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到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研究人员访谈了超过125000人，他们年龄在15岁以上，来自121个国家。访谈问题是：昨天你是否压力很大？在发达国家，调查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在发展中国家和边远地区，他们挨家挨户上门访谈。

然后研究人员用电脑做了个国民压力指数。每个国家，有多少比例的人说是的，昨天他们压力巨大？世界范围内，平均值是33%。美国的指数挺高，43%。菲律宾以67%的比例居于榜首，而非洲的毛里塔尼亚排名最低，比例刚刚超过5%。

因为国与国比例不同，研究人家就琢磨：一国的压力指数，与其他指标，诸如幸福、寿命和国民生产总值有关吗？先根据你对压力的信念预测一下。承受更大压力的人，对公众健康、国民幸福和经济有好处吗？

令研究人员惊诧的是，压力指数越高，国民幸福度越高。说前一天压力特大的人比例越高，该国人口寿命越长，GDP越高。较高的压力指数同样反映出更高的幸福度和生活满意度。人们越说压力大，对健康、工作、生活水平和社区越满意。研究人员还发现，生活在腐败、贫穷、饥饿或暴力水平高的国家的人，诸如毛里塔尼亚，通常不认为他们的日子很难过。人们说有压力，所反映出的东西和研究人员所认为的客观的恶劣社会条件并不完全相关。

为了理解这个使人困惑的发现，工作人员研究了压力和其他情绪的关系。在感到重压的日子里，人们更容易生气、沮丧、悲伤或者担忧。但是生活在压力指数较高国家的人，同时也汇报说上一天里有更多快乐、爱和大笑。当涉及总体幸福感时，调查显示，最幸福的人不是没有压力的人。相反，他们是那些压力很大，但不消沉的人。这些人，更容易认为自己的生活接近完美。相比较，研究者汇报说，最不幸福的人，体验到更高水平的耻辱、愤怒及低水平的快乐。“很明显能注意到不关压力的事。”

我把这叫作压力悖论。高压既伴有痛苦，也带来幸福。重要的是，幸福生活不是没有压力，没压力的生活也无法保证幸福。虽然大多数人视压力有害，高压看起来却与我们想要的东西并肩而行：爱、健康以及生活满意度。

我们感知为压力的事情，怎么会伴有如此多的好处呢？理解压力悖论的最好方式，就是看看压力与意义的关系。研究表明，有意义的人生，也是有压力的人生。

你的生活有意义吗

2013年，斯坦福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对美国成年人做了次调查，年龄跨度在18～78岁，来评估多大程度上他们同意“总体来说，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这个说法。这听起来挺离谱，让人们反思自己的一生，判断是否有意义。但是，大多数人凭直觉就会知道答案。大概仅凭读到这句话，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内在评估。

研究人员接着要看，什么因素可以将强烈认同该说法的人与不认同该说法的人区分开来。有意义人生的最好预测指标是什么？

令人吃惊的是，压力排名很高。研究者询问的每项压力测量指标，都预测了更大的意义感。过去经历过最多压力事件的人，更倾向认为他们的生活有意义。说自己现在正承受很大压力的人，同样评价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人们觉得把时间花在担忧未来上面，也是有意义的，就像花时间反思过去的挣扎和挑战。研究人员得出如下结论：“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的人有更多担忧，但也比那些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的人有更大的压力。”

为何压力与意义连接如此紧密？一个原因是，压力看起来是真正投入角色、追求满足意义感的目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当人们谈论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源时，上榜清单是工作、为人父母、私人关系、照顾老人，还有健康。在最近的两个调查里，英国34%的成年人认为养孩子是生活中压力最大的事，而62%的加拿大成年人说工作是最大的压力来源。

每次问人们这些令人痛苦但有意义的角色时，压力悖论就出现了。比如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发现，抚养18岁以下的孩子，极大提高了日常痛苦的概率——而同时，你也拥有更多的笑声。那些说昨天压力透顶的企业家，也说那天学到了有趣的东西。感到有压力是生活出状况的信号，更是反映你多么投入在某些活动和深入在有意义的私人关系中的晴雨表。

