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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金钱成为财富，人类社会就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凡夫俗子在追逐金钱的同时，既推动了社会进步，也招致了无数罪恶。追求精神满足的圣贤们把金钱作为万恶之源，由他们所编撰的寓言都以排斥金钱为宗旨。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古印度寓言集《五卷书》中的《痛苦的金钱》正代表了这种思想。
这则寓言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生活清贫而幸福。以后这个庙里香火旺盛，常有人上供好东西。和尚把这些供品卖掉积攒了许多钱。自从有钱之后，和尚不信任任何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把钱藏在自己的胳肢窝里，总担心别人偷走。这使他整天感到心神不安，痛苦不堪。作者的结论是：“钱并非好东西。弄钱的时候，有痛苦；想保住已经到手的钱，也有痛苦。钱丢掉了，有痛苦；把它花掉了，也有痛苦。”一句话，金钱成了痛苦的根源。
《五卷书》作为佛教的寓言反映的是“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现世”的宗旨。尽管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种思想有清醒剂的作用，但也相当片面。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人类行为的最本质特点是有明确的目的。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幸福。对个人来说，幸福最大化的基础就是金钱—无论人的幸福观是什么，物质享受，精神享受，自由选择，还是实现某种理想，没有金钱一切都谈不上。这就是“没钱绝对不幸福”的含义。每个人的幸福加总在一起称为社会福利，所以，社会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福利最大化。一个贫穷的社会是谈不上福利的。想想那些贫穷落后、内战纷飞的国家，有多少人痛苦无奈，哪能谈得上什么社会福利呢？金钱的确是重要的。没有金钱是清高不起来的，活命尚且艰难，哪能谈到精神文明、自由或理想呢？佛教讲“四大皆空”，其实只要财空了，传教者们无以生存，哪还能坐而论道？许多人视金钱为粪土，或者是钱太多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你去摸摸他的肚子，一定有许多还未消化的鸡鸭鱼肉；或者是作伪，一边讲金钱之恶，一边想办法敛财—像这个寓言中的和尚，现实中太多了。因此，现代经济学理直气壮地讲赚钱，讲富国裕民，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
但一个人有钱却并不一定就幸福—像这个寓言中有钱而痛苦的和尚一样的人也不少。豪门恩怨正是有钱带来的痛苦。一个社会财富多—GDP总量大而增长快—也不一定福利高。如果GDP增加，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对立加剧，一个肮脏而动荡的社会也无福利可言。看来全面的看法应该是金钱是福也是祸，是善也是恶。不过只这样说就有点诡辩似的辩证了，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是最无用的废话。经济学不讲这种废话。经济学分析问题总是离不开具体条件，因此，经济学家既不讲金钱万能，也不讲金钱万恶。他们把金钱作为中性的，研究在什么条件下，金钱是福是善，在什么条件下，金钱又是祸是恶。
金钱到底是什么，取决于如何获得金钱以及如何使用金钱。
对个人来说，如果以合法的方式勤劳致富，又善于把钱用到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地方，不像那个和尚一样仅仅是赚钱存钱，金钱就能给人带来幸福。勤劳致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对许多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得到钱的结果，而是奋斗赚钱的过程。这时金钱代表成功。那些靠贪污、抢劫一夜暴富的人不仅没有这种幸福，还会心里恐惧—贪官看反贪的小说或电影大概会心惊胆战的。缺乏了安全感，整天像那个和尚似的惶惶不可终日，是谈不上幸福的。同样，把钱用于吃喝嫖赌，花天酒地，也难有什么幸福。一个把金钱用于满足自己正当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人，当然是幸福的。但人的幸福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享受，还来自最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同情心，有对同胞的爱和关心。把钱用于帮助他人，捐助慈善事业，满足了自己的这种人性，同样是幸福的源泉。这时自己金钱的边际效用也不会递减了。
对社会来说，如何创造与使用GDP决定了GDP能否增加社会福利。增加GDP的正确途径是增加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如果以破坏生态平衡和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为代价增加GDP，GDP增加反而会使社会福利减少。同样，GDP也要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即不能用GDP去搞对外侵略或霸权主义，不能用GDP去满足少数人的欲望，更不能用GDP去搞什么花架子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树立了这种GDP观，增加GDP当然是福是善。
《痛苦的金钱》是劝人不爱金钱的。但是如果树立了正确的金钱观，爱钱又有什么不好？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的，即把众生送到彼岸的天堂。金钱实际上就是那只普度众生的船。和尚的痛苦不在于他有钱，而在于他不会用钱。如果把钱用于接济穷人，岂不阿弥陀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