这是多么让人神往的事啊！她感到眼前那一片初春的阳光明亮得炫目，心中仿佛有鲜花在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