研究同样表明，低压生活并不会让人们如想象般幸福。虽然多数人预测如果不那么忙会更幸福，但事实恰恰相反。人们越忙越幸福，即使被迫接受更多的任务。繁忙程度的急剧下降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退休会提高40%罹患抑郁症的概率。确实有意义的压力甚至可能对健康有益。在一项大型流行病研究中，汇报较高厌倦水平的中年人，在接下来的20年内死于心脏病的概率超过2倍。相对比，许多研究都显示，有更多意义感的人活得更长。比如说，某项研究跟踪了英国9000多名成年人达10年之久，那些说过着有意义生活的人，死亡率要低30%。即使剔除了包括教育、财富、抑郁，以及吸烟、锻炼、饮酒等行为因素，降低死亡风险率依旧成立。

这类发现可以帮助解释为何压力不总是对健康和幸福有害，以及为何不应该害怕有压生活。人们生活中最普遍的压力源和最大的意义来源往往重合，很明显，压力甚至会带来幸福。

压力可能是追求困难但是是重要目标的自然副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压力瞬间都富有意义。然而，即使我们正承受的压力本身看起来没有意义，它也能激发寻找意义的渴望——如果不是现在，就是在生命长河的更广泛时间段。毫不夸张，寻找意义的能力，驱动了我们在困境中不抛弃不放弃。人类具备先天的本能，赋予承受的痛苦以意义。这个本能甚至是生理压力反应的一部分，如反思、精神探求和灵魂探索等体验。压力情境唤醒了内在的过程。这是压力生活常常是有意义生活的另一个原因：压力挑战我们，让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

重新思考压力：什么带给你意义？

在日常的压力中寻找意义

1961年至1970年，生活在波士顿的约13000人参与了美国国民老龄化研究。接下来的五十几年，这些人持续报告生活中的两类压力：重大生命事件（如离婚或严重事故）和面对的日常困扰数量。2014年，一份针对他们的研究报告出炉，反映压力对死亡率的影响。两类压力中，日常困扰是死亡的更灵敏预测器。1989年至2005年间，有较多日常困扰的人，到2010年已经去世的比例，比承受较少困扰的人高3倍。

自然而然，媒体标题会宣传“压力大的人死得快”“科学研究表明，压力会杀死你”。但为了理解压力的有害性，你得看看研究人员如何衡量所谓的日常困扰。杀人的不是日常压力的存在，而是人们对其的态度。

日常困扰和激励指标罗列了典型生活的53个方面，包括“你的配偶”“工作性质”“天气”“做饭”和“教堂及社区组织”。它要求你评估在那一天，每一项是困扰了你，还是激励了你。基本上来说，指标考量的是，你视角色、关系、日常的活动为讨人厌的不爽经历，还是有意义的体验。你可能会想，“这取决于是哪一天”。而实际上，人们的评分一直相当稳定。视日常任务为烦人的包袱，而不是激励因素，是典型的思维模式。和那天发生了什么，没多大关系。

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压力能够影响这个趋势。如果认为压力有害，任何让你感受到一点儿压力的事，都像是对生活的侵扰。无论是在百货商店排队、匆忙在截止日期前赶工，还是计划家庭的节日晚宴，每一天的经历，看起来都是对你健康和幸福的威胁。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这些事抱怨个不停，仿佛你的生活已经脱轨，好像有某个无压的生活版本正等着你。想想2014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调查，日常压力最普遍的来源包括烦乱的日程、紧急的工作任务、交通、社会媒体，以及诸如做饭、清洁和维修这类的家事。这些都是正常的、可以预料的生活组成部分。但我们将其视为不合理的额外负担，认为它们阻止了生活呈现本来面目。

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不是压力事件的客观测评——更好地预测了五十几年来美国国民老龄化研究中那群人的死亡风险。将研究总结为“压力杀人”（很多媒体报道都这么干）是不合理的。该项研究带来的启发，不应该是企图减少那些所谓的困扰，而是改变你与视为困扰的日常经历的关系。带来压力的体验，同时也是力量或意义的来源——而我们必须选择那样看待它们。

