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笔记的代表作，作者是刘宋临川王刘义庆。全书共36篇1130则，主要记载了东汉末年直至刘宋初年近三百年间的人物故事，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学、思想、习俗、民生等诸多方面，保存了大量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世说新语》以文笔简洁明快、语言含蓄隽永著称于世，往往只言片语就可以鲜明地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鲁迅曾经评论其“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如《容止》记“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可谓闻其声见其人。又如《豪爽》记王敦“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其豪爽之态跃然纸上。又如《任诞》：“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淛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庾冰逃难途中命悬一线，情节之紧张令人握中生汗。可见，《世说新语》的文学成就极高，所以历来被视为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世说新语》反映最丰富的一部分内容，是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名士风度，也称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名士们言谈举止的一个总括。名士风度有三个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饮酒、服药、清谈。

魏晋时期士人阶层中嗜酒成风，而且毫无节制。刘伶因饮酒过度而伤了身体，妻子哭泣着劝他戒酒，但他却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接着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孔群当田里收成不佳时，他关心的不是口粮不够的问题，而是担心不够酿酒；周顗曾经一连三日醉酒不醒，被当时人戏称为“三日仆射”；阮咸等人甚至与群猪共饮；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官署的厨房里贮酒数百斛，便求为步兵校尉；张翰说过一句名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此类故事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

其一是纵欲享乐。汉末开始的社会动乱使人们毫无安全感，很多人便开始转向及时行乐，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毕卓所说“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

其二是惧祸避世，明哲保身。魏晋时期政局不稳，政权的更迭、权力的转移极为频繁，很多士人为能在纷乱的时局中保全自己，便以嗜酒来表示自己在政治上的超脱。如阮籍终日饮酒不问政事，因此得以寿终。

其三是表现任性放达的名士风度。魏晋名士追求旷达任放，并以饮酒作为表现形式。如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因此为世人所称道；又如阮修不慕权贵，常“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以显示其洒脱和不羁。

其四是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魏晋名士好老庄之学，讲求形神相亲，而狂饮烂醉便可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求得高远之志。所以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任诞》）王忱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

当然，魏晋名士中也并非个个是酒徒，干宝就曾劝郭璞不要饮酒过度，大名士王导更是屡屡劝人戒酒，并成功地帮助晋元帝戒了酒瘾。

魏晋名士还很流行服五石散。五石散主要由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这五种金石类药调制而成，因药性猛烈，服后需行走发散，故名五石散。又服者需冷食、薄衣，故亦称寒食散。服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求得长生，其次是为了感官的刺激，据说服后可以心情开朗、体力增强。何晏就曾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此外，服散据说还有美容的功能，对服散颇有心得的大名士何晏即“美姿仪，面至白”（《容止》），名士们因此纷纷效仿，形成风尚。

饮酒和服药展现的是魏晋名士任性、放达的性格特征，而清谈则是魏晋名士外在风度和内在气质的综合体现。清谈起于汉末，名士群集，臧否人物，评论时事，称为清议。魏晋时期的清谈则侧重于玄学，即所谓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清谈时一般分为宾主两方，先由谈主设立论题，并进行申述，称为“通”；次由他人就论题加以诘辩，称为“难”。也可以由谈主自为宾主，反复分析义理。清谈时，名士们往往手持麈尾，以之指划。如殷浩拜会王导时，王导特地“自起解帐带麈尾”，说：“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文学》）孙盛和殷浩清谈终日，无暇饮食，激动时挥舞麈尾，结果饭菜中掉满了麈尾上脱落的毛（《文学》）。

清谈是魏晋名士相互交流的场合，有些人能借以一举成名，如东晋名僧康僧渊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一天他径直到殷浩家里去，“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文学》）；有些人能结交到知己，如王羲之本来轻视支道林，但支道林论《庄子·逍遥游》时，“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有些人则借机刁难寻仇，如许询年少气盛，听说人们把他比作王修，觉得小看了他，“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文学》）。

清谈时宾主辩论往往非常激烈，有时高下立判，有时则不相上下。一般情况下名士们都能惺惺相惜，如王导与殷浩“既共清言，遂达三更”，王导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文学》）但也有反目成仇的，如于法开和支道林争名，他在逐渐处于下风时隐居剡县，经过精心准备，让弟子去和支道林辩论，并预先设计好辩论的内容与步骤，“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文学》）

除了饮酒、服药和清谈，魏晋名士们也注重内在的修养，《世说新语》把“德行”放在篇首，就很能说明问题。如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王祥至孝感动后母、庾亮不以己祸嫁人、殷仲堪性节俭、罗企生尽忠就义，说明虽然身逢乱世，但魏晋名士仍以德行为高，殊为感人。此外，魏晋名士多存高远之志，如刘惔之超然物外、戴逵厉操东山、管宁与华歆割席断交，这些都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洁身自好、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优良传统。

读《世说新语》，不能不读南朝梁刘孝标的注。历来对刘孝标的注都有很高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据家所引据焉。”由于篇幅和体例所限，本书没有选录刘注原文，只在注释中吸取了其中材料。

《世说新语》所载人物和故事，发生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要读通读懂《世说新语》，则必须首先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切忌以现代人的观念和常识对魏晋时期的人物和故事进行品评，否则在理解上就难免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

本书节选了《世说新语》的部分精彩内容，以故事性、趣味性和哲理性为主，以原书顺序编排篇目，并进行简单的注释和逐字翻译，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著者写于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