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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报告不仅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又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正是凝聚当代中国人智慧和力量的中国梦。
现代化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早在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推动的戊戌变法，就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后来胡适评价：“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中国进步打开了闸门。后来的五四运动实际上也是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由于中国连年的战争和动乱，“现代化”这个命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话语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现代化开始进入执政者的理念中。周恩来在1954年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目标。在195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并且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可以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重要成果，为后来“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做下了重要的铺垫。遗憾的是，这个设想被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
我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之后。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讲道：我们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小康状态”。比如，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至此，“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但有了具体的量化标准，而且有了一个中国老百姓易于理解也感到亲切的传统词汇——“小康”。1987年8月29日，即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阐述了“三步走”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2002年党的十六大，根据当时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现实，江泽民在报告中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可以说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胡锦涛在报告中进一步明确，确保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标准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013年3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主旨讲话中指出，面向未来，中国将相继朝着两个宏伟目标前进：一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现代化这个词在当今的历史学、社会学、科技史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广泛运用，但各自的表述不尽一致。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定义现代化指的是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从传统到现代，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历史过程。具体地说，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根据此规定，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人们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过程。而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水平进入了信息化阶段，因此有人把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信息化即第二次现代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定义现代化指的是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不仅涉及经济，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变化。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依据对几个现代化国家的实证分析概括的十项现代化水平指标。这十项指标是：（1）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2）农业增加值在GNP中占12%～15%；（3）第三产业在GNP中占45%以上；（4）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占70%以上；（5）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30%以上；（6）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10%以上；（7）城市人口占总人数的50%以上；（8）平均每个医生服务的人口在100个以下；（9）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这些指标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指标越来越不能准确而全面地反映现代化水平。其中许多指标我国的全面小康社会都已达到并超过了。
经济学对现代化的研究并不完全关注其结果的评价指标，更为关注其进程和发展战略，可以从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和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没有直接使用现代化概念，而是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概念。他在考察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经济发展的进程基础上，明确认为，自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一直是科学技术。标志着现今这个经济时代的重大创新是科学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生产领域的问题。他把这个时代称为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发展就成为现代化的中心问题。发展的程度除了用国民产值来衡量外，重要的是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其内容包括：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一国之中各个集团的相对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产品在居民消费、资本形成、政府消费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他也注意到，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技术、社会和时代精神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显得特别重要。没有社会制度上的变革，不可能产生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直接使用了“经济现代化”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源于新技术在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他界定：一个国家从贫穷走上富有，从传统走上现代，分为六个阶段：（1）传统社会。（2）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3）起飞阶段。（4）向成熟推进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起飞阶段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在经过起飞阶段以后的三个阶段的各个特征尽管有时间的先后，但都可以看做是进入经济现代化阶段后的各种表现。例如向成熟推进阶段是指现代技术在各个经济领域中广泛使用，实现经济长时期的持续的增长。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指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化服务的普及。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涉及自然（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和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风尚、社会秩序）两个方面。一方面，与医疗、教育、文化娱乐、旅游有关的服务部门加速发展，成为主导部门。另一方面认真处理和解决环境污染、城市交通拥挤和人口过密等问题。