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经典研究，提供了一个在日常压力中培养意义思维的极佳方式。斯坦福大学的一群学生，同意在寒假时写记录。有一些被要求写出他们最重要的价值观，以及日常活动与这些价值观的联系。另一些被要求写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好事。为期三周的寒假结束，研究人员收集了学生的记录并做访谈。那些写出价值观的学生更健康，精神状态更好。寒假期间，他们较少生病，其他健康问题也较少。返校后，他们对自己应对困难的能力也更为自信。写出价值观，对那些在寒假时经受了最大压力的学生，有最为积极的影响。

研究人员分析了2000多页学生写的记录，试图搞明白写作任务为何如此有帮助。他们的结论是：关于价值观的写作，帮学生看到了生活的意义。压力体验不再仅仅是必须承受的困扰，它们成为学生价值观的表达。开车带年幼的兄妹，反映了学生多么重视家庭。申请做实习生，是迈向未来目标的一小步。对于那些被要求在日常活动中发现最深刻价值的学生来说，可能挺烦人的小事，变成了有意义的时刻。

自这项研究之后，好几十项类似研究接踵而来。它们表明，写下你的价值观，是曾经研究过的最有效的心理学干预之一。短期来说，写下个人价值观，让人感觉更有力量，有掌控感、自豪和强大。同时让人感受到更多的爱、与他人的联结和同理心。它提升痛苦承受力，增强自我掌控，减少压力体验后的无益反思。

长期来讲，写出价值观会提升学业成绩，减少看医生，改善心理健康，有助于所有事情，从减肥到戒烟，到解决酗酒问题。它帮助人们在面对歧视时执着坚定，减少无力感。很多时候，一次思维干预，就可以带来这些益处。花10分钟写下价值观的人，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会受益。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思维干预这么强大？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杰弗里·科恩和大卫·谢尔曼花了15年，对该思维干预做了有价值的研究。他们得出结论，书写价值观的魔力在于它转变了你对压力体验的思考，以及应对它们的能力。当人们与自己的价值观联结，他们更倾向认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和他人支持来改善处境。他们也倾向认为正在经历的困难是暂时的，问题不是不能改变，也不会因此搞砸自己的人生。

随着时间流逝，这个新的思维会自我生长，人们开始视自己为能克服困难的人。科恩和谢尔曼把这叫“个人富足的叙事疗法”。换句话说，当你思考自我价值时，你给自己讲的关于压力的故事改变了。你认为自己很强大，能够在逆境中成长。你变得更欢迎，而不是逃避挑战。你更能从困难情境里发现意义。

随着很多有效思维干预的进行，人们通常会彻底忘掉激发了积极改变的实验。但是益处会一直持续，因为人们给自己讲的关于压力的故事改变了。持续的好处不是很久前进行的10分钟书写带来的直接结果，而是它引发的思维转变的产物。

重新思考压力：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记着你的价值观能转化压力

有时候，身处压力环境中，你得转换思维。研究表明，在压力时刻反思你的价值观能帮你更好地应对它。举例来说，在安大略滑铁卢大学做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每人拿到一个手环，上面写着“牢记你的价值观”。斯坦福大学做了这个研究的另一个版本，给每个参与者一个钥匙链，他们可以将个人价值观写在纸上，塞进钥匙链里。感受到压力时，他们可以看看手环或钥匙链，在那个时刻，思考一下自己最重要的价值观。这项指导可以帮助人们应对逆境，甚至比一次性的书写练习还好。

在我的“压力新科学”课上，我给每个学生一个手环，提醒自己的价值观。一个叫米丽恩的学生写信给我，讲述手环是如何帮她应付困难情况的。她的丈夫乔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征兆，虽然诊断很慎重，乔的神经科医生还是怀疑阿尔茨海默病是他记忆力衰退的背后元凶。乔曾经是公司高管，意识能力越来越下降的征兆给他和米丽恩拉响了警报。他们原本期望一起慢慢变老，但那幅温馨画面越来越像海市蜃楼。

米丽恩和乔一起做了价值观练习。她选择耐心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价值观，乔选了幽默感和诚实。米丽恩告诉我说，接下来的一周，她多次记起和践行了价值观。她同样目睹了乔也在练习价值观，这也赋予了她力量。当乔丢了手机，而米丽恩在冰箱里发现它的时候，乔承认不记得把手机放那儿了，甚至拿这事开玩笑。这点亮了他们两人的压力时刻。

