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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有许多寓言都是讽刺人贪得无厌的，随手拣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
明代刘之卿算不上名人，只是万历年间的一个礼部主事，他所著的《贤奕篇》亦不是什么名著，但有一个“王婆酿酒”的寓言还颇有趣。王婆以酿酒为生，有个道士常到她家借宿，共喝了几百壶酒也没给钱。王婆亦没计较。一天，道士说：“我喝你那么多酒，也没钱给你，就给你挖一口井吧。”井挖出后，涌出的全是好酒。王婆自然发财了。以后道士又来问王婆酒好不好，王婆说：“酒倒是好，就是没有用来喂猪的酒糟。”道士听说，笑着在墙上题一首打油诗：“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卖，还道无酒糟。”写完走了，以后这个井也不出酒了。
这个故事与普希金的《金鱼与渔夫》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不过我相信，普希金没有侵犯版权。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写出了相同的寓言故事，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经济学家承认利己是人的本性，即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利己来自人的欲望。人有七情六欲，连一本正经的孔夫子也承认“食色性也”。满足这种欲望需要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有了钱，才能购买满足各种欲望的物品与劳务。所以，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想多赚钱无可厚非。人类欲望的特点是无限性，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永无止境。正是这种欲望的无限性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欲望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如果人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满足欲望的追求，社会就无法进步了。
传统的伦理观把欲望作为万恶之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对人性的扼杀。经济学家对欲望和利己的肯定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特别要强调的是，欲望、利己并不等同于贪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肯定了由欲望产生的利己的合理性，但他严格区分了利己与贪婪。他的另一部名著是《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一词是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要说明利己的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得由利己的人构成的社会也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斯密明确地反对贪婪。他的这两部著作构成既承认利己，又要以道德克制贪婪的理想市场经济社会。
欲望与贪婪有什么不同呢？欲望是人正当的要求，它与人满足欲望的能力应该是匹配的。换句话说，欲望是以自己的能力可以满足的，或通过正当途径的努力可以实现的。贪婪则是要去满足无法实现的欲望。在上面的寓言中，井里既出酒又出酒糟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王婆希望有酒还有酒糟就不是正当欲望，而成了一种贪婪。在现实中，一个有能力的人想买一辆车是正当的欲望，还可以促进汽车业发展和经济繁荣。但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想马上要一辆汽车就属于贪婪。不切实际地想做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就会使欲望变为贪婪。
乍一看，欲望和贪婪都是无限的，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美国心理学家把人由欲望产生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正常来说，一个层次的欲望满足了，再产生新的欲望，而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则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人的正常欲望应该随能力的提高而产生。比如，在你的收入满足了基本生活要求之后，就可以产生新的欲望，比如买一辆车。这就是正常的欲望更新。如果连饭也吃不饱就整天想买车，大概只能算贪婪了。
强调把利己、欲望和贪婪分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欲望推动人努力工作，而贪婪则会使人犯罪。再接着上个例子说，当你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想买车，你就会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或者在本单位做出业绩，或者去兼职，这都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如果是贪婪，每天只想迅速发财致富，就很可能走上犯罪之路。许多人正是被贪婪推上不归路的—从抢劫犯到贪官都是如此。欲望与贪婪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但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
人的欲望是很容易变为贪婪的。斯密多次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看到这种可能性。一个社会对财富的欲望一旦变为贪婪就变为对大自然的掠夺，一个人对财富的欲望一旦变为贪婪就不会勤奋工作，而是想歪门邪道了。
防止欲望（勤奋工作的动力）变为贪婪（犯罪的根源）的办法就个人而言是提高自己的道德自律。这也是先贤们经常劝告我们的。但仅仅靠这种劝说是无用的。作为一个社会还需要有制度上的防范，这就是法律的威慑力。对那些贪婪犯罪者的严惩正是要给其他人以警示。正如道士对王婆的惩罚是她连酒也得不到一样。道士不仅是在惩罚王婆的贪心，而且还是在警告后人别学王婆的样子。
现实中的王婆实在太多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读读这则寓言，太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