以上所述的各种关于现代化的定义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蓝本的。其走过的道路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参照系。但是需要明确，我国所要推进的现代化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是追赶先行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其现代化阶段与追赶目标相关，基本实现现代化以中等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全面现代化则要以高度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明确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先行国家的现代化的区别牵涉到现代化理论建构。已有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导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则是以先行现代化国家作为追赶目标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属于过去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则属于现在时和将来时，需要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进行创造和建构。
建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毫无疑问需要借鉴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包括把其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作为参照系，把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发展方式上不可能是一样的。首先，先行现代化国家在过去的100多年中推进工业化时，地球上有很大一部分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是其附属国或殖民地，先行国家可以无所顾忌、无障碍地掠夺国外资源来支持其粗放方式的工业化。而现在，发展中国家作为后起的国家已经没有先行国家当时那种资源环境，不仅是物质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环境资源的供给也受到严厉的约束。因此，其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工业化不能走先行国家的老路，必须走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其次，在发展中国家启动现代化时先行现代化国家与之并存。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后发优势。就如库兹涅茨所分析的，在现代增长阶段，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可以在世界范围进行全面传播。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日益受到别国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影响。较晚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国家，可以选择和利用的世界知识和技术的丰富存量，因而有可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现代化所需的时间也不需要先行现代化国家那么长。关键是后起国家要具备相应的学习和利用世界创新的知识和技术的机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经济是最为重要的。
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现代化已有了三次大浪潮，每次现代化浪潮都是有产业革命或科技革命推动的。18世纪后期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英国搭上了这班现代化列车，成为现代工业的中心，然后其工业化浪潮向西欧扩散，把西欧国家卷入现代化浪潮。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电力和钢铁为标志。它所推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年轻的美国搭上了这班现代化列车，一跃超过英国成为最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以前两次现代化浪潮都会将落伍的国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方面继续延续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产生了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这次现代化浪潮影响之大和作用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在亚洲先是日本紧接着韩国、新加坡等国搭上了现代化的列车。与此同时，先行现代化的美国和西欧国家又在电子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现代化水平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现在在世界范围正在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据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者里夫金的描述，这是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革命，同时产生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场革命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必然催生新一次现代化浪潮。过去几次现代化浪潮都是同中国擦肩而过。这次绝不能失之交臂。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进行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际上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一道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顺应现代化的新浪潮，中国需要搭上现代化的列车。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先后经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阶段而亦步亦趋，走所谓的先完成工业化后推进信息化的两次现代化历程。要搭上现代化的列车就需要采用最新现代技术，不仅要利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信息化成果，还需要研发并采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技术。否则，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更谈不上现代化了。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和文化上长期落后，其重要原因是几次直接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业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或者说中国几次没有搭上现代化的列车。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写的《资本论》就将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英国作了比较：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当时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状况，后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国也没有赶上。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进一步落伍。因此现代化只能是存在于人们的梦想中。
现代化由梦想成为人们自觉、主动的意识，从而成就中国梦；现代化由人们的感性变为理性选择，从而成为治国理念，是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既有外源的因素，又有内生的因素。
外源因素是中国打开国门以后，人们看到了先行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因而也看到了自己与之的差距，感受到了现代化的震荡，产生了现代化的紧迫感。与此同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外资的引进，以及由此带来的先进技术、先进产业以及先进管理，大大缩短了我国与先行现代化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
内生因素是在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基础上产生的。首先是改革。所有现代化理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先有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才会有技术创新及相应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改革实际上为经济起飞和现代化铺就了“跑道”。其次是发展。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经济成就。GDP总量2010年达40.1万亿人民币（5.8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人均GDP35083元（5432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农业比重降到10.1%；工业比重达46.8%，已经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进入城市化中期。与此同时，以人民生活水平衡量，不仅告别了温饱阶段，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部分地区实现了全面小康，到2020年全国将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在此条件下开启现代化的进程是历史的必然。