对米丽恩和乔来说，避免压力是不可能的，否认它也毫无助益。他们做不了太多来控制身处的境遇，而选择价值观是主宰体验的一个途径。当无法控制或消除压力的时候，你依然可以选择如何应对。牢记价值观能转化压力，将其从违背你意愿、超出你掌控的东西，变成邀请你敬畏、唤起你注意的信号。

考虑一下，创造一个实物，作为自己最重要价值观的提醒。可能不是手环或钥匙链，而是贴在电脑屏幕上的即时贴，或者手机贴纸。然后，当压力来袭，记起价值观，问问自己在这个时刻，它能如何引导你。

你和在乎的人如何谈论压力至关重要

两个医生相对而坐。一个说：“给我讲讲你的经历，面对特别难过的病人的场景。”然后他安静倾听，而对面的遗传科医生，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她当时在告知一位年约40岁的妇女，其16岁的儿子得了马凡氏综合征。该病是罕见的基因紊乱，会导致骨骼非正常发育。得这种病的人，四肢、手指、脚趾会变得很长，心脏也会衰弱。2年前，这个妇女的老公，因为马凡氏综合征死于动脉破裂。医生不得不向她解释，她的儿子遗传了曾经杀死她老公的基因缺陷。

当医生讲完这段经历，倾听者温和地问：“那个经历为何如此难忘或者如此有意义？”然后又问：“你运用了什么个人优势，帮你应对当时的痛苦？”

这些医生正在参与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和牙医学院开发的一个项目，该项目用来降低医疗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两个医生设计了这个项目，一个是米克·克拉斯纳，一个是罗纳德·爱普斯坦，他们意识到医务工作者需要处理工作上的压力。许多医务人员都被训练关掉自己对疾病、痛苦和死亡的情感反应，以保护自己免受折磨。他们视病人为物体或者一个程序，而不是人。

初期看起来这像是降低压力的好途径，结果却有沉重的代价。对于医务人员，想从工作中找到意义，需要他们思考陪伴承受痛苦的人，尽全力消除其苦痛是至高的荣耀。企图防卫围绕身边的痛苦，恰恰提高了透支的风险，因为这剥夺了意义的重要来源。不光医务工作者，法律人士、社工、教育从业者、父母、护理员、神职人员，都有这个问题。这些角色可能很辛苦，但同时也是个人意义的丰富来源。试图创造心理盾牌抵抗压力，会影响寻找目的和满足感的能力。

克拉斯纳和爱普斯坦提出了一个有些激进的策略，以提高医生的抗挫力：教他们全情投入，即使在很困难的时刻。拥抱痛苦和意义的关系，而不是与之对抗。最重要的是，建立医生社区，大家可以互相分享，支持创造意义的思维模式。

每周一次，一小群医生见面2个小时。开始先做一个正念练习，比如感受呼吸和身体的知觉。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正念不是关于放松或者逃避当天压力的。相反，它是关注和接纳当下任何想法、感觉和情绪的能力。如果觉得悲伤，就注意悲伤在身体里是什么感觉。不要试图推开它，或者用快乐的想法替代。生理压力反应的其中一个影响是让你对体验更开放，你感受到更多，注意力得到拓展，你对别人和环境更敏感。提升的开放性是有益的，但也可能让人受不了。许多人，当面对别人的痛苦，体验到这种开放性的时候，会想要关掉它。所以他们转移注意力，或者保持疏离，或者买醉逃避。正念练习是训练你对所感所觉保持开放，而不是关掉它。

正念练习之后，医生们讲故事。每次聚会，提供一个主题。某一周，他们谈论照顾濒死病人的时刻。下一周，他们分享改变自己对病人看法的那些惊奇际遇。再一周，主题是失误、埋怨和宽恕。讲故事邀请大家反思医疗实践，并且从中发现意义。

开始时，医生们花几分钟自我准备，就自己要分享的故事，写下一些想法。然后他们配对，或组成小组。他们轮流讲故事，听者有两个任务。第一，真正地倾听——让自己听、感觉和理解别人的经历——同时注意这个故事如何影响了自己：听故事时他们的感受，下了什么判断，哪些情绪浮现出来。第二个任务是帮助讲述者找到经历中的意义。听者是通过问问题，而不是给建议来完成这一步。“为什么那很难忘？在那种情况下，你做了什么有助的事情？你学到了什么？”

他们还被鼓励把在团体中开发出来的倾听技巧，运用到医疗实践中去。不匆忙，或者自我封闭，而是允许自己真正地聆听和感受病人或家属的说法。与病人及家属目光交流，给予完全的关注。不打断，除非是问有助于了解病人感受的问题。如同在讲故事练习中与搭档共同学习一样，在工作中的压力瞬间，医生们练习开放，而不是竖起盾牌。

首批完成该项目的70位初级护理医生，开始2个月每周见一次，后来的10个月每月见一次。项目结束时，他们报告说极大降低了职业倦怠。他们较少被工作榨干情感，早晨也不再担心起床去面对又一天的工作。他们从工作中找到了更多满足感，不总像以前那样，说后悔进了医疗行业。医生们面对压力时也不再感到孤单。就像一位医生说的：“感觉自己不再孤单，我们感受的、经历到的，都很正常。”

这对医生心理健康的提升十分显著。干预前，他们填过一个抑郁和焦虑的调查表。在典型的成年人中，男性的平均分是15，女性的平均分为20。医生们开始的平均分是33，第8周项目结束后，这个分数降到了15。到一年期的项目结束时，分数降至11——这是心理幸福感的极大转变，尽管并没有改变他们工作的紧张本质。

同时，医生对病人的同理心也有所提高。他们描述说面对罹患疑难杂症的病人，他们感觉到好奇，而不是厌恶。花时间在承受痛苦的患者身上，他们感觉恩慈，而不是被拖垮。

对痛苦——他们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持开放，使得医生们重新与意义联结。这个策略，对以往压力管理是种挑战。不是试图减少压力，而是拥抱它。当压力是带来意义的事物的一部分，那抵制它并不会消除压力。相反，花时间全情投入，从压力中找到意义，则能够将其转化。它不再耗竭你，而是带来滋养。

这个方法曾经帮助我处理过职场角色中的压力，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角色——教师。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使我裹足不前，但最后对我将自己视为人师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经历。2006年，我开始接手组织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入门课程。这是一门大课，有好几百名学生注册，使用10多位教学助理，从许多学院邀请演讲嘉宾。到了秋季学期，我觉得课程走上了轨道。但2007年1月，我收到了本科学生宿舍教学总监的一封邮件。他通知我说，我的一名学生在寒假时去世了。该学生曾上过秋季班，没有通过考试。

总监没说学生是怎么死的，但我的心慢慢下沉。Google了名字后，我发现了关于这个学生的两条信息。第一条是去年夏天当地的新闻报道，他作为学生代表致辞，说自己的目标是学医。第二条信息就是关于他寒假的去世。就在圣诞前夕，在家里的浴室，他浑身浇满汽油，点火自焚了。网上传言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学期，没有期望的那样好，耻辱令其自杀。

我脑子里立刻就想，我本可以做得不同。我查了每一封与他的往来邮件，其实也没几封。接近学期末他请了假，我答应他可以在家参加期末考试。但是忙于期末各种考试和评级，他没利用我给的选择，我也没有跟踪。理性来说我知道，没有完成心理学入门课程可能不是这个学生命运的转折点，他可能受困于抑郁或其他心理疾病。但不管他死于何种原因，我都忍不住会觉得自己对待学生的学业困境太傲慢了。花在完善演讲上的精力，应该更多花在与更多学生联结上。如果我坚持沟通，就有机会告诉他很多学习有困难的新生，最后都骄傲地毕业了。他或许能完成那门课。那会有所不同吗？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斯坦福大学不让把学生自杀这样的事公之于众，我只告诉了一个信得过的同事和一个已经是教学助理的研究生。虽然我没有谈论过这个经历，遗憾始终伴随着我——同时也是我的耻辱。直到几年之后，和已经成为好朋友的一名同事分享这个故事时，我才意识到，这个经历从根本上修正了我的教学方法。那个学生死后，我很投入地支持有困难的学生。我把帮助学生明白一次学习失败不能限制他们的未来或定义他们的能力，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我记得告诉过好几个新生，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学生。尽管成绩单上到处是C-，大学头2年学习很差，最后他依然进了医学院。他的推荐信里——包括我写的——谈的都是他的毅力和成长。）在谈论成绩和作业之前，我首先把学生当成人看待。我试着把这个理念传递给我训练的教学助理，并且将其视为该课所有教学原则的基础。