显然，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在这个历史起点上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摆脱贫困问题，所要解决的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的发展问题。最为突出的是以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论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6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原因在于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过去较长时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因此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压力，首先是发展模式问题，或者说是发展方式问题。低收入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初，往往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困扰，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因此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其次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在一个以人均GDP为横坐标、以收入差距为纵坐标的坐标系中，人均GDP到4000至5000美元的时候收入差距到达最高点。广受关注的基尼系数正是一项收入差距的指标，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0.48。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已经超过了美英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差距不完全是由于制度的原因，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较大关系。再次是腐败指数也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时候，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权力太大，腐败的机会和数量都在扩大。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中国不能陷进去，必须要跨越过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路径是解决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世界银行2000年发展报告界定的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是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这几个方面正是现代化的要求。
中国的现代化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以经济现代化作为先导，然后渐次拓展。先解决人民的物质富裕，然后解决人民的精神富裕。从而使现代化的进程由经济向政治、生态、社会多个维度延伸。这也符合马克思当年的设想：只有在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给所有的人腾出时间，并创造出手段，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
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涉及生活质量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就具体的追赶目标来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参照系的选择应该分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是追赶中等发达国家（如韩国），全面现代化则是追赶发达国家（如美国）。二是被追赶国家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涉及科学技术、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等方面的水准。这个水准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例如，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以中等发达国家作为追赶目标。由于发达国家经济也在发展中，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和参照系是动态的，我国现代化的追赶目标既不能定格在1987年的中等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也不能定格在这些国家当年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时的水平，应该是以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最新水平作为参照系。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曾经把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现代化水准的主要标志。我国的这一发展水准基本上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阶段就可完成。现代化应该有更高的参照系。其发展的内容，不仅涉及工业化、城市化，还涉及信息化和绿色化。
现代化的追赶目标不仅涉及追赶对象，还需要明确追赶的指标，由此可找到与之的差距，从而明确现代化的目标。
库兹涅茨所谓的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指标大致有：人均产值的持续稳定增长；由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受制于分配的各种收入的提高和国民总产值的提高并驾齐驱，收入差距趋向缩小；总收入中消费支出快于储蓄的增长，消费结构沿着教育和较高生活标准所要求的方面发生变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从健康长寿、教育水平以及体面生活三大维度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的整体数值，据2011年世界银行数据，美国为0.936与澳大利亚并列第二，韩国为0.907，在世界上排名第12位，仅次于日本和加拿大；均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之列。我国为0.695的水平，世界排名第89位。我国现代化水平较高的苏南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0.813，恰好为极高人类发展类国家指数的下限，与世界排名第43位经济体的水平相当。
根据以上分析框架，比较以下几个重要的现代化指标，可见我国现代化的追赶目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大致反映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和能力。世界银行以国民人均年收入为主要标准，把不同国家划分为四类，即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根据2013年7月的核定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达12616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低于103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4085美元则为中上和中下收入国家的分界线。而高收入国家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化国家。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近50个高收入国家。中国2013年为6767美元，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下限。我国在人均GDP上的追赶目标可以分两个阶段：先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韩国为追赶目标，其2013年的人均GDP为2.5万美元，相当于中国当时的4倍。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后则要以美国和德国为追赶目标，前者2013年的人均GDP达5.1万美元，后者达4.4万美元。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是经济结构剧烈变革的过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随着现代化国家先后进入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三次产业中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中等收入国家普遍达到50%，高收入国家则达到70%的水平。例如韩国达到58%。我国的服务业目前只有43%。这意味着我国的服务业需要有大的发展。二是现代部门增长更快。虽然我国的制造业中大部分产品居世界第一，但现代部门产品并不都占优势，例如美国是在飞机制造、特种工业材料、医疗设备、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占据更大份额，我国是在纺织、服装、化工、家用电器等较低的制造业科技领域享有领先地位。服务业部门中的现代服务业更没有优势。这意味着现代化过程在我国将是现代部门快速增长并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的过程。
现代化不只是体现在经济现代化，同时也要在社会发展方面体现出来。社会与民生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与参照系国家进行比较的重要内容。社会发展体现在多个方面。这里突出几个重要指标。
首先是城市化率，美国已达82%，韩国达83%，我国才刚刚达49%。
其次是人均预期寿命，美国达78.64岁，韩国达80.87岁，我国为73.49岁。
第三是每千人拥有医生数，美国为2.7人，韩国为1.7人，我国为1.8人。
第四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美国为82%，韩国为96%，我国为30%。
第五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美国为2.79%，韩国为3.70%，我国为1.70%。
第六是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4.1吨/万美元，韩国4.3吨/万美元，中国为8.0吨/万美元。
第七是基础设施，以高速公路里程为例，美国达88700公里，韩国达3215公里；我国为85323公里。尽管我国与美国基本持平，但按国土面积和人口数平均，差距仍然很大。
以上指标说明我国同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还存在较大差距，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更大。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社会发展将越来越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点。