令我自己吃惊的是，在最近一次关于“找到教育的意义”的研究会上，我还给学院同事分享了这个故事。当回忆教学生涯里最有意义的经历时，它首先出现在脑海里。尽管事实上，我希望能改变历史，阻止其发生。

罗切斯特大学给医生们搞的项目告诉了我们，花时间对话十分重要。我们如何谈论压力，也很关键。在多数工作场合、家里、其他团体里，讨论压力的方式，关系到我们的幸福。我们可能抱怨压力，意淫着没有压力的快乐生活。或者以各种途径释放压力，而不是思考从中学习到什么。有时候，我们选择默默承受，避免诚实讨论带来的伤害。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注意到如何讨论压力，是练习思维正念的一种途径。思考一下，在何时何地，你有机会坦诚讨论面临的挑战，尤其在于你有意义的角色和关系中。

我的学生帕特里夏，受课程激励，和自己的女儿朱莉进行了一次关于压力的对话。朱莉和丈夫斯蒂芬养育着一个1岁的孩子——其生母无家可归，毒品上瘾，无力抚养孩子。他们把孩子从医院带回家，想要领养。过去这一年，他们都在等待孩子的生母放弃抚养权。等待期间，孩子的生母及孩子的祖父母频繁来访，朱莉和丈夫往返于家和法庭之间，还要跟社工见面。朱莉和斯蒂芬感觉就像是孩子的父母，但不知道最终是否能够领养成功。

朱莉受不了了，考虑找医生开药治疗抑郁，感觉自己被彻底打倒，开始失去希望。帕特里夏认为朱莉很坚强，有能力应付这类烦人的流程。她决定和朱莉谈谈压力思维模式，尤其是朱莉应对挑战的想法。

两人一起讨论了这个过程对朱莉和丈夫多么重要。她们回顾了想成为养父母的原因，以及为了孩子着想，有人必须挺身而出，愿意经受这个难挨的过程。她们还讨论了为什么朱莉和斯蒂芬对这个孩子情有独钟。帕特里夏和朱莉一起，把这一年的压力，放到更久远的时间长河里加以思考。

虽然朱莉和斯蒂芬无法掌控结果，但两人知道，他们宁愿坚守，而不是放弃。于是两人开始采取能控制的行动，比如加入养父母支持团体，满足所有必要的要求，以保证领养符合程序。帕特里夏和朱莉的对话，以及它激发的积极改变，给了朱莉很大帮助，以至于她觉得没必要服用抗抑郁药。我真的希望能以打着漂亮蝴蝶结的领养文件来结束这个故事。但在我写这段的时候，过程——既痛苦又有意义——还在继续。

你和在乎的人如何讨论压力，至关重要。我们了解自己能做什么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去看。你可以帮别人看到他们自身的优势，提醒他们困难的意义。

逃避压力的代价

当审视日常生活，我们可能会想到某个压力巨大的日子，然后说：“哇，我可不喜欢那一天。”而身处其中时，你或许会期望压力小一些就好了。但如果你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生命，剥离掉每个有压力的日子，你发现剩下的并不是理想的生活。相反，你会发现同时剥离掉了那些助你成长的经历，你最自豪的挑战，以及使你成为你的那些关系。你或许远离了不适，但同样会抹去某些意义。

当然，期望无压力的生活，不是不正常。然而，追求这个愿望，会付出沉重代价。事实上，伴随压力而来的很多负面结果，实际都是企图逃避它的产物。心理学家发现，企图逃避压力，会极大降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快乐。逃避压力还会带来孤独。针对日本同志社大学学生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流逝，逃避压力的想法，能够引起联结感和归属感的下降。有这样的目标，甚至会拖垮你。比如说，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询问学生的目标，然后对他们做了为期1个月的跟踪。贯穿两个典型的压力段——期末考试和寒假——那些最想逃避压力的学生，注意力、身体活力和自控力下降最多。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美国退役军人办公室，曾经做过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跟踪1000多名成年人达10年之久。研究之初，工作人员问参与者是如何应对压力的。那些说试图逃避压力的人，在接下来的10年内，更容易变抑郁。他们在职场和家里，经历了更多冲突，得到了更多负面结果，比如被炒鱿鱼或者离婚。重要的是，逃避压力比研究开始时出现的任何征兆和困难都更好地预测了抑郁、冲突和负面事件的增多。参与者无论起点怎样，接下来的10年，逃避压力的倾向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心理学家把这个恶性循环叫作压力繁殖。它是企图逃避压力的讽刺性后果：耗费掉应该支持你的资源的同时，你创造了更多压力源。当压力不断累积，你渐渐无力招架、离群索居，因此更容易依赖逃避性策略，比如企图扫清压力情境，或者以自毁行为转移注意力。越坚定地逃避压力，越容易陷进向下的螺旋。如同心理学者理查德·瑞恩、韦罗妮卡·胡塔和爱德华·德西在《探索幸福》中写到的一样：“越想得到最多愉悦感和逃避痛苦的人，越可能失去生命的深度、意义和人心。”

重新思考压力：逃避压力的代价是什么？

最后的想法

当心理学家艾丽娅·克拉姆——那个将宾馆清洁员转化成健身者，试着改变人们对压力想法的铁人三项选手——谈论自己的工作时，分享了一个她学生时代的故事。一天，她在耶鲁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独自一人工作到很晚，迷失在自我怀疑中，开始忧虑手中的研究项目，担心能否最终完成。

咚咚，响起了敲门声，心理系负责IT的同事打开门，向内张望。没等克拉姆开口，IT同事评论说：“珠穆朗玛峰山腰，又一个寒冷、黑暗的夜晚啊。”然后他关上门，转身离开。

2周之后，克拉姆躺在床上，无法入眠，同事的话在脑海中回放出来。“如果在爬珠穆朗玛峰，你能够想象那一定很寒冷，要经历一些黑暗的夜晚，你疲惫不堪。”克拉姆想，“你相当可怜。但是，你期望怎么样呢？你是在爬珠穆朗玛峰欸！”在生命的那个时段，完成毕业论文就是她的珠穆朗玛峰。她不确定是否会成功，但那个挑战非常重要，值得苦熬几个寒冷、黑暗的夜晚。

每个人都有一座珠穆朗玛峰，或是你自己选择攀爬的，或是环境所迫，总之，你身处重要旅程当中。你能想象吗，登山者一边爬着洛子峰，一边说“这好难啊”或者在山峰“死亡区域”度过首晚时想“我不要这个压力”。登山者知道压力的来龙去脉，这对他有意义，是他的选择。如果你忘记了压力背后展现的意义，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它的受害者。“不过是珠穆朗玛峰山腰一个寒冷、黑暗的夜晚。”这是记起压力悖论的方式之一。生命中最有意义的那些挑战，往往伴随着暗夜而来。

企图逃避压力的最大问题是，它改变了我们看待生命和自我的观点。任何导致压力的事情，都被视为问题。如果工作有压力，你会觉得工作出事了。婚姻有压力，你会认为关系出问题了。如果身为父母有压力，你会觉得孩子出问题了。如果试图有所改变带来了压力，你会觉得目标出问题了。

当你认为生活应该少些压力，压力看起来就是能力不足的标志：如果足够强大、足够聪明、足够好，那就不会压力这么大了。压力成了个人失败的标签，而不是生而为人的证据。这样的思考方式，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视压力有害提高了抑郁风险。武装着这样的思维模式，你更容易感觉无望，更容易被打倒。

选择看到压力和意义的联系，能够将你从生活出问题了或者你没能力应付挑战这样的抱怨思维中解放出来。即使并不是每个令人沮丧的时刻都有目的，从生命更广阔的层面来看，压力和意义形影不离。秉持这样的观点，压力不会变小，但会变得更有意义。

第一